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禁不止——中国古代的娱乐民俗与娱乐哲学

娱乐民俗是人类为追求快乐而暂时悬置现实利益的行为。中国古代的娱乐民俗与巫优的乐舞表演、诸侯间的争战以及赌博游戏密切相关。基于"表演、竞赛、机会"三种因素,中国古代形成了三种类型的娱乐民俗。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这些娱乐民俗体现出明显的阶级差异、地域差异以及相互糅合的趋势。问题的矛盾性在于,与中国古代娱乐民俗的丰富程度相比,其娱乐哲学显得十分单薄。虽然中国古代的娱乐哲学十分轻视、厌憎娱乐民俗并试图禁止它,但是参与其中的"娱乐体验"证明了娱乐民俗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这种意义与价值的独立性是基于社会功利的思考所无法裭夺的。

百年敦煌学之游戏娱乐民俗研究述要

敦煌学研究领域中的游戏娱乐民俗鲜有专文讨论,只是在体育、乐舞、文学、文献、佛俗以及石窟艺术等研究论著中有所涉及。将这些论著中关于游戏娱乐民俗的研究内容提炼整理,肯定成绩,寻找问题,既是当前敦煌学之民俗学研究领域继续深入和完善的必要,也是唐宋时期的中国民俗研究领域在地方民俗特色方面的补充。

“跳丸”游戏的产生及其在高句丽域内的传播

跳丸是诞生于我国先秦时期的古老游艺活动,后经西域伎人新技艺的改良,成为盛行于汉代的重要的百戏技艺之一。高句丽作为汉代兴起于中国东北的边疆民族政权,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积极吸纳中原文化的营养,随着其国力的强盛,高句丽的民俗文化等也都受到中原文化的极大影响。在此背景下,跳丸游艺活动由中原传到高句丽,成为高句丽社会上至贵族、下至平民喜爱的娱乐活动,这在古墓壁画中得到了广泛的印证。以高句丽为中转,跳丸又被继续东传至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地区。在以跳丸为代表的中原文化向东传播过程中,高句丽充当了重要的枢纽角色。

南宋时期临安城内的民俗逸趣初探

南宋时期,在吴越文化影响下,江浙一带民间文化如着墨色。无论是民俗娱乐活动,还是昔日的民间文艺特色,无不渗透出当时临安古城的光辉画面。临安城是商业与民间活动的典型聚集体,城内民俗娱乐发展成熟,市民闲暇时段的民俗趣事颇多。

“铁粒开花”,最美焰火

1打铁花也称“铁水打花”“甩花”“铁骊花”等,最早源于青铜铸造工艺,至今已有上千年历史之久。这种富有地域特色的民俗娱乐文化活动,多在春节期间的社火、庙会等活动上表演,并且民间还有“打花打花,越打越发”的吉祥寓意。

神会聚戏: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大众民俗娱乐

明清时期上海地区鬼神等民间信仰的繁盛,使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随着民间信仰与节日习俗的链接融合,在迎神赛会等大型民俗集会中,掺入众多技艺表演成分,尤其是极具观赏性和娱乐性的戏剧演出,成为不可缺少的主要内容。集民俗与演剧为一体的神会聚戏,以其社会性、开放性、聚众性的观演方式衍化成为上海地区非常普遍的民俗娱乐形态,赋予戏曲独特的民间存在方式,构筑了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大众文化娱乐空间。

《沅州府志》中的端午习俗研究

端午节作为我国的传统节日,其习俗活动在许多地方志中都有记载。《沅州府志》节序部分亦有相关记录。通过分析记录内容,大体可将其分为三类民俗事象进行阐述,分别是信仰民俗中的求吉、防病习俗活动,饮食民俗活动及娱乐竞技民俗中的龙舟竞渡活动。此三类民俗事项反映了沅州地区人们祈求健康美满生活的愿望,展示了人们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智慧,同时体现了人们勇于面对困境、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

明清民俗特征论纲

明清时代是古今中西交汇的时代,它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明清民俗既传承了古老的生活传统,又增加了许多新的民俗内涵。明清民俗史大约经历了三个段落:明初至弘治时期,明朝正德年间至明朝末年,清朝时期。明清民俗总体特征是世俗化,人们对世俗生活空前重视,无论是庄严的祭典,还是寻常的儿童娱乐,人们都以世俗的需要为基本前提。具体说来明清民俗有如下三大特点:一、民俗仪式与民俗象征的扩大与丰富;二、民俗信仰与民众生活结合紧密;三、城市民俗生活娱乐性特征突出。

北京的寺观庙会文化

北京庙会民俗文化的演进历程老北京历史上的庙会,又称为“庙市”或“节场”。它是伴随着佛教、道教宗教活动而日益兴盛起来的,是以佛寺和道观为活动空间的一种集宗教祭祀、民俗娱乐、商业购物、民间聚会活动为一体的群众性集会活动。

土家族打溜子的文化特征探析

打溜子是土家族特有的民间音乐艺术形式。在千百年来的发展进程中,它不仅在艺术形态和演奏技法等方面不断成熟和完善,而且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个性、特征与功能。本文在梳理土家族打溜子的艺术个性与特点的基础上,对其文化特征进行了探讨。文章认为,土家族打溜子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地域性与原生性、民俗性与娱乐性、表演性与竞技性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