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操纵与记录的婚姻生活 评法国野驴剧团《伯格曼小姐》

法国野驴剧团的《伯格曼小姐》,改编自导演英格玛·伯格曼的编剧作品《私谈》。故事讲述的是中年女性安娜厌倦了婚姻生活,爱上了比自己小10余岁的年轻人。与那些经典小说里的女性比如安娜·卡列尼娜或者海丝特·白兰的命运不同,经历着折磨与痛苦的安娜并没有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与毁灭相比,从生活之镜照见真实的自我心理状态,才是这部戏的关键。

新中国成立后(1949—1966年)农村妇女的婚姻生活变迁——以山东省为例

新中国成立后,农村妇女的婚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婚姻形式上,不仅包办婚姻等传统陋习被废除,自主结婚日渐增多,而且农村妇女获得了离婚、再婚自主权。在家庭生活上,传统性别权力关系被改变,男女平等的性别观使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有所提高,家庭关系得到改善。但传统两性角色并未完全褪去男尊女卑的传统印记,打骂妇女、家庭纠纷等依然存在,妇女自杀被杀情况时有发生。婚姻家庭变革过程中充斥着矛盾和抗争,但在国家力量的引导下,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逐渐在乡村社会生根发芽。

打工经济对农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响

本文在对鄂西南山区坪村的调查基础上,探讨了村民婚姻生活的变迁历程,并重点从婚恋方式、婚姻观念关注了打工经济对农村青年婚姻生活的影响。文章认为,打工经济的兴起为青年农民情感的表达与释放提供了组织条件和独立空间,正是打工经济的大规模兴起而非国家政权或者其他因素在当下中国农村青年的浪漫革命中起着主导作用。文章还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前,中国农民的婚姻生活逐渐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有限的、渐进的,直到打工经济兴起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婚姻爱情革命才开始浮现。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农民的婚姻革命才刚刚来临。

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

在元代 ,北方游牧民族论财购妻和收继婚俗使汉族平民妇女成了婚姻双方家庭的经济筹码。下层文化对游牧文化的兼容 ,为男性社会奴虐妇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封建传统女性观、婚姻观的长期积淀强化了妇女自身的依附意识 ,使女性自觉不自觉地兼充着可悲的受害施暴双重角色 ;它更加重了平民妇女的灾难。她们对苦难命运的抗争却是最低级、生理的、非理性的。而这种男尊女卑旧意识现象至今仍存在。因此 ,本文对我们重新认识元代社会。

打工潮与农民婚姻生活变革——兼评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

文章认为,从新中国成立到打工潮兴起之前,中国农民的婚姻生活逐渐发生变化,但是这些变化都是有限的、渐进的,直到打工潮兴起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式的婚姻爱情革命才开始浮现。打工潮的兴起为青年农民情感的表达与释放提供了组织条件和独立空间,正是打工潮的大规模兴起而非国家政权或者其它因素在当下中国农民的浪漫革命中起着主导作用。阎云翔注意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民婚姻生活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事实,但是囿于他对中国农村经验积累的有限及其研究的时限,他并没有能够真切地体悟到促使当下中国农民婚姻生活变革的更为根本的动力。相较于阎云翔研究的打工潮大规模兴起之前农村婚姻生活的变迁而言,当下的农村婚姻生活变革更具有革命性意义。

武汉大学女性教职工婚姻生活调查分析

从武汉大学女教职工关于婚姻生活的满意度、夫妻关系、家庭地位以及家务劳动等方面可以窥见到目前我国高校女教职工婚姻生活质量。

论民族区域自治与地方法律实践——透过羌族婚姻生活的视窗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所强调的执行国家政策法律与兼顾民族实情的精神 ,是指导民族地区法制建设的重要原则 ,既要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性 ,又要发挥因地制宜的灵活性 ,使之达到有机结合 ,解决在法律实践中所遇到的种种难题。在此指引下 ,《婚姻法》在羌族地区的推行经历了灵活性原则运用阶段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历史转折阶段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 )———统一性原则运用阶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今 ) ,既避免了不必要的社会矛盾 ,又塑造了新的婚姻生活模式。以点观面 ,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民族地区的法律实践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是国家法与习惯法进行制度对接和文化整合的有效工具。

进城务工对农民工婚姻生活影响研究

进城务工带来的家庭模式、思想观念、环境压力的变化深刻地影响着农民工的婚姻生活质量。以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质量的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恋爱时间长短、月收入、加班频率、配偶是否同住、子女数是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由于性别的差异使得影响男性和女性农民工婚姻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出现差别;农民工的婚姻问题与其农民工身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提高农民工婚姻生活质量除了靠夫妻双方的努力外,政府引导、社会关心、企业关怀等外部环境的支持也很重要。

已婚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研究

从生活世界中探讨农民工的生活满意度,并采取措施加以应对,是对农民工的一种人文关怀,通过调查数据,了解武汉市已婚农民工的婚姻生活满意度,对城市的现代化和城市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对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的一些假设进行检验,得出收入、夫妻之间的时间和空间格局等因素是影响农民工婚姻生活满意度的因素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家庭婚姻生活之两性人生——论“三言二拍”中的家庭男性

明代中后期,中国社会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经历着划时代的变革:商品经济高速发展,封建制度自身日趋衰落,人性觉醒,反礼教思潮涌动,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风俗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冯梦龙、凌初抓住时机,把握时代脉搏,在"三言"、"二拍"的家庭题材小说中,集中展示了家庭婚姻生活中两性人生的时代风貌。在广大女性从心理乃至行动上逐渐冲破封建礼教的壁垒,自我意识悄然增强,家庭地位不断提升之际,家庭男性除求存意识有别于以往社会外,还表现在放宽对女性贞节的限定,家庭权利不断弱化。这些无疑展示了那个时代家庭男性近代式的世俗的人生色彩。

宗法宗族制度下明清时期的妇女婚姻生活

明清时期，宗法宗族制度对妇女婚姻生活的消极作用比较大，主要在婚前剥夺女子受教育权利；婚约的缔结主要从宗族利益考虑；婚后生活受到夫权、族权的严格控制；强迫妇女守节等方面有所表现。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提倡男婚女嫁轻钱财，重人品；反对索取重聘厚奁，嫌贫易富，操办奢靡，讲求排场等陋俗；严禁溺杀女婴。

试论汉代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

两汉时期的社会文明,承先秦之余绪,开魏晋之大端。因此,两汉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也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一方面男尊女卑的倾向十分明显,构成主流,另一方面汉代的平民妇女在婚姻生活中又有一定的自主地位,主要表现在结婚择夫、离婚改嫁、夫死再嫁上。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其一,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完善,正统封建伦理观念的日渐盛行,女性地位呈现出递降的趋势;其二,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束缚尚浅,统治者具有开阔的胸襟和气度,更重要的是汉代妇女广泛参加社会生产,成为汉代社会生产的主要创造者。

妇女婚姻生活中的三维权力

在通常意义上,权力包括公共和个人两种不同范畴的权力。本文研究的婚姻生活中的权力是指个人的权力。 关于婚姻生活中的权力,可从理论上将之区分为显见的权力、潜在的权力和无形的权力。显见的权力是以看得见的结果形式表现出来,潜在的权力在未出现变化或冲突的时候,起着重要的作用。无形的权力不一定表现在公开的行为上面,或是以潜在不满的形式出现,但是在相互尊敬与自我尊敬方面的性别差异上,或是由法律所体现的差别上,它却有可能是明显的。无形的权力所发挥的影响通常不易为人们所察觉。

音乐中的历史:从民歌看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妇女的婚姻生活

甘宁青地区是民歌的海洋,民歌中蕴含着众多的历史民情。近代以降,甘宁青地区的广大女性仍然承受着"三从四德"的传统规训。诸如缠足、收领童养媳、守寡、老夫娶少妻等社会现象普遍存在,不仅严重扭曲着妇女的生存轨迹,也影响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不过,随着传统社会向近代化的转型,女性的个体意识逐渐觉醒,她们已然开始追寻自己的爱情和幸福,争取个人权益。上述现象在甘宁青地区的民歌中有大量的反映,妇女不仅用歌声抒发自己的苦痛,控诉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并且用民歌倾吐自己对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民歌这种以文证史的形式既能了解民国时期甘宁青地区女性婚姻生活的大致状况,又能体现这一时期破旧立新的时代特点。

两汉妇女在婚姻生活中的地位比较研究

两汉是中国妇女地位发生转变的关键时期。西汉和东汉又呈现出不同的特点。西汉时期,伴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开始,社会出现开放的风气,对规范妇女方面采取了较宽容的态度,女性在婚姻关系中有相对的自由权利。但到东汉时期由于封建礼制的完善,对儒家思想和女性道德观念的宣传,男性自我地位提高而女性地位降低,女性开始自觉遵守不合理的伦理道德规范,地位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浅议中世纪妇女的婚姻生活

中世纪妇女的生活经历因受到社会的影响而变得丰富多彩,她们的婚姻生活也变得与众不同。本文通过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妇女生活经历的分析,了解中世纪妇女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获知中世纪妇女在当时的婚姻生活状况。

户籍匹配、性别角色与婚姻生活满意度

通过婚姻满意度、家庭经济贡献满意度和家务贡献满意度3个方面度量婚姻生活满意度状况,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年数据,将户籍匹配具体化为籍的匹配、户口类型的匹配和户口所在地的匹配,对不同类型的户籍匹配对中国居民初婚婚姻生活各方面影响进行研究的结果显示:不同的户籍匹配对婚姻生活的不同方面具有不同的影响,且由于性别角色期望的差异,户籍匹配对婚姻生活的影响具有性别非对称性。

试论马丁·路德关于婚姻生活的变革思想

马丁·路德主张人们过真实的、灵肉融合的婚姻生活,反对天主教会对婚姻生活的轻视和贬低。他通过天职观将婚姻生活神圣化,从而充分肯定了婚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路德的婚姻生活变革思想对近现代德意志及西欧产生了重大影响。

不同治疗方式对子宫腺肌病患者性生活及婚姻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探讨放置宫内节育器、口服米非司酮和子宫全切三种治疗方式对子宫腺肌病患者性生活及婚姻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选择我院2011年1月至2014年1月的子宫腺肌病患者300例,分为放置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A组)105人,口服米非司酮(B组)103人,子宫全切(C组)92人。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对患者治疗前1个月以及治疗后1个月、6个月和12个月痛经情况、性生活质量和婚姻生活质量进行观察。结果:C组患者术后6个月和12个月的性生活质量和婚姻生活质量满意程度均明显偏低,具有显著性差异。B组患者性生活和婚姻生活质量均较治疗前有所提高,而A组患者的性生活和婚姻生活质量明显比治疗前提高(P<0.01),与B组相比婚姻生活质量更好。结论:左旋炔诺孕酮缓释系统可以有效提高子宫腺肌病患者性生活和婚姻生活质量。

论中国古代婚恋文化对当代婚姻生活的启示

中国古代儒家经典和爱情文学作品等对爱情和婚姻生活做出了规范和描述,展现了历史悠久且特色鲜明的古代婚恋文化,其蕴含的诸多积极有益的元素,对当今社会的爱情婚姻生活都有所裨益。当代社会由于生活方式的转变,人们的婚恋观也出现了变革,"不婚同居"、"闪婚"、"闪离"和婚外情等问题影响着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古代传统婚恋观中对婚姻的谨慎态度、对婚礼的规范、对婚姻长久稳定的要求、对爱情和婚姻的真挚与忠贞的强调,都可以为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提供参考。同时,古代婚恋文化中对夫妻相守之道和如何处理好婚姻与家庭现实之间的矛盾等问题也给出了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