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制度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夫妻双方对个人财产权益的关注和保护意识也在不断增强。“夫妻财产关系与人身关系是否可以适当分离”“除了夫妻约定财产分别所有制度外,还存在哪些情形可以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分割的前提、原则和范围又是什么”等都是值得我们大家共同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夫妻财产制契约的效力与不动产物权变动——“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评释

夫妻订立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既不同于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也有别于夫妻财产制契约。合法有效的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引起的物权变动,依然属于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但是,其效力可分为对内和对外效力。对内效力即在夫妻内部发生效力,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原则上,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均不具有对外效力,不能对抗婚姻关系外的与夫妻一方或双方从事交易的第三人,除非该第三人知道。继承人取得的是被继承人的法律地位,故其不属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或财产制契约不得对抗的第三人。

夫妻间财产归属约定的法律适用——婚内财产分割协议、财产制契约、赠与的甄别

关于夫妻间财产归属约定的性质学界争论不一,尚不具备统一的意见。有的认为其性质是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然而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在解释上存在一定的缺陷。也有的认为是夫妻财产制契约或者夫妻间赠与,但二者从客观上难以甄别。本文从三中学说的对立出发,分析夫妻间财产归属约定的性质,试解决其法律适用的难题。

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我国夫妻约定财产制采独创式立法例,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属夫妻财产制契约。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若严格按照以＂登记＂为物权变动判断的唯一标准,会导致钢化性的结果。应当承认该协议具有直接引起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并采＂登记对抗主义＂,一方面是由于其本身的伦理特性,另一方面,＂登记＂公示为外部交易安全保护之需,夫妻内部物权归属可酌情不适用登记生效主义。至于登记对抗第三人的范围,一般情况下,该第三人指与不动产存在交易关系的第三人,而不包括继承人和债权人。

物权公示原则对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掣肘与妥协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对家庭、婚姻的观念逐渐趋于理性和客观,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往往会通过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方式明确夫妻财产归属。我国《婚姻法》第19条明确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制度,充分肯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合法性,体现了《婚姻法》对夫妻意思自由的尊重。但是,鉴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制定,协议的履行均在婚姻家庭生活的背景下履行,夫妻在制定了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后,往往不会对所分财产的移转占有和变更登记,由此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不可调和的争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引起的物权变动与我国《物权法》第9条、第23条发生了冲突。基于夫妻关系的特殊性,应肯定财产分割协议对内部的效力;基于民法体系的完整性,物权公示原则宜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外部效力进行掣肘。

浅论婚内财产分割协议

我国2001年《婚姻法》对于夫妻约定财产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修改,但是对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规定仍然存在很多模糊的地方,因此笔者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建议。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定性及其法律效力——基于“唐某诉李某某、唐某乙法定继承纠纷案”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公民法治意识的增强,夫妻间财产关系日趋复杂化,通过订立财产协议来明晰财产关系成为很多人的选择,然而现有立法的不明确及司法判决的不统一使得该问题有很大研究必要。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应与夫妻间赠与行为相区分,实质为夫妻财产制约定。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所带来的物权变动系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其法律效力上内外有别,应加以区分。申言之,于内部,因不涉及交易安全,应当肯定物权变动。于外部,因缺少公示,为保护交易安全,未经登记(交付),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第三人不包括婚姻关系当事人的监护人、代理人、继承人。

不动产物权变动视域下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司法认定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均属夫妻双方所缔结的财产性契约,其中所涉物权变动乃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以《物权法》的一般规定为基本原则,考虑到其所兼具的身份契约属性,在夫妻之间,公法的强制性应保持适当谦抑,对该物权变动所引发的法律效力做出内外界分,实属必要之举。在此学理基础之上,以不动产物权变动为视角,一旦对外涉及市场交易第三人,出于维护公法权威及保障市场交易秩序之考虑,若未经正式登记,该协议不得对该第三人产生效力;由于《婚姻法》具备特殊的家庭人身属性,该协议在夫妻之间产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效力并不受登记与否的影响,可据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与夫妻财产制契约之内容直接在夫妻之间确定物权的真实归属。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下不动产物权变动研究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具有较强的身份属性。与一般市场主体基于经济利益考量的理性行为不同,其更加尊重夫妻基于意思自治配置婚姻家庭内部财产的决定。从体系解释的角度来看,配偶一方基于法定财产制,在婚后取得财产共有权时无需遵循公示原则。同时,在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的财产所有权变动通常不会进行实际交付或变更登记。如果要求夫妻之间的所有财产权属变动都严格按照物权公示原则进行动产交付或不动产登记,这将不利于维护婚姻关系的稳定,并无法与现实生活相符。在物权变动规则方面,夫妻财产约定与法定夫妻财产制保持一致,这使其具有正当性,即夫妻财产约定可以基于一定条件直接在夫妻之间发生物权变动效力。

基于婚内财产分割协议的物权变动

在婚内财产协议分割的场合,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直接决定了在未完成物权公示的情况下,基于协议受让财产的夫妻一方可得到何种程度的保护,以及可以对抗何种类型的第三人。这背后是婚姻保护与民事主体间的交往安全两方价值之间的权衡,两者此消彼长,难以完全兼容。在民法典的既有价值立场之下,基于婚姻保护理念对夫妻一方未公示财产权的保护,应以法定财产制下的一方潜在份额为限。对此,若采公示对抗主义或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将使得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不离婚”也能“真逃债”,过分侵蚀交往安全。相较之下,以公示生效主义配合法定财产制的财产权属推定效力,能够更好地平衡婚姻保护与交往安全;采公示生效主义对婚姻保护看似略有不周,但可通过规则的解释和完善有效解决。

分居协议能否作为婚内财产分割的依据?

一对半路夫妻感情濒临破裂,打算离婚,但商定先分居一段时间,让双方都冷静一下。为避免分居期间有人转移财产,两人签订了分居协议,对夫妻共有的4套房产进行了分割。没想到,丈夫突发意外去世,两人既未办理离婚手续,也未进行房产过户。丈夫与前妻的女儿随即向法院起诉,要求将父亲名下的全部房产作为遗产进行分割。

论婚姻存续期间的夫妻共同财产分割

社会实践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能否分割夫妻共同财产问题一直有争议,在婚姻法中对此未做专门规定,物权法99条确立了夫妻一方在遇重大理由时享有在不解除婚姻关系下请求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权利,婚姻法解释三对此问题又进一步予以明确。由此可看出立法态度已有所转变,从"不能分割"到"以不得分割共同财产为原则,以可以分割共同财产为例外"。

婚内共同财产分割中债权人利益保护研究

婚内财产分割与否可能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对于夫妻的个人债务,不宜赋予债权人请求分割婚内共同财产的权利,考虑到与现行物权法的协调而应当采取代位析产诉讼的方式来救济债权人。对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债权人可以根据债务人的履债行为选择以第三人身份参加到诉讼中或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从而保护自己的合法债权。

婚内财产分割协议是大势所趋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夫妻双方的收入和财产日益增加。现实中,夫妻双方多数以口头约定财产的划分,在产生争议时,容易发生财产分割不清、缺少依据等情形。为避免经济纠纷,一些夫妻选择做婚前财产公证,同时,婚内财产的分割也逐渐被更多人关注。如何有效管理夫妻财产,避免发生矛盾;如何签订夫妻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分割协议产生怎样的法律效力等,已成为司法实务中夫妻财产保护的重要问题。对此,民法典确立了夫妻共同财产的婚内分割制度,为夫妻财产法益保护提供新的救济途径。

房屋被丈夫偷卖法院支持婚内财产分割

汪某与张某婚后共同购买了一套房屋,近几年关系不佳,处于分居状态,后汪某发现张某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共同购买的房屋出售给第三人并已交付完毕。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张某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夫妻共同财产,支持婚内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汪某最终得到应有的份额。

夫妻财产约定的法律适用研究——以《婚姻法》第19条与《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为讨论中心

依《婚姻法》第19条,夫妻不仅可以就婚后财产的归属模式进行约定,亦可以对婚前个人财产的归属模式进行约定;既可以概括性地就全部夫妻财产进行约定,亦可以具体地对某项财产进行约定。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出台后,夫妻间就其一方财产约定为另一方所有或为双方共有的情形面临双重相异规范之境地。在最高人民法院已明确将约定一方财产为另一方所有的情形纳入赠与契约的基础上,为维护《婚姻法》第19条对夫妻婚前财产约定的规范目的,应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三)》第6条进行目的论限缩之适用,认定约定一方财产为双方共有为夫妻财产约定,当事人不具有任意撤销权。同时,离婚财产分割协议不属于赠与契约的范畴,婚内财产分割协议应认定为夫妻财产约定。

《民法典》视域下基于夫妻财产约定所致的股权变动研究

在家庭场景中,基于夫妻财产约定引致的股权“转让”,与交易场域下市场主体间的股权转让在目的、内容以及利益关系上均有本质区别。《民法典》婚姻财产制度与《公司法》固然在股权变动上存在规则适用之冲突,然而在解释论上亦有消解可能及可供遵循的合适路径。《公司法》第71条第2款限缩性解释,将股东配偶排除在外,不仅符合生活经验事实,而且在比较法上亦有先例可供遵循。除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外,基于夫妻财产约定的股权变动,不受其他股东同意权、优先购买权之制约,可以径自在夫妻间移转。然而基于债权形式主义之股权变动模式,股东及其配偶应及时要求公司变更股东名册记载和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公司应予以协助和配合。

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法律适用

基于重婚、同居等情形,夫妻一方将共同财产赠与第三者的协议因违反公序良俗而无效,第三者不得要求履行;已经履行的,由于该赠与系不法原因给付,赠与人不得请求返还。赠与行为侵犯了合法配偶的财产共有权,合法配偶的权利救济途径有两种:一是请求第三者返还赠与物,但仅限于赠与物中合法配偶有权部分,一般认为是赠与物的一半;二是请求赠与人赔偿损失,基于夫妻共同财产制,以离婚时行使为宜。

构建我国夫妻非常财产制的思考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我国夫妻财产从财产总量、来源、状态、获得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此些转变也使得夫妻财产纠纷在数量上日趋增多,情况上更为复杂。长久以来,我国夫妻财产制的基本结构为夫妻共同财产制,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对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关于夫妻财产分割方面的规定沿用了这一原则,但其增加了在两种特殊情形出现时,夫妻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主张分割共同财产。这一新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立法在夫妻婚内财产分割方面的空白,但是与纷繁的现实相比较,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还存在很大不足。本文通过评析我国相关立法现状,同时结合国外夫妻非常财产制,提出我国建立夫妻非常财产制的建议,以期为今后立法提供参考。

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的扩张解释与法律适用

现代婚姻家庭法允许意思自治突破家庭法中法律关系类型之法定,体现在夫妻财产关系上,即为夫妻在真实意思合意下订立的婚内财产协议类型愈加多样。在既有夫妻一般财产关系与身份财产复合关系的区分格局下,类似的夫妻间无名财产协议应当归属于夫妻间赠与还是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尚无定论。若从共蕴“身份性因素”视角出发,将身份法的伦理性作为优先价值取向,对《民法典》第1065条的夫妻约定财产制契约应可予以扩大化解释,使夫妻间赠与包含于其中,并从婚姻关系内外部视角对该制度进行差异化的效力构造,既在婚姻关系内部坚持夫妻财产关系的特殊自治法理,又从婚姻关系外部遵循民法典规则适用的体系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