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解放与家国话语:抗战时期的“贤妻良母”论争及文学书写

在中国女性解放的现代历史进程中,晚清时期所输入的传统与现代并蓄的新式教育理念“贤妻良母主义”,虽经五四时期现代“娜拉精神”的冲击而黯然失色,但并没有就此销声匿迹,而是成了一股强劲的隐性挑战力量,并在抗战前后勃兴为一场大规模的“妇女回家论”和“贤妻良母主义”大论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进步知识界(女界)在驳斥国民政府及保守知识界复古论调的同时,也向广大女性提出了“从国家”“从民族”,做“国家的良母”“民族的贤妻”的新要求,号召广大女性走出家庭,积极参与到抗战救亡的洪流中。与之相应和,抗战文学也对民族救亡所需要的新贤妻良母进行了身心重塑,进一步书写了抗战女性在担负国家民族与家庭母职/妻职之间的困境,发出了女性解放的进一步吁求。

《玩偶之家》、《康蒂妲》和《终身大事》女性形象之比较

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创作的娜拉形象,因其觉醒和出走震惊了世界文坛,成为女性解放的代言人,娜拉精神唤醒了成千上万的女性与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进行斗争。《康蒂妲》和《终身大事》是在娜拉精神的感召下分别由萧伯纳和胡适创作的剧本。三部戏剧都是以女性在婚恋生活中遭遇的困境为出发点,反映不同社会环境下女性独立和女性解放的问题。三部作品中的女性形象虽然在人物塑造和表现深度上各有差异。

易卜生《玩偶之家》在中国的四种读法

刘洪涛在2003年第4期《湛江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同题文章说，通过对中国现代史上《玩偶之家》的流播史的梳理，可以发现，胡适、鲁迅、茅盾、郭沫若等四位文坛巨匠都对这部作品发表过极为重要却有巨大分歧的意见，这些意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发展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