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男性婚姻溢价:“相夫”还是“选择”?

研究基于“无条件分布特征-参数对应”识别方法,结合2007—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实证检验中国男性婚姻溢价现象的成因,该方法能够有效避免传统计量模型无法同时识别“相夫效应”和“选择效应”的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在剔除男性个体特征对其工资收入的影响后,在婚男性小时工资收入显著比非在婚男性高出23.1%。具体而言,男性婚姻溢价的形成主要是由于“相夫效应”所致,而“选择效应”对于男性婚姻溢价的影响并不显著。不仅如此,对于两种效应贡献度的分解分析结果同样支持上述结论,即无论从统计意义还是经济意义上看,男性婚姻溢价多数源自“相夫效应”。此外,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城镇家庭妻子的“相夫效应”大于农村家庭,且城镇婚姻中存在显著的“选择效应”,妻子会选择生产率更高的丈夫组建家庭;同时,妻子个体特征也会影响“相夫效应”,一般来说,妻子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越高,相应的“相夫”能力就越强,使得男性婚姻溢价越高。

好男人都结婚了吗?——探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的形成机制

本文利用1989—2009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NS)研究我国男性工资婚姻溢价及其产生的原因。本文发现在控制相关特征变量之后,在婚男性工资比非在婚男性工资显著高出6.8%。究其原因,本文发现我国的男性婚姻溢价无法使用婚后家庭内部专业化分工、男性婚后责任感增强以及女性选择优秀的男性作为配偶来解释,但是可以由妻子的"相夫"特征所解释。这一发现传递出正能量,同等条件下已婚男性收入更高,不是因为好男人都结婚了,而是因为结婚了,他才成为好男人。

婚姻状态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及机制分析

婚姻状态对女性工资的影响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没有定论,基于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教据,在控制住受教育年限、工作经验、职业等诸多因素后,发现已婚女性存在显著的婚姻溢价。通过对婚姻状态影响工资机制的四个主要假说进行检验,发现专业化分工和补偿性差异导致已婚状态对女性工资有负向影响,而婚姻的选择性和雇主偏好会给已婚女性的工资带来正向影响,但是对自雇者而言影响仍然是负向的。本研究无法穷尽婚姻状态对女性工资的所有影响机制,对于四个主要假说的验证研究表明对于中国女性婚姻溢价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婚姻的选择性和雇主偏好带来的,已婚女性更多地承担家务劳动和为了家庭放弃个人的发展机会对其工资产生负向影响,为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公共服务的发展和性别平等意识的增强。

家庭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随着职业性别隔离现象不断减少、男女受教育水平和教育收益率的逐步收敛,人力资本、职业和行业分布已经无法解释我国性别工资差异不断扩大的趋势。从家庭出发,考察婚姻、家务劳动分工和子女这些典型的家庭特征因素对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运用2016年CFPS数据,在解决内生性问题的条件下,研究结果表明:婚姻通过增加女性家务劳动时间和子女间接影响女性工资,家务劳动时间和母亲身份对女性工资率具有显著的惩罚效应,女性平均每周承担家务劳动17小时,这导致其周工资率减少34%,子女降低母亲8.5%的周工资率;相对于未婚女性,已婚女性每周多做7小时家务,这降低了她们14%的周工资率。男性则存在婚姻溢价效应。Oaxaca分解也显示,家庭特征,尤其是家务劳动时间,是性别歧视之外导致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本文按收入阶层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家庭特征可能引起低收入阶层更大的性别工资差异。本文的分析还显示,家务劳动对男性和女性具有门槛效应,且阈值位于10.5小时左右。

外资、家庭分工与性别工资差距

本文基于2002年~2013年CHIP数据库,从家庭分工导致的婚姻溢价视角,检验了外资对我国城镇个体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外资对工资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女性在外资中获得的福利高于男性,这有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然而,已婚女性所在家庭的分工格局,会明显抵消外资带来的工资福利,从而导致性别工资差距扩大;高教育水平样本能获得更高的“外资”溢价,且2013年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劳动力有逐渐摆脱家庭分工束缚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