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对湖北省初婚市场的影响

文章根据“五普”数据对湖北省初婚市场进行分析,发现由于婚姻挤压和婚姻梯度的共同作用,总体来说,男性在初婚市场上处于不利的地位。不同文化程度者在初婚市场上的情况差别明显,低文化程度男性和高文化程度女性相对处于劣势。由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湖北省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预计未来15年,婚姻挤压将对湖北省初婚市场产生严重的后果。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的婚姻梯度现象研究

男女择偶条件及婚姻关系呈现出“男高女低”的现象,即男性趋向于选择较自己条件差的女性为结婚对象,女性则选择条件优于的男性伴侣,这种现象被社会学家巴纳德成为“婚姻梯度”。以往对婚姻梯度的研究大多从男女两性自身出发或者将这种现象纳入到文化与社会观念的解释中去。文章认为,社会资本在婚姻梯度效应中发挥重要作用,男女两性通过社会资本的交换达到一种平衡,从而实现婚姻的稳定。

县域婚姻市场与农村青年的相亲实践

县域婚姻市场是当地婚姻资源分配与协调的重要平台。社会分层导致婚姻市场分化,建立在个人能力和家庭背景基础上的婚姻梯度序列日渐形成,婚恋机会向上层聚集,中层婚姻竞争激烈,下层则婚恋机会渺茫。基于对农村青年春节期间相亲实践的研究表明,现代相亲模式是农村青年应对婚姻困境的策略性实践,“自由恋爱”融进传统相亲制度,以情感体验为核心的婚恋自主权正在增强。在相亲场域,择偶秩序的理性化和体制身份的壁垒化建构了层级化的“相亲圈”,体制内外农村青年的婚恋选择权及范围呈现出显著差异。在城市情境和消费文化的影响下,农村青年的相亲约会同物质消费挂钩,经济条件既是男青年参与婚姻市场角逐的重要条件,也是衡量其男性气概的最终标准。相亲男女互动交往多遵从传统性别脚本,存在“男财女貌”的文化偏好。农村青年的婚姻嫁娶具有强烈的城市化倾向,县城里的婚房不仅是相亲市场的基本砝码,也是实现个体城镇化的重要途径。

西南少数民族婚姻迁移问题研究

从"五普"人口统计数据中看到,出生性别比升高后,逐渐突出的婚姻挤压问题引发了西南少数民族妇女的婚姻迁徙,这种迁移打破了地区间的性别比平衡。地理条件和经济条件等作为负面资源影响了西南少数民族男子在婚姻市场上的配偶供给,使得部分少数民族社会面临更大的婚姻挤压和其他社会问题。

婚姻匹配结构与主观幸福感的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重点关注中国婚姻匹配结构对人们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相比"女高男低"的婚姻匹配结构,目前居于主流的"男高女低"模式更有利于夫妻主观幸福感的提升。但这种作用却存在着明显的性别差异,即对已婚女性而言,在教育水平上高攀的婚姻更有利于她们幸福感的提升,而对于已婚男性而言,收入高于配偶则令他们更易获得较高的幸福感。此外,研究还特别关注了性别角色认同对上述关系的影响机理,并发现这一因素对丈夫群体和妻子群体都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

同类婚还是异质婚?——当前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分析

利用上海大学社会学院2012年进行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建设调查"全国抽样数据,从年龄、教育水平、收入、社会阶层、户口和政治身份等六个方面,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婚姻匹配模式进行了研究。同类婚现象仍然是社会的主流,超过半数的样本是在教育、社会阶层地位或收入相当的群体中找到配偶的,超过9成的样本是在相同的户口群体中找到配偶的,社会流动性并不像现代化理论预测的那么乐观;数据分析也证实了女性向上攀附梯度婚姻的普遍存在,说明当前中国婚姻市场仍是一个由男性主导的、男高女低的社会领域。

从再婚人口的性别差异看城市女性的再婚困境——以北京为例

随着我国婚姻解体数量的增多,再婚也日益普遍。基于北京市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和婚姻登记数据的计算结果表明,北京近年来失婚女性的再婚率只有男性的40%左右。通过对再婚人口的婚次、年龄、教育程度和户籍等方面的特征及其匹配特点的分析,可以看到女性在再婚过程中相对男性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而"男高女低"的婚配模式则是造成城市女性再婚困境的主要原因。

中国离婚丧偶人口再婚差异性分析

根据对再婚率指标的考察,我国不同可再婚人口群体的再婚可能性存在一定差异性。总体而言,女性再婚可能性大于男性,低文化程度女性再婚可能高于高文化程度女性,高文化程度男性有相对较高的再婚可能。上述差异性可能与初婚市场上的婚姻挤压、再婚市场上的婚姻梯度以及高文化程度男性参与初婚市场上婚姻资源的分配有关。

中国居民家庭夫妻收入差异研究

居民家庭是组成整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居民家庭夫妻之间的收入差异是了解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的重要指标,但却少有研究对此关注。本文采用CHNS2000年和2009年数据,对我国居民家庭夫妻间收入差异和全社会性别收入差距进行了动态比较研究,发现夫妻间收入差距远大于全社会不同性别间收入差距,基于Mincer收入方程和Oaxaca分解实证法揭示了"门当户对"观念和"婚姻梯度"现象双重作用下夫妻间收入差距与全社会性别收入差异不同的形成机理,并得出一系列有意义的结论。

数字

2400万 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目前我国19岁以下年龄段的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衡，到2020年，中国处于婚龄的男性人数将比女性多出2400万。经测算，届时将有上千万适龄男性面临“娶妻难”。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直接影响就是“婚姻梯度挤压”现象凸显。

北京市近年婚配状况的特征及分析

婚姻本质上是男女双方的选择和匹配过程。文章基于北京市2004～2009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对夫妇双方在年龄、城乡户籍、地区户籍、学历、婚次、民族和职业等方面的匹配状况和特点进行分析,印证了婚配过程中同类匹配和婚姻梯度的存在。从时序上看,夫妇双方的年龄日益趋近,人口流动也促进了跨地域通婚的增加,这些特征改变了传统的婚配走向,使婚配更具开放性;但夫妇学历的日趋"般配"和跨城乡通婚的减少,也显现出婚姻匹配走向封闭的特征。基于社会交换心理所形成的男女双方不同特征属性之间的优劣互补,使婚姻梯度所造成的夫妇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从而形成同类婚配、且丈夫的综合条件略高于妻子的总体婚配特征。在大城市中,受婚姻梯度的影响,往往是条件优秀的女性承受更大的婚配压力。

“剩女”现象的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界定"剩女"这一名词入手,通过数据和实例分析,说明"剩女"现象在中国的客观存在,并从社会学角度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剩女"现象存在的社会后果并提出相应对策。

主观社会阶层流动对城市男女初婚年龄的影响研究——基于2015年CGSS调查数据

伴随工业化和现代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人口的初婚年龄会逐渐推迟,婚龄推迟问题的存在不可避免地要推迟新家庭的形成,会导致家庭更替进程的放缓,这些都不利于社会的稳定,探索婚龄推迟问题形成的原因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本文在社会性别视角下关注社会阶层流动对初婚年龄的影响,尝试运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考察主观社会阶层流动与城市男女初婚年龄的关系。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对女性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过去主观等级流动感、年龄、受教育程度对男性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对女性的影响大于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