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式婚姻与父系亲属体系的关系--山东省蒙山前庙西村的童养媳婚、招赘婚、招夫婚和各种“族内婚”制度及其实践

从20世纪前半期到现在,山东省蒙山前庙西村共有20例变式婚姻,具体包括童养媳婚4例、招赘婚9例、招夫婚1例和各类“族内婚”6例。大部分童养媳婚只流行于民国时期,极个别存在于50年代初期,50年代以后绝迹,这主要与婚姻法取缔童养媳婚有关。调查结果表明:童养媳婚的目的一是解决家庭劳力资源不足,二是让女性暨男性的配偶提前到来,以便更快、更好地融入新的家庭亲属关系之中。招赘婚出现于1980年以后至现在,与传统的继嗣制度存在先后相续的关系,即招赘代替了出继或过继模式,由此实现父系的延续。庙西村招赘婚的出现主要是应对缺乏男性子嗣的现象。招夫婚的目的是防止丧夫妇女的外流,最大程度地将其劝留在原有家庭或夫族中承担抚养下一代的责任。庙西村的族内婚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嫁入的异姓女子在丈夫的五服内兄弟(共父兄弟、共祖兄弟、共曾祖兄弟和共高祖兄弟)之间的转换与组合;第二类,嫁入或到来的异姓女子在较远房份间即五服团体以外进行转换与组合;第三类,发生在同族两异性个体之间。第一类又分成两个亚类,一种是在某男子死亡或外出不归的前提下,其配偶与该男子的其他兄弟组成新的家庭,完成生育任务,以防止异姓女子外流;而另一种是兄弟间争夺配偶而组建新家庭,导致原有家庭被拆散,破坏了多种亲属关系。大的分类中的第二类不同于第一类中的第二个亚类的地方在于:其发生在房份较远的房支间,不同的男子争夺同一个女子,拆散原有家庭,最终带着妇女远离定居社区,具有拐带妇女性质。第三类“族内婚”易产生嫁给同族男子妇女的娘家觉得丢脸或蒙羞,中断与其新建家庭的联系和来往现象。族内妇女的流动涉及两性需求、情感需求和各种社会冲突与矛盾,非常驳杂。

宪法视野下的婚检制度变革与完善——基于《民法典》第1053条告知义务的履行

《民法典》第1053条对禁婚疾病传统作出重大调整,成为新时代背景下婚检制度设计的重要法律依据。在婚姻宪法保护框架下,“婚姻自由—私人告知—自愿婚检”的传统思路忽略了比“婚姻自由保护”更为根本的“婚姻传统功能保护”。婚姻的公共性及解决相关司法实践难题的客观需要,使得婚检融入履行环节成为可能。从《宪法》到《民法典》再到《婚姻登记条例》,民法典时代婚检制度设计应沿循“婚姻保护—法定告知—弱强制婚检”设计思路,采取“程序强制+形式审查”模式,即当事人于婚前相互告知专业健康检查结论,婚姻登记机关仅要求当事人填写知晓声明并进行必要口头提示而不对告知内容及其真实性进行实质审查。

生命历程视角下青年不婚意愿的形成缘由及表征研究

近年来,中国单身社会趋势愈发严重,青年婚恋现象日益多元化,其中较为特殊的不婚现象越演越烈。上述趋势使得洞察青年不婚意愿何以形成是理解中国婚姻与家庭结构变革的重要视角。通过半结构访谈法、参与观察法,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对21位25岁至35岁具有明显不婚意愿的青年进行个案研究,探讨其不婚缘由、形成过程及呈现状态。研究发现,这些青年正在脱离传统婚姻文化和原生家庭结构的情感束缚;青年不婚意愿的形成缘由在性别方面存在共同性和异质性。在共同性原因上,两性均受到传统婚姻文化与家庭(族)主义变迁的影响。在异质性原因上,男青年偏重经济性、生理性等原因,女青年偏重对婚姻中性别话语的反思;不婚意愿的形成除个人因素外,深受事件的累积效应和阶段性差异及身边婚姻的影响;不婚意愿是流动的而非固定的。

移风易俗与传统延续:20世纪30年代上海“集团结婚”仪式与婚礼服

上海开埠后社会风俗受西潮冲击,“文明结婚”兴起,西式婚礼服随之流行。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政府进一步推动移风易俗,率先组织“集团结婚”,同时规定男子婚礼服款式为蓝袍和黑褂。本文针对集团结婚仪式中“新风”与“旧服”并存现象,探讨其成因及意义,并考证目前尚不明确的女性婚礼服款式和色彩。研究认为集团结婚使民众的婚礼仪式由家族私密空间向社会公共空间转变,是上海婚俗进一步西化的体现;同时由于“国家在场”的影响,婚礼服中虽使用西式头纱,但主体仍为中国传统服饰,有效平衡了上海婚礼的国际性与本土性。

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争论

同姓男女禁止结婚是中国传统婚姻禁忌,自唐朝开始,历代皆有法律明文规定,即至明清,同姓不婚律文在社会运行中已成具文。晚清法律改革中,同姓不婚被修订为同宗不婚,此次修订结果虽没有跳脱出伦理的框架,却是同姓不婚本义的回归,更是对现实需求的准确回应。“同姓为婚”问题的修订与论争,不仅展现晚清法律改革面临的复杂形势,更呈现出传统法律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代婚姻形态考述

汉代婚姻形态考述赵志坚，范学辉两汉长达四百余年，一方面，汉儒对封建礼制的倡导使一夫一妻制的聘娶婚占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意识形态的渗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可能把历史的遗留一荡而清。汉去周未远，周人＂桑间＂、＂濮上＂的男女风情虽不再为汉人效仿，但这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婚姻支援政策脉络分析与镜鉴

经济因素、社会支持变化与价值观的转变是日本晚婚化、不婚化的主要成因。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婚姻支援政策的演化可分为主辅两条脉络:以“育儿”为中心婚内支持的主脉络(1989年至今)和以“婚活”为焦点未婚支持的辅脉络(2007年至今)。日本婚姻支援政策的总体效果并不明显,主要面临政策目标评定深陷于认知困局、政策实施掣肘于性别文化体系、政策工具单一且政策效应式微、政策反馈滞后于婚育现象变化四个困境。基于日本婚姻支援政策脉络分析有四点启示:制定以合理均衡为政策思路的婚育政策,构设以性别平等为核心理念的婚恋文化,借鉴不同国家应对晚婚不婚策略的经验,推进晚婚不婚的预测性研究与建设机制。

明代皇室婚姻的政治性研究

明代自洪武年间(1368)建国,至崇祯十七年(1644)灭亡,中间历16帝、17朝,历时共276年。研究这一时期的婚姻情况,尤其以皇室婚姻情况为典型,可以从不同的视角来审视王朝的发展。皇室成员的婚姻在明代洪武至永乐朝、洪熙至宣德朝、正统至崇祯朝分别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婚配对象的身份性变革与当时的政治、军事、社会等都息息相关。

离婚后发现一方婚内出轨能否要求精神赔偿

2014年,陈某与李女士登记结婚,次年生育一子。2017年,两人因感情不和,经法院调解离婚,双方协议约定,儿子由李女士抚养,由陈某每月支付500元抚养费。2023年,陈某整理家务时,发现前妻李女士留在家中的旧手机,随意翻看后,却发现前妻与第三者的微信聊天及不雅视频。愤怒之余,陈某将李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其赔偿自己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

遗赠、婚外同居与公序良俗

《民法典》继承制度延续了《继承法》,最终并未采纳特留份制度。自比较法角度看,《民法典》继承制度的重要特色在于注重扶养或需要,避免不加限制的“不劳而获”。在向婚外同居者遗赠情形中,生存配偶非基于扶养或需要而主张违反遗嘱意思的继承,不符合我国继承制度缓解“不劳而获”思想的特点,可不予支持。向婚外同居者遗赠的法律行为,若不涉及金钱和婚外同居的交换——如与婚外同居者订立遗赠扶养协议,则不应以违反公序良俗为由认定其无效。婚外同居者违反夫妻忠实义务可在夫妻关系的法律规定中寻求解决之道。

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目前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水平低,总和生育率远低于世代更替水平,“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还需要相关配套政策的进一步完善。影响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因素很多,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的影响及生育观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在婚育龄女性平均家庭贷款金额为6.11万元,其中住房贷款占比超过80%,其他贷款占比较小;在婚育龄女性的平均生育意愿为1.93,其中有房贷的生育意愿为1.84,有其他贷款的生育意愿为1.97。通过使用有序Logistic模型分析家庭贷款对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住房贷款对生育意愿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无住房贷款相比,有住房贷款的在婚育龄女性的多孩生育意愿下降了19.3%。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不仅验证了基本回归的可靠性,还验证了住房贷款金额越大,在婚育龄女性生育意愿越低。住房贷款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是因为在家庭收入一定的情况下,住房贷款对生育支出具有挤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住房贷款对非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的负向影响更大,除房贷外的其他贷款对农业户籍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有正向影响。造成这种异质性的原因是非农业户籍住房贷款金额较高,对生育支出的挤出效应更大;而农业户籍的其他贷款金额较小,有助于提高家庭当期收入和未来收入预期,对生育支出有一定的支持效应。生育观在住房贷款与生育意愿的关系中具有明显的中介效应,住房贷款通过影响在婚育龄女性生育观进而降低在婚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中介效应占比14.03%。这是因为住房贷款能帮助年轻人建立核心小家庭,阻隔长辈传统生育观的代际传递,接受少生优生的现代生育观。为提高育龄女性的生育意愿,建议全社会加强生育支持,降低生育成本;满足育儿需求,缓解女性家庭与工作的冲突;拓宽女性就业渠道,助力增收创收;降低房贷压力,强化住房保障支持;增加农村小额贷款供给,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

中国传统婚礼服饰发展研究

婚礼服饰有着明确的象征意义,是新人结婚时需要穿着的服装,也是各国家、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代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近年来,人们对婚礼仪式及婚礼服饰越来越重视。对婚礼服饰进行研究,既是对婚礼服饰文化中所承载精神内涵的深入挖掘,也是对婚服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文章对我国各个时代传统婚礼服饰的特点和发展进行分析,解构中国传统婚礼服饰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其在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地位。旨在传承和弘扬我国的传统婚服文化,通过创新使其焕发新的生机。

离散批评、“第三空间”理论与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的解读

华人离散群体是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重要载体。国内外学术界对海外华人婚丧文化史的研究多从离散批评的角度探析华人对中国传统婚丧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忽略了其日益呈现出来的在地化趋势。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是现存稀见多语种未刊华人民间文献,集中反映了荷治时期印尼华人的族群认同与信俗迁移,展现出华族母体文化、西方异域文化、印尼土著文化在华人婚丧文化中杂糅共生、包容互渗的奇特现象。在离散批评的基础上,利用“第三空间”理论对吧国公堂华人婚丧档案进行全面解读,无疑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它是利用民间文献对华人婚丧文化史展开的深入研究,为华人社会的真实存在提供有力证据并对族群多元文化主义给予直接例证。

近代中原民间女婚服实证分析与CLO3D数字化复原

以开发中原民间服饰文物的数字化资源为目的,通过文献与传世实物互证的方法,梳理近代传统女婚服的类型特征、艺术价值与民俗文化内涵,展现农耕文明下的中原婚俗文化。在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典型服饰样本,运用CLO3D软件绘制衣片样板、材质纹样,进行样衣试穿,完成数字化虚拟复原。实践表明:借助数字化虚拟技术可完整、有效地实现女婚服文物的数字化资源开发,与现实服装文物复原、展示相比更具时效、节能、全面的优势。

“家族的AA制”:以家庭为单位的婚姻公平实践

不同于家庭现代化理论中个人主义和平等主义的亲和,夫妻关系的平等化和代际团结并存于当代的中国家庭。考察夫妻关系的平等化,需要关注行动主体、婚姻家庭中的性别差异和对差异的具体定义。在苏南地区,以家庭为单位追求对等双系权利的两头婚实践中,双方家庭通过对传统的传嗣伦理、性别文化、照料劳动、经济付出等不同价值的通约和赋值而得到一个公平的总体判断。这种公平的积极叙事中隐含个人偏好和妥协,女方家庭和部分女性需要作出更大妥协。再造的传宗接代伦理为婚姻公平带来了议价空间,但由于代际的紧密联系,亦带来了子代自主权受限的问题。随着婚姻生活日益理性化,女性经济独立和经济地位的提升,婚姻内的不确定性增长,以代际为单位寻求家庭利益最大化或成中国式亲密关系的新趋势。

当代中国农村多元婚姻形式与代际关系调适——兼论父权制家庭变革的不均衡性

进入21世纪,中国农村出现了多元化的婚姻形式。一方面,传统的“嫁娶婚”形式在社会转型变迁中产生了相应的变革;另一方面,在一些地区普遍出现了“并家婚”“两头婚”等新婚姻形式。不同的婚姻形式在婚姻缔结、居住模式、家庭与亲属关系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当代中国的婚姻形式变迁具有较为明显的区域差异,有着各自的生成基础。在不同婚姻形式中,代际关系也呈现出不同的变迁与调适状况。透过婚姻形式变迁与代际关系调适可以发现,当代中国父权制家庭变革具有区域、城乡、阶层等维度的不均衡性。在研究中国家庭现代化转型路径、制定适宜的家庭政策以保卫家庭与推动社会平等化进程时,应该考虑到家庭变迁的不均衡性现实,既要有总体性视角,也要有区域性视角。

基于情感化理论的婚庆产品包装设计研究

近年来,婚庆产品包装设计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教育传播形式,备受人们关注。本研究基于情感化理论,以提升人们的消费体验和情感需求为目标,对婚庆包装设计进行了深入探讨。本文采用文献综述和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系统地总结了情感因素在婚庆包装设计中的理论基础和应用方式。研究结果表明,情感因素不仅能增强婚庆产品与顾客的情感连接,更能够提升品牌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揭示了情感化理论在婚庆产品包装设计中的重要价值和研究意义,以期为相关设计从业者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新时期“并家婚”策略中的家庭孝老与养老实践——基于浙北案例的分析

“并家婚”是传统家庭制度在生育政策调整和人口结构变化后,婚姻方式的实践性变革。在孝悌理念、家族延续等传统文化推动下,“并家婚”家庭在居住方式、祭祖仪式和孩子姓氏安排的实践中彰显孝老行为;在“双边兼顾”机制下,夫妻在双边父母家轮流居住、照顾父母日常生活,分摊维系亲属关系的精力、经济支出,以及参与双边原生家庭重要的节庆仪式,从精神和情感上慰藉双边父母,强化了家庭养老功能。新时期,应通过重塑孝老敬老家风、支持老年人建立紧密的社区关系和推动邻里互助式养老、完善养老保障政策和法律机制、构建新时期稳固的家庭共同体等来彰显新婚俗的示范效应。

浅论农村适婚男青年婚姻挤压之原因——基于宏观、中观、微观三种视角

当前,适婚男女青年的数量差越来越大,适婚男青年遭受的婚姻挤压越来越严重,承担这部分婚姻挤压的人群多集中于农村。通过宏、中、微分析发现,婚姻挤压的成因主要是宏观上计划生育背景下的男孩偏好导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中观上的成因是由于地域人口流动造成女性人口流入城市,导致农村适婚男性婚配范围进一步缩小;微观上是部分农村适婚男青年因个人经济、身体、素质等方面相对弱势而被排斥。

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外赠与案件中的司法适用

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和婚姻家庭观念的不断变化,婚姻家庭成员发现配偶存在赠与第三者财产的情况时,越来越愿意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所以法院审理的婚外赠与纠纷案件数量不断增多。在婚外赠与案件中公序良俗原则大量地被运用,但是研究发现公序良俗原则适用存在随意性、公序良俗原则理解存在差异性、公序良俗原则对相关合法权益的救济不够全面等问题。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分析,从明确公序良俗原则的适用条件和适用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两方面提出建议,以期完善公序良俗原则在婚外赠与案件中的司法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