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的婚书研究——以报刊、图书所见婚书文本分析为中心

民国时期,婚书样式新旧杂糅。从报刊、图书所见婚书文本来看,这些婚书可大致分为三类:官制婚书、学人婚书和民间通俗版婚书。婚书呈现出新旧仪礼共用、私人婚书走向公开化、政府与民间共同作用的特征。这些特征反映出民国政府推行婚书改革过程中法与习惯的冲突与调和。

近现代婚书婚证撷英

东莞展览馆专注地方文化特色,有针对性地进行票证文物藏品的收集,历经十余年广泛征集,票证藏品2000余件,其中就包含有民俗特色的婚书、结婚证等藏品。文章选取部分不同时代的结婚证书,以飨读者。

黑水城出土合同婚书整理研究

黑水城曾出土两件元代合同婚书,内蒙古藏M1·0982[F13:W130]是一件由兄长出嫁守寡弟媳的回聘婚书,内容远较民间常见之合同婚书样文繁杂。俄藏ДX.18996则是一件主人为男仆求娶妻子的纳聘婚书,涉及军户寡妻再嫁和一些婚后责任的规定。这场婚姻中的新郎是男方主婚人之贴户,体现了正军主户对贴户在经济上的扶助。

从敦煌的婚书程式看唐代许婚制度

唐代法律将互报婚书、订立私约、接纳聘财作为衡量婚姻关系是否成立的法律要件 ,若符合这三种情况之一 ,其婚姻关系就受法律的保护 ,但从法律规定和传统婚仪看 ,这也只能视作为男女双方对婚姻关系的许诺。《唐律疏议》中的相关规定既是对这种许婚事实的承认 ,又是对这种许婚制度的保护。敦煌发现的“通婚书”与“答婚书” ,既可看作是唐代婚书的样文 。

《失林婚书案文卷》初探

《失林婚书案文卷》是亦集乃路总管府架阁库遗址(F116)出土文书中保存文字最多的一份文书档案。它是一件以婚书为中心的婚姻案件,反映出婚书在元代婚姻中的重要性以及婚书对夫妻双方的约束作用。《失林婚书案文卷》中有原告的诉状,有传讯被告和证人时记录的取状,有被告的识认状,还有收管犯人的承管状和责领状,完整地保存了元代不同状子的书写法式,同时它也记录了元代亦集乃路官府办案的司法程序,反映出即使在元末红巾军起义不断、社会混乱的情况下,亦集乃路官府审理案件仍较认真和有条不紊。

论宋人婚书的文体形态与文学性

婚书在宋代广为使用,宋人文集中多有收录。宋人婚书既为婚姻事实之契约,具有法律意义,又是具有私人书写色彩的书启,有文学意义。婚书的文体为书启文,婚书一往一答即构成男女双方对婚姻事实允诺。婚书作为一种文体,其文体远源因素可追溯到《仪礼》中婚辞,而六朝时期的皇室、贵族婚礼中的"六礼文"为后代文人婚书写作提供了文体与文辞借鉴。真正文体意义和法律意义上的婚书在唐代出现,唐人婚书为单书或复书形式,宋人则发展为叠幅形式,叠三幅为一封,是晚唐宋时书启叠楮之风的体现。婚书不见于唐人集中而见于宋人集中,宋人婚书正文为四六文,文体典雅,辞令优美,大量用典,不再是简单的实用礼书,成为文学作品。宋人婚书以其文体要素体现了"合二姓之好"的婚姻观念,也展示了宋代文人对自身家世风范的体认与彰显。

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书的演变及原因初探——以新发现民间婚书为中心

流行于清末民初闽东民间婚礼中的婚书主要是乾坤书、聘礼单与吉课书三种。三种婚书的形制,保留了咸丰年间以前形成的婚书书写契约化、"尚礼"核心理念不变,版式形制以"民间通俗类书"格局为主等特点不变的同时,婚书书写形成了以聘礼单为重点,逐渐向简约化,功能明晰化方向发展的演变格局。促成闽东民间婚书演变形成的这些特点,是主流思想对婚书形制核心理念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势婚"对于婚书书写重心的转移,以及清代初期以来形成的闽东社会契约秩序影响等原因所致。

清末民初民间订婚婚书习惯研究——基于东北地区与直隶省的比较

民间订婚婚书不同于官方婚书,在清代被称为"私约"。清末民初,民间往往不遵循官婚书,甚至将官婚书与私约相混淆,将清代律例规定的"务要两家明白通知"的关于身体、身份内容的官婚书,逐渐演变成不同地区、不同形式、内容各异的订婚婚书。这种以凭媒妁、交割财礼为主要内容的订婚婚书,在民间百姓眼中被视为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媒证与婚书是双方发生纠纷,裁断财礼的退与还的主要证据。司法机关认定订婚婚书具有法律效力。对这一时期的订婚婚书深入研究,对当今订婚财礼纠纷返还机制的建立有启示意义。

论唐代冥婚书的语言特点

冥婚指在世父母或亲人为已故晚辈议亲,该风俗虽历史悠久,但留存至今的冥婚资料极少。敦煌写本P.3637、P.4036抄录的唐代冥婚书仪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冥婚书范本,其内容精练,多用譬喻与典故,语言委婉含蓄,以四字格为主,富有文学性。此外,敦煌本唐代冥婚书仪具有凶书仪与吉书仪杂糅的特点,在唐代吉凶书仪中别具一格,它折射出唐人对待冥婚悲喜交杂的独特心态,也反映出唐代社会的包容与开放。

民国奉天婚姻习俗之演变——以婚书为例

婚姻习俗由来已久,随着时间的变化,仍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与持久性。婚书作为传统婚姻的构成要素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同时兼有礼法双重身份。然而,随着近代社会的变迁,民国时期奉天地区出现婚姻中不使用婚书的实际情况,与此同时,彩礼逐渐获得了和婚书同等的法律地位。究其原因,不外乎是西方文明冲击下男女婚姻观念的改变与民间百姓重财心理相互作用下的结果。此一现象,不仅反映了传统婚姻习俗的松动,也体现了彩礼功能走向现代的过渡历程。

民国的招赘婚书与招赘婚诉讼——以龙泉司法档案为中心的研究

招赘婚在传统时代为礼法所讳言,明清律例中的相关内容仅有寥寥数语。清末法律改革取消了招赘婚的概念。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则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使招赘婚中相关权利义务的法律解释走向完备。在1930年《中华民国民法》中,受男女平等等理念的指导,招赘婚被视同普通婚姻,民间招赘婚中的特殊权利和义务关系,仍然以婚书契约做约定。新发现的龙泉司法档案显示,虽然法律历经变革,民间招赘婚的形式和内容却几乎没有改变。婚书所表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反映了现实社会中的民事关系。面对婚书契约与法律之间的矛盾,地方司法机关针对不同的情况灵活处理,国民政府也通过判例和司法解释补充和修正法律,以回应社会实际的法律需求。

清末新政时期官制婚书之推行--以四川为例

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省出于改变婚姻陋习、增加新政经费诸考虑,下令废止民间自拟庚帖,改为购买官方统一印制的婚书。推行过程中,制定了具体措施,广为宣传,逐级落实。然而,由于民间婚俗根深蒂固、推行方法失之简单、法律新规形同虚设等原因,致旧弊未杜,新弊日生,最终以失败收场。清末四川推行官制婚书,既反映了时局变动下政治、经济、法律与社会的实际状况,也表现了当时国家法律与民间习俗的契合与紧张,对审视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具有示范意义。

婚书 婚制 婚史

已有几千年历史的婚书，尽管是一张纸，意义却非同小可。从一张张看拟普通的纸，可以映射出我国婚姻制度的演变，也可以领略一下不同时期，不同地方的不同婚俗。

婚书所见民国灾荒背景下的山西婚姻(1912—1937)

以民间婚书为媒介,将山西婚俗置于民国多灾的社会背景下进行考察,发现灾荒是影响山西婚俗形态的重要因素之一。经济贫困和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使山西农村普遍存在娶亲难的问题,而灾荒期间卖妻鬻女的应灾习惯则为山西地区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女性,导致童婚、妇女再嫁和妇女买卖等非正常婚娶的比例大大增加。因而灾荒期间除具有"近代意义"的官制婚书以外,亦不乏多数涉及童婚和妇女买卖等内容的民间婚契。其中具备近代标识的官制婚书也大多流于形式,婚姻近代化的色彩并不明显。

一纸婚书

我眼前的,是一张保存得完好无缺的纸,其实随着这么多年的颠沛流离,战火纷飞之下,很多不好存留的物什都在逃亡或搬迁的路上遗失了,幸有保存下来的也大都缺边少角,但这一张纸,我尤其珍视,所幸虽然没有洁白如新,但封面上出自江西造纸厂的印纹依稀可辨,是当时最好的纸了。这是一张婚书,是我的先生给我的。那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上旬的一天,是初八还是初九,我不记得了,但总归是在七七事变后。我只记得那时候到处的天都是灰蒙蒙的,无论男人女人,上街的已经不大多了,偶尔在灰蒙蒙的天里,睁大了眼睛,才能看见一两个人,在树底下,在一口深井边,呆楞着,不知道做什么也不知道想什么的样子。或许在你眼前走过的,还有一两个仍然留着辫子.

婚书上的历史(英文)

走进国内婚书收藏三大家之一的詹洪阁先生的家,面对他收藏的500余件不同时代的结婚证书,让人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感觉,仿佛百年的时光一下子凝聚在眼前……

浅谈敦煌婚书

从古至今，婚姻始终是一件终身大事，婚书是婚礼上一份十分关键的材料。我国真正具有法律意义的婚书出现在唐代，敦煌文献中的婚书正是唐代婚书研究的一大发现。

保定商会档案之婚书类档案选编

保定市档案馆馆藏的保定商会档案,是保定商会自1908年至1956年近半个世纪从事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及社会活动的珍贵记录,是研究保定城市史、商会史乃至抗日战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重要历史文献。但在《保定商会档案》①中也夹藏有部分与保定、保定商会没有直接关联的档案②,婚书类档案即是其中一类,笔者依据影印图版将部分档案选编整理。

两份民国时期的官方婚书

近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新征集了40余件婚书,这批婚书时间序列完整,横跨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为探索晚清以来我国婚姻制度、婚姻法律、婚姻文化等提供了翔实的物证。近日在对新征集的这批近现代婚书进行信息整理时,发现其中两件婚书颇具特色,现将这两件婚书做一介绍,以飨读者。

从元杂剧试析元代婚姻成立与解除要件

文章以元代爱情婚姻杂剧作为研究元代婚姻制度的切入点,把元代律令中的婚姻制度规范与民间生活中的婚姻习惯有机地结合起来,论述了元代婚姻的成立要件如婚书、官媒、羊酒红定以及婚姻解除的要件如休书、禁止卖休买休,进而探讨了元代法令判例对这些要件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规定,从而揭示元代婚姻制度的规范性和务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