新生代建筑工人工作压力对不安全行为的影响:仁慈-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

为了探究新生代建筑工人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对不安全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并关注仁慈-威权型不同领导组合在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调节作用,通过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提出假设,随机抽取306名建筑工人进行调查,利用SPSS和AMOS软件分析验证假设模型。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建筑工人的工作压力显著正向影响不安全行为,且工作-家庭冲突在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作用;仁慈-威权型领导显著调节工作压力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的关系。该研究结果有利于项目管理人员利用仁慈-威权型领导风格的管理特质,减少因工作压力、工作-家庭冲突造成的新生代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发生。

威权型领导力对下属工作绩效的影响:领导-成员交换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以深圳15家企业中253名员工和52名领导为研究对象,研究威权型领导力对下属工作表现(包括任务绩效和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并探讨了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在上述影响过程中所起的调节作用。多重回归分析表明:威权型领导力消极的影响下属的工作表现,而领导-成员交换质量对这一消极的影响有着改善的作用,相对于LMX较低的员工,LMX较高的员工在威权型领导行为的影响下,其工作表现会相对好一些。

关于企业“威权型”领导风格的演进探析

随着企业管理环境和管理对象的变化,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威权型”领导风格必须得到调整和重塑,文章对“威权型”领导的文化根源进行了再辨析,对其权威基础进行了重塑,以期找到“威权型”领导风格的演进方向。

威权型领导对员工建言与沉默的影响:多重中介模型

文章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威权型领导行为、心理状态与员工建言/沉默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模型。通过对398名被试进行问卷调查,探讨了威权型领导对员工建言与沉默行为的影响,并检验了心理状态(心理授权、心理安全感与愤世嫉俗)在威权型领导与员工建言/沉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威权型领导对员工建言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可以通过影响心理授权间接影响员工建言。威权型领导行为对员工沉默具有直接正向影响作用,还可以通过降低员工的心理安全感,提高员工的愤世嫉俗情绪,间接影响员工沉默。

团队信任对威权型领导涌现的作用机制——基于心理距离视角

目前关于团队领导力涌现的研究大多集中于领导者个体特质,忽略了团队内部环境对领导力涌现的影响。威权型领导作为我国企业普遍存在的一种领导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一些弊端,因此深入探讨威权型领导涌现机制对我国企业管理具有现实意义。以华东地区某优秀大型文化企业29个项目团队的配对数据为样本,采用层级回归分析,从团队层面探讨了信任对威权型领导涌现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身份信任会抑制威权型领导涌现,威胁信任会促进威权型领导涌现;心理距离在团队信任与威权型领导间起中介作用;团队信任对心理距离的影响受到权力距离的调节,当权力距离较大时,威胁信任对扩大团队心理距离的作用增强,而身份信任对缩短团队心理距离的作用减弱。

威权型领导是否会引发员工的越轨行为?来自心理契约违背和个体自尊的解释

较之此前的越轨行为,数字经济发展背景下的越轨行为呈现出与数据结合、损害更为严重的特点。基于情感事件理论,文章通过344份企业员工数据,探讨威权型领导对员工越轨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验证了心理契约违背的中介作用,以及个体自尊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个体自尊既可以调节威权型领导与员工心理契约违背之间的关系,也可以调节心理契约违背与员工越轨行为之间的关系。当个体自尊水平较高时,威权型领导对心理契约违背的正向影响增强,而心理契约违背对员工越轨行为的正向影响减弱。研究结果拓展了对威权型领导影响效应的认识,为理解威权型领导与员工越轨行为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推动了个体自尊动态研究的发展,并为企业实践提供参考。

乡村威权型治理:一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乡村威权型治理作为一个理论研究的分析性概念,对于解释当下中国乡村治理存在的诸多重大问题和治理困境,较之其他相近的概念,似乎有更好的解释力和说服力;作为实践层面的乡村威权型治理,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主导样态和体制实态。集权型政治传统的深层影响、执政党在革命年代的领导体制及其行政范式的余风、人民公社全能体制的历史惯性等制度性资源和政治遗产是这一体制的主要成因。

从威权型法到自由民主型法——法治发展的全球趋势

法治社会的生成是一个不断削弱政治专权、捍卫个体尊严的过程。威权型法作为政治权力的孳息物 ,具有人格贬损、话语霸权、政法合一、严刑峻法等特征 ,从而使人不成其为人 ,使法不成其为法。从威权型法转向自由民主型法是全球化时代的法治发展趋势。自由民主型法的价值取向是权利至上 ;制度支撑是宪政体制 ,具体内容包括人民主权、权力分割、违宪审查、司法独立和政党守法等内容。

威权型领导对员工帮助行为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调节模型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企业和员工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加凸显,员工之间的互帮互助以及对企业的帮助行为对于企业发展也变得更为重要。威权型领导作为一种典型的领导类型普遍存在于华人企业中,并且在不确定性高的危机情景下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已有研究对于威权型领导的影响存在争议,并且缺乏对威权型领导如何影响员工帮助行为从而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探讨。基于社会认知理论,结合危机中人们的心理特点,从领导风格与员工特质匹配的视角,探讨威权型领导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作用对员工自我效能的影响;进一步地,探讨自我效能在上述交互项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构建有中介的调节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情景实验两个子研究检验研究假设。问卷调查的数据来自黑龙江省两家制造业企业的336名员工,运用Mplus 7.4进行数据分析;情景实验以具有3年~5年工作经验的200名员工为被试,进行威权型领导(高和低)与不确定性规避(高和低)的2×2组间实验设计,运用Spss 23.0进行数据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确定性规避显著调节威权型领导与员工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当不确定性规避水平高时,威权型领导与员工自我效能呈正相关关系;当不确定性规避水平低时,威权型领导与员工自我效能之间的负相关关系不显著。两个研究都验证了有中介的调节作用,即威权型领导与不确定性规避的交互作用通过员工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影响员工帮助行为。当不确定性规避水平高时,威权型领导经由员工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员工帮助行为;当不确定性规避水平低时,员工自我效能在威权型领导与员工帮助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研究结果丰富了威权型领导对组织结果变量具有积极影响的理论探索,响应了从新的理论视角探索威权型领导的中介和结果变量的呼吁,揭示了威权型领导何时以及如何促进员工帮助行为,为领导者在危机情景下结合员工特质明确领导风格、提升组织韧性、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第13届国会选举前夕的马来西亚:选举型威权的终结?

无论第13届国会选举结果如何,马来西亚50多年来的选举型威权体制正在走向松动:巫统已经不像以往那样能完全操控选举结果,一党独大的局面已有所改观,两大政治阵营的竞争体制(即"两线制")正在成为马来西亚政治生态的基本格局。为赢得国会选举、挽救巫统主导的国民阵线的执政地位,纳吉布首相实施了一系列亲民政策,但这些政策能否消解长期以来人民对巫统威权体制的积怨尚不得而知。在反对派人民联盟一方,他们其实也没有显示出成熟的替代执政能力,他们最大的政治资本是人民对巫统威权的厌倦。

从“宗法-专制”到“威权-法制”:当代俄罗斯法治文化模式的实践转向

当代俄罗斯法治进程中出现较为明显的文化转向,一是文化价值层面政治精英治国理念的调整,最大限度地利用传统价值并使之与现代文明相结合,尊重和回归传统文化成为俄罗斯发展的文化价值取向;二是法治发展中注重俄罗斯特有的权力传统合法性基础与现代国家治理相结合,采取渐进式方式,在以政治权力为中心的治理传统中融入和提升法律权威。实践层面的两个转向在深层次上则是传统的"宗法-专制"型文化模式向"威权-法制"型文化模式的转换,东正教仍然是团结社会的核心力量,但现代法治因素不断提升,正在从人神共治走向人法共治。

家长式领导及其影响机制研究

家长式领导是一种集绝对权威、长辈关怀和道德榜样于一体的领导方式。虽然家长式领导是立足家国文化和宗法社会提出的本土领导学构念,但是跨文化比较研究表明它在人治主义组织情境中普遍存在。针对当下家长式领导研究中整体知识架构不清、影响力不足等问题,文章系统回顾了其概念内涵、维度,考察了其影响机制和实践表现,提炼出“家长式领导研究”的整体性分析框架。文章指出,家长式领导是一个兼具时间动态性、空间立体性和关联联动性的概念,未来研究应在加强探讨其形成机制的同时,要结合时间动态性、空间立体性和关联联动性等方面予以拓展,立足领导学微观视角推动家长式领导研究。

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沿革、逻辑及趋势

印度独立至今,以相关决策过程是否具备机制化特征及其发展程度为判断依据,其国家安全决策机制大体呈现三个阶段性沿革:独立后较长一段时期,威权型决策是其主要特征,并随多届政府改革尝试向机制化缓慢演进;瓦杰帕伊政府重建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形式上确立以战略政策小组、国安会秘书处和国家安全顾问委员会为中枢的决策机制;近年莫迪政府的改革则在多个具体环节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朝着机制化拓展。在现代化发展和国家建构模式探索的双线逻辑推动下,印度国家安全决策主体不断扩大,决策过程和内容渐趋科学化,决策影响力不断拓展渗透向各领域,推动印度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朝着机制化运作、整体长远规划和系统化综合协调的方向不断演进。

工作场所智能技术使用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基于JD-R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方式检验智能技术使用对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影响,以及工作重塑在两者之间的中介作用和威权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智能技术使用正向影响员工工作幸福感,工作重塑在智能技术使用与员工工作幸福感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威权型领导负向调节智能技术使用与工作重塑的关系。研究结论为企业培育员工工作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

龙生龙,凤生凤?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

根据社会认知理论,探讨组织情景中领导者创新性工作表现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将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威权型领导作为情景因素,来探索它们的交互效应对下属创造力的影响。本研究采用问卷法,选取领导-下属配对数据,通过两个子研究来验证假设。研究结果显示:(1)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与下属创造力存在积极的正相关关系,创新的内在动机在其中起着中介作用;(2)威权型领导能够有效地调节这种关系;(3)领导创新性工作表现、领导成员交换关系和威权型领导对下属创造力存在三重的交互作用。最后,文章讨论了研究的局限与启示,并指出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棍棒之下出“孝子”吗——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研究

基于社会学习理论和压力源─情绪理论,本文以6个城市的226名员工为样本,探究了家长式领导对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影响机制,其中重点关注了威权领导的直接作用以及仁慈与德行领导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了自利导向伦理氛围和规则导向伦理氛围在威权领导和职场偏差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领导者在组织中展现的威权程度越高,越容易刺激员工职场偏差行为的发生;自利导向伦理氛围和规则导向伦理氛围在二者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仁慈领导和德行领导与威权领导的交互作用,可以削弱自利导向伦理氛围的形成,而对规则导向伦理氛围并不产生影响。

探究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层原因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使我国信息公开工作迈入一个更高的阶段,但实践中信息公开工作还存在诸多问题。威权型的政治治理模式是影响政府信息公开的深层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会停滞不前,事实上我国正在这条道路上前进发展着。

霹雳手段还是菩萨心肠？ 刻板印象下企业家领导风格与产品质量感知关系的研究

本文采用情景实验法考察企业家威权型与仁慈型两种领导风格与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的关系,引入认知信任解释具体的影响机制,同时关注产品属性超越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发现:无论是威权型还是仁慈型领导风格都能显著提升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相较于仁慈型领导风格,威权型领导风格更能显著提升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消费者根据领导风格所传递出的能力信息,对企业家的认知信任得以提升,进而增强其对产品的感知质量。对于威权型领导风格,相较于享乐属性超越的产品,实用属性超越下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感知更高;而对于仁慈型领导风格,相较于实用属性超越的产品,享乐属性超越下消费者的产品质量感知更高。本文的研究表明,企业家有风格胜于没有风格,而且'外显霹雳手段,内隐菩萨心肠'的企业家会更有助于提升消费者产品质量感知。此外,企业在向消费者传达其企业家领导风格的有关信息时有必要考虑自身产品属性超越。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新制度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新探索

运用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达龙·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为代表的一批新锐经济学家对"制度重要"这一新制度主义旧命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他们运用精致的计量分析方法,将制度变量作为内生变量纳入到长期经济增长的模型之中,从而建立了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同时,将历史计量经济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发现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发育成熟,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制度性必要条件,而包容性政治制度与包容性经济制度有相辅相成之效。即便政治制度有一定的攫取性,但只要经济制度走向包容性,以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分享经济成长的成果,从而激励更多的投资,那么威权型增长也是有可能的。可是,威权型增长多发生在后发国家赶超型发展的初期阶段,容易遭遇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增长模式必须经过转型,尤其是国家治理模式的创新,才能进入一个可持续性发展的新阶段。

Control Valve with a Constant Inner Authority Value

The aim of the article is to propose the method of designing double regulation control valves used in heating installations, allowing to obtain a constant value of the so-called inner authority and thus the constancy of the valve control characteristic, regardless of the pre-setting value set on the valve. The shape of the valve's regulation characteristics is one of the main factors determining the quality of the quantitative regulation, and thus the stability of the system's operation and overall operating costs. For this reason, the issue discussed in the article is important and can be applied in practical implementations of the valve sizing and the valve selection. The analysis was based on the relations binding the hydraulic resistances occurring inside the control valve, and the corresponding flow factors, using original author's proposal. The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as performed on a special measuring stand prepared for this purpose, measuring the values of the medium volume flow at a constant differential pressure, and then the results were converted into values of the flow factor, used in the proposed mathematical model. The results confirm the thesis put forward and the proposed mathematical model. High convergence of the results of experimental verification with the proposed mathematical model was obtain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