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技术威胁论”的批判与应对

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和散播的“中国技术威胁论”,立基于西方进攻性技术民族主义和“修昔底德陷阱”的观念基础。“中国技术威胁论”表现样态复杂多样,集中表现为中国技术“偷窃论”“间谍论”“霸主论”“数字威权论”“武器研发威胁论”五种类型。“中国技术威胁论”是遏制中国发展的“中国威胁论”新变种,是资本主义国家转移治理危机民众视线进而维护治理优势幻象的新伎俩,是塑造中国负面形象进而恶化中国对外交往环境、消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内认同的新手段。有效应对“中国技术威胁论”需从话语与实践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要遵循中国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内涵性与大众性相结合、继承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原则,生产出有效的应对话语;另一方面要实现“技术威胁”恐惧的逆向转化,推进信任传播与好感传播,发挥技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助力作用。

中国“气候威胁论”的深层悖论--以“内涵能源”概念的导入为例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凸显,国际气候博弈在全球治理中日渐活跃。一些国家以中国不参与温室气体减排承诺为由,在国际上制造"中国气候威胁论"。导入"内涵能源"概念这一分析变量不难发现,中国是内涵能源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净出口国,中国在存在巨大贸易顺差的同时,却存在着巨大的"生态逆差",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存在着深层悖论。为此,中国要在国际层次上积极开展全球气候外交,在国内层次上促进低碳经济发展。

“中国威胁论”成因探析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国力的不断增强,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在国际上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威胁论"给中国的和平发展造成了干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中国威胁论"的形成原因非常复杂,其中西方"人心恶"观念、地缘政治因素、美国霸权利益、中外文化差异、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是"中国威胁论"形成的主要原因。

人工智能威胁论溯因——技术奇点理论和对它的驳斥

近些年来,史蒂芬·霍金、伊隆·马斯克、比尔·盖茨等科技意见领袖一再表达对人工智能威胁的担忧,许多从事人工智能研究的学者也多有附议。虽然以现有的路线是否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人工智能仍存在一些根本的理论问题尚未澄清,但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一些智能程序或智能装置所展现出的炫目智力迫使人们不得不正视人有关工智能超越人类的论断和预言的可能性。2015年,在波多黎各召开的人工智能安全会议上,诸多专家预测与人类同等水平的智能体将会在2060年之前诞生;而2016年横空出世的AlphaGo更是将这种预测演变为社会对于超级智能的忧虑乃至恐惧。然而,本文认为:当前这种所谓超越乃至控制和奴役人类的"人工智能威胁论"是一种理据不充分的过度忧虑,因为支持这种观点的主要理论基础或前提——即加速回报定律和作为其结果的技术奇点理论——是站不住脚的。为此,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加速回报定律和作为其结果的技术奇点理论的来龙去脉,概括了驳斥该理论的若干视角,从而形了一条釜底抽薪的反驳路线。

在和平发展中应对“中国威胁论”

改革开放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纷纷出台,成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外部阻力。"中国威胁论"的理论和思想支撑主要来自"霸权稳定论"、"权力转移"理论、"文明冲突论"等。此外,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上的偏见以及西方社会的国际话语权优势也是"中国威胁论"存在的重要因素。对此,中国在向世界表明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方针的同时,还应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在"韬光养晦"的同时还要"有所作为",以沉着、自信的心态理性应对"中国威胁论"。

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兼谈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目标和理想。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明确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和目标,并形成了完整的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西方一些人有意歪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思想与行动,炮制"中国威胁论",试图阻止中国的前进。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应对,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霸权的终结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兼评“中国威胁论”

国强必霸,这是西方500年来始终不变的历史旋律。然而,国强必霸并非普世的历史逻辑,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人类将开辟一条强而不霸的现代化之路。习武不是为了打人,强大不是为了称霸。"强而不霸"的选择与承诺,不是中国崛起的权宜之计,不是消解"中国威胁论"的策略考量,更不是泱泱大国的草率表态,而是基于当代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文化逻辑以及现实逻辑得出的必然结论。今天,世界仍然处在霸权的阴霾之中,但霸权终结的曙光已经展露在新的地平线上。中国的崛起是终结霸权秩序的重要筹码,是重建世界秩序的中坚力量。21世纪,美欧主导的国际旧秩序必将终结,多极化将是世界秩序重建的基本方向,人类将有希望迎来一个没有霸权的新时代。

建构主义视角下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既是一些国家对"冷战"后国际社会观念空缺的填补,又是它们在对华关系上的一种敌对性文化选择。这些国家通过强调国家身份的差异性,污蔑中国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潜在"威胁。他们企图以"中国威胁论"这一观念来建构一个抑华反华的国际格局,以遏制中国崛起,防止中国成为他们在国际社会中的掣肘力量,维护他们既有的优势地位。我们对于这一阴谋应清醒认识,既要在国际观念和文化方面予以有力反击,同时也要在国家间互动过程中谨言慎行,以免给予其他国家指责的口实。

如何回应“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上升,"中国威胁论"近些年被西方媒体不时提起。去年的钓鱼岛事件、最近的南海局势,外媒又借机炒作。七一讲话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有力地回击了"中国威胁论"。

西方媒体“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建构探析

西方媒体对中国环境问题进行负面解读与意识形态化,通过反复报道负面典型事件,引用第三方观点以及采用讲故事的叙事方式,建构"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其主要原因在于西方与中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西方媒体具有营利特性,中西媒介力量结构失衡以及中国环境话语建构的缺位。要消除"中国环境威胁论"话语的负面影响,需要中国化被动为主动,建构中国环境话语体系,加强环境科学研究,有效提升环境学术话语权,大力发展对外媒体以及改进传播技巧与方式。

冷战后“中国威胁论”的历史演变

"中国威胁论"自冷战后愈演愈烈,成为中国发展外部环境的"无形天花板",准确把握其历史演变十分必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威胁论"随着中国的崛起与西方的相对衰落而浪潮迭起,演变内容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演变特征呈现为制造路径走向多元、覆盖范围持续扩大、波及领域纵深发展、影响程度愈加深重。由此可判断该论调伴随中国崛起全过程,其原因复杂但本质是固守"冷战思维"的西方国家不愿看到社会主义中国强大而抛出的"遏制中国"战略。中国必须把握其本质动机,保持战略定力,总结已有应对经验,构建并提升话语权,塑造新型大国形象。

“中国威胁论”在东亚的表现及应对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在西方国家舆论和东亚某些国家舆论中,出现了一波又一波的渲染、夸大、曲解中国发展会带来威胁的"中国威胁论"。这股所谓"中国威胁论"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弱或消失。相反时至今日,"中国威胁论"还会随着和中国有关或无关的事件以各种形式出现。"中国威胁论"虽然是一股国际舆论,但对中国的国际形象与和平发展环境起了破坏作用,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妥善应对。

美国新一轮所谓“中国威胁论”:特点、根源与应对

近年来,美国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兴起,给中国和世界的和平发展制造了障碍。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对华敌意更加明显、议题范围更加广泛、实践指导意味更加强烈。它既是美国霸权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与美国塑造"共同敌人"的现实需要,且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助推密切相关。中国需要保持战略定力、把握发展大局,提升国际话语权、塑造良好国际形象,理性看待中美关系、拓宽双方合作空间,积极应对"中国威胁论"给我国发展带来的挑战。

中国的和平发展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驳“中国威胁论”

国际上宣扬的“中国威胁论”内容繁杂,有“经济威胁论”、“军事威胁论”、“生态威胁论”、“意识形态威胁论”、“文明威胁论”等。“中国威胁论”与中国的发展强大不存在任何逻辑关系,主要是来自西方国家一些人对社会主义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曲解、冷战思维的继续以及用资本主义崛起的经验和西方国家关系理论来妄断中国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巨大贡献。

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西方冷战思维定式下的中国发展安全

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的突出表现,招来了国际上以"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为代表的种种赞誉,一时间盖过了早些年沸沸扬扬的"中国威胁论"。尽管全球化加深了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然而西方国家固守冷战思维,打着"普世价值"的旗号,并不惜以武力强行推销西方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的全球扩张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倾向,且完全无视正义、国际道义、甚至国际法的制约而随心所欲地在全球强行展开军事行动。美国战略重心东移,是其全球战略调整的重要内容,亦是其冷战思维定式的逻辑结果。在西方霸权逻辑中,无论中国做什么,无论中国怎么做,都是错的。从"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的走向可知,后危机时代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依然十分严峻。然而,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人类文明与社会进步的重要成果,无论是赞誉还是抵毁,无论是效仿还是围堵,中国的和平发展依然步履坚定。

新一轮“中国威胁论”的内因检视及对策思考——中国对外宣传的技术误区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提升,新一轮"中国威胁论"开始甚嚣尘上,严重毒化了中国国际形象并对中国国家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已成为中国政府必须置于优先排序解决的当务之急。尽管由于"安全"具有客观与主观的二元结构内涵特质,故一些国家主观臆断中国是威胁非中国可自主把控,但由于中国对外传播存在的一些问题,尤其是外交与外宣科学缜密的统筹协调不足,加之传播技巧不足,导致中国和平外交政策被强势国际传播尤其是大量民间基于激进民族主义思维的过度强势话语表达所抵消,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掀起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对此,必须客观分析、找准"中国威胁论"滋生的内在要因;理性认知、设置"中国威胁论"化解之优先排序;统筹协调、化解"中国威胁论"生成的内在动因;持续监察、防止"中国威胁论"诱因再度复杂化。

解构美国话语霸权——对“中国威胁论”的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为解构美国话语霸权、分析美国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一种很好的理论工具。话语就是指谈论和理解世界的方式,话语分析是以社会建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一种批判性分析方法,它以我们习以为常的话语为分析对象,以解构隐藏在话语背后的逻辑结构为主要方法。对美国“中国威胁论”的分析表明,“中国威胁论”是以现实主义理论为依据的,而现实主义在逻辑推理上是存在严重错误的。

如何应对“中国威胁论”

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战略格局与国际秩序发生了巨大变化,新格局与新秩序正在形成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大国面临新的战略选择,争夺21世纪国际新秩序主导权的竞争正全面展开。如何正确认识和适应这些变化,怎样才能做出合理的战略与政策抉择,不仅是学界非常关心的问题,也是快速发展的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对外政策课题。鉴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近期发起召开了“21世纪国际秩序与中国对外战略”专题研讨会,邀请在京十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就当前国际战略形势、国际格局与国际秩序及其变化趋势、中国面临的战略环境等战略性问题各抒己见,并提出相应的政策思考。现将与会专家学者的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期对于读者把握国际战略形势及理解中国对外战略有所裨益。

“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的缘起、特征与对策研究

生态环境是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外交、主权、安全、人权等紧密联系的命题。西方一些国家中的别有居心者利用其工具价值,以生态环境及其问题对处于低端发展中国家施压和遏制,甚至干涉其内政。一度时期,"中国生态环境威胁论"的噪声在西方一些国家此起彼落,具有历史性、针对性和复杂性。了解这些言论的特征,把握其向度,探讨其策略,事关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与和平崛起的当前和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