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的婚姻权探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大学生的婚姻权经历了一个起伏跌宕的曲折过程。而法制社会的大学生应该与其他公民一样享有婚姻自由权,这是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高等学校无权将其剥夺。明确在校大学生的婚姻权,要求高等教育管理树立权利意识,完善现代大学管理制度,培养大学生正确的婚姻观,成为高等学校建设中的重要课题。

论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

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建构在同性恋合法化的基础之上。凡对同性恋者婚姻权予以法律规制的国家或地区,均已完成同性恋由非法向合法的转型,并遵循了家庭伴侣法案、公民互助契约及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规制路径。我国针对同性恋及其婚姻权是否予以法律规制,应从民众认知、文化宽容、伦理审视等层面加以综合分析。

无声无息的变迁——中国法视野下的变性人婚姻权

通过比较法可以发现,相比我国香港地区,中国内地变性人婚姻权的实现体现为"无声无息的变迁":没有变性人组织的法律倡导,没有立法机构的辩论、听证,也没有司法机关对里程碑案件的审理。文章透过香港变性人争取婚姻权的模式来分析大陆,透视中国大陆看似"自然而然"的婚姻权利保障模式对于整体推进变性人平权的利弊。

罪犯婚姻权的缺损与保护

罪犯权利有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之分。婚姻权是罪犯的应有权利和法定权利。但对罪犯婚姻权,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均存在着种种缺损。对罪犯的婚姻权应给予必要的保护。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与同性婚姻权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宪法解释,发现了一系列美国宪法条文中未列举的基本权利,婚姻权就是一例。联邦最高法院通过一系列判决确立了婚姻权,并将婚姻权扩张到黑人及犯人等弱势群体。随着民权运动的发展,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劳伦斯案""温莎案"和"奥博格费尔案"等几个经典案例,逐步解禁同性婚姻,最终将婚姻权扩张到同性恋者这一群体,创造性地提出了同性婚姻权,颠覆了人类百万年以来所形成的婚姻模式。但是,"奥博格费尔案"遗留下很多问题值得思索,"文化战争"中的联邦最高法院的民主性也值得怀疑。

大学生婚姻权辩

限制权利需以合法性和合理性为前提 ,即 :在达到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目的的同时 ,充分保障私人权利的实现 ,但限制大学生婚姻权与此前提相悖。因此 ,废除《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限制大学生婚姻权的规定 ,切实明确在校大学生享有法定婚姻权 ,势在必行。

同性婚姻权之性理论探析

上个世纪以来,人类在性理论研究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并形成或丰富了一系列理论,其中包括:同性恋成因的本质论与构建论、颠覆婚姻性别基础的"酷儿理论"、作为人权的性权利理论、自由主义性伦理理论等。上述理论深化了人们对同性恋的认知,推进了同性恋权益保障的进程,为同性婚姻提供了理论支撑,促成了同性恋权益保障的历史性法律,但也给传统婚姻家庭法律制度带来了剧烈冲击,引发了人们对性权利与性道德、性自由与性秩序、婚姻家庭传承与变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新审视与深层思考。

刍议我国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模式

提出我国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保护问题,评析国外有关同性恋者的婚姻立法保护,并以之为借鉴,探索我国同性恋者婚姻权的法律规制思路。

民国女性婚姻权与中国现代文学书写

现代新文化运动对人们的思想尤其是青年思想形成巨大的冲击,女性争取婚姻自主权的社会事件频发。但由于民国早期政权更迭频繁,社会秩序和法律制度都相对混乱,女性婚姻权利要获得法律的切实保障难以实现。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颁布新的民法,从法律上赋予了女性更多婚姻中的权利。女性的婚姻生活状态也因此呈现出"千年未有之新面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社会思潮的变迁和现代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相互"纠缠",难以剥离:一方面,现代文学创作为社会思潮的变迁推波助澜或者本身就是社会思潮的一部分,甚至进而影响到社会制度的变革;另一方面,社会制度的变革和社会思潮的变迁直接影响了现代文学创作并又反过来为后者所推动。现代文学作品既有对民国时期女性追求婚姻自由权的正面书写,也有对女性获得婚姻自主权后思想生活状态的生动描绘以及冷静思考与审视。这些文学书写不仅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图景中最生动的部分,对于今天女性生存和精神状态的思考仍具有丰富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赋予同性恋者婚姻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赋予同性恋者婚姻权是保障人权之应然要求,是完善立法之必然要求,借鉴国外对同性恋者婚姻权的立法,鉴于国人对其认可之程度,为确立其婚姻合法性奠定了可行性基础。

略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

略论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唐自斌新发现的明刻足本《明公书判清明集》（以下简称《清明集》）是宋代一部诉讼判词和官府公文的分类汇编，它为研究宋代特别是南宋法制史，提供了丰富而翔实的史料。本文拟从《清明集》出发，对南宋妇女的财产与婚姻权利问题略作论述...

受刑人婚姻权的法律保护

由于受刑人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或剥夺,法律没有明文规定受刑人享有婚姻自由权,使得我国受刑人的婚姻权处于事实上被剥夺的地步。受刑人婚姻权有行使的条件性、客观差别性、关联性、权利义务的两重非对等性等特点。应当以明确的立法保护受刑人的合法婚姻权。

民生视野下的罪犯婚姻权论

罪犯的婚姻权一直是法律从未明文剥夺的权利，但在行刑过程中，罪犯又长期享受不到这项权利。2004年5月，民政部在相关《意见》中确认了罪犯的婚姻权。对此，监狱工作者应当慎重对待、正确把握《意见》要求与罪犯婚姻权的实际，切实保障罪犯应当享有的婚姻权。

论罪犯的婚姻权利

婚姻权利是服刑罪犯的一项基本人权。但是作为罪犯，其婚姻权利又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从我国罪犯婚姻权行使的现状来看，在实践中对于罪犯婚姻权的保护存在着行使困难、民众的心理接受存在障碍、权利救济机制不完善、条件保障受到限制等问题。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完善罪犯婚姻权保护的建议。

婚姻权及其侵权责任初探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而形成的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法律调整婚姻关系即男女两性结合及其产生的夫妻关系,是以确认婚姻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的方式实现的。由此而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就是婚姻法律关系,其中主要方面是当事人的婚姻权。而婚姻关系又是以法律责任保障其实现的。因此,探讨婚姻权及其侵权责任,对于保障人类两性的婚姻幸福,实现其基本人权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婚姻权从狭义来讲是配偶相互之间的权利,尤指同居和性交的权利。

对甘肃农村妇女婚姻家庭权利保护的几点思考

目前甘肃农村地区妇女婚姻家庭权利①保护还比较薄弱,大部分妇女或不知晓其应得权利,或者在实行起来非常困难。作者在分析影响甘肃农村妇女权利实现的三大原因(文化影响、社会根源及个人因素)的同时,提出在教育投入上要注重人才激励制度构建、在社会制度要健全保障制度体系、在权利观念宣传上要注重宣传机制的改进,在环境上要推进农村生态与经济环境共同发展。

论监狱服刑人员的婚姻权

本文从监狱服刑人员婚姻权入手,探讨监狱服刑人员婚姻权利的含义、立法依据、及其实现意义,对服刑人员婚姻权的实现途径进行初步的探索,指出实现监狱服刑人员婚姻权的总的要求是:在寻求监狱服刑人员婚姻权利与监狱管理的平衡点的基础上保障监狱服刑人员婚姻权有限制、有条件、有目的的实现。

婚变：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J村离婚调查

离婚习惯上被视为妇女地位弱势和权利缺失的表征。与此不同,文章认为当前农村婚变行为正成为妇女婚姻主导权的表现。农村妇女的婚姻主导权既植根于婚姻权利的演化谱系,同时也是打工经济的产物。打工经济带来了妇女的经济独立、婚姻优势与观念解放,因而重构了婚姻中的权利主体、权利空间和权利合法性,进而导致其原有的以"当家权"为核心内容的婚姻权利结构的失衡和妇女权利谱系的裂变,以"退出权"为实践形态的婚姻主导权由此生成。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是一种"无义务的权利",它突破了"家庭政治"的框架,导致了家庭生活伦理内容的空洞化,并为家庭转型过程注入了一丝隐忧。

我国婚姻法中应当保障的人权问题

我国宪法2004年修正案把尊重和保障人权写入宪法,表明了我国对待人权的基本立场。我国民法、刑法、婚姻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劳动法等法中,对人权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以保障人权。本文试图从我国婚姻法目前对人权规定的部分方面即结婚主体、结婚条件、结婚年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对其不足之处提出意见,以便更好地尊重和保障人权。

准配偶重疾告知义务与无过错方撤销婚姻和赔偿请求权——以《民法典》第1053条和第1054条为中心

《民法典》第1053条和第1054条规定确立的准配偶重大疾病告知义务,是基于健康是人的基本利益,是实现个人自治和人类繁衍的基本前提。重疾患者不如实告知,是不尊重另一方人格,将损害对方结婚自由权,使其健康面临风险。但是,立法未明确哪些疾病属于“重大疾病”。从结婚目的、婚姻功能并参考现行禁止患“医学上认为不应该结婚的疾病”者结婚制度实践经验,重大疾病应包括严重的精神类疾病、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显著影响生育的疾病、严重影响本人健康的重大疾病,并应适时公布相关疾病种类指南。准配偶的知情权和无过错配偶的撤销婚姻请求权,是源于健康与人格紧密相连,关乎自然人享有的健康权、结婚自由权,故允许无过错配偶就可能错误的结婚决定重新做一次选择。损害赔偿包括物质损害和精神损害。然而,该请求权制度将配偶的健康权保障寄托于重疾患者的“道德自觉”,是否正当合理?请求权人范围偏小,内容过于简略;有必要增设消灭时效等予以完善。从法律适用看,重大疾病的范围确定、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能否结婚、重大疾病的举证难等问题值得关注。结婚诚信,诚信结婚,才是避免争议的最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