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代表“学校相识”或“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幸福度,不应被视为鼓励寻求特定类别对象的证据。

家庭结构、代际关系与婚姻稳定性——费孝通“基本三角理论”的现代性扩展及其应用

抛弃代际关系探讨婚姻稳定性这种“去家庭化”的简约化处理方法并不适用于具有悠久传统家庭文化的中国。在家庭现代化变迁下,基于家庭关系结构从理论上探讨作为家庭关系重要内容的代际关系对中国夫妇婚姻关系稳定性的影响,对于理解中国式离婚以及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都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费孝通“基本三角理论”为逻辑起点,动态刻画了现代中国家庭关系结构的扩展类型,尝试提出了“扩展家庭三角关系结构模型”,模拟了扩展家庭关系结构中子代夫妇婚姻稳定性的动力演化过程,包括青年夫妇是中心和枢纽、子女是关键支点、双方父母是重要砝码。最后从代际关系视角讨论夫妇与双方原生家庭父代之间的关系、双方原生家庭父代之间的平衡性对夫妇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过程。

个体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性别和时间的视角

近年来,中国离婚率的攀升引起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本文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了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与国外研究结论类似,我国个体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第二,女性受教育程度越高,初婚离婚风险越高、婚姻稳定性相对低,但男性受教育程度与婚姻稳定性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第三,受教育程度降低了1978年以前、1978—1990年和1991—2000年初婚女性的婚姻稳定性,但对2000年以后初婚的女性无影响,而2000年后初婚的男性受教育程度对提升婚姻稳定性有显著影响。文章关注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背景下受教育程度对男女婚姻稳定性的整体性影响,并发现随着年代推移,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并不一定拥有较高的离婚风险,而对男性而言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的稳固作用越发凸显。探究性别与受教育程度对婚姻稳定性的作用及其机制,对认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婚姻观及其变迁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性别分工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

面对当前逐年攀升的离婚率,一些学者认为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工作,接触到更多异性和有更高的自我实现所致,那相比权力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下婚姻就会更稳定吗?为回答这一问题,文章基于2017年与2018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混合截面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后发现:相比“男主外女主内”的婚配模式,权力夫妻有着更高的婚姻稳定性。其中的机制是,两方都工作会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贫贱夫妻百事哀,贫穷会引起紧张,损害婚姻;在家庭内部性别不平等下,不工作的女性将承担更多的家务,更多的家务将引致女性更容易焦虑;女性参与工作意味着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参与,不会把过多注意力集中在男性身上,健康的情绪和更多的社会支持有利于婚姻稳定;婚姻是一种匹配,双方都有工作意味着势均力敌相互依赖,有更相似的适配价值,相似通常使得婚姻更稳定。进一步对比分析还发现,“男主外女主内”比“女主外男主内”的婚姻稳定性要高;与夫妻双方都无工作的家庭对比,“夫妻双方都有工作”与“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更稳定,而“女主外男主内”的离婚风险最高。

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的维系机制研究

对豫东X村留守妇女离异意向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发现,她们的婚姻整体上仍处于高稳定状态。在夫妻长期分离的现实背景下,维系这种高稳定婚姻的机制在于农村家庭本位的价值观和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夫妻有效互动的增多增强了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维系力,对于未来家人团聚过上富裕日子的期待,也使得她们能克服分离带来的诸多挑战。

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姻稳定性——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

利用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描述了中国婚姻匹配模式与婚姻稳定性的概况与变迁,并采用生存分析等方法探究了婚姻匹配模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总体上夫妻及其家庭背景特征相称的婚姻匹配模式处于主导地位,但随着时代的变迁,中国的婚配模式更加多样,异质性婚配逐渐增多,同时婚姻稳定性也有所下降。实证结果表明,夫妻在教育、年龄、户籍与所在区域等个人特征上的不同将提高离婚风险,特别是夫妻特征差异较大的情况,而夫妻家庭背景特征相称的婚配模式,即"门当户对"并不明显影响婚姻稳定性。进一步探讨影响机制发现,在相称匹配的婚姻中,夫妻价值观念更加一致是其表现出较低离婚风险的重要原因。因此,弱化城乡居民身份、合理分配城乡与区域间的公共资源、缩小个体间的社会经济不平等以及加强家风建设是保证当前与未来全社会较高程度婚姻稳定性的重要渠道。

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

本文提出一个综合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路径分析结果表明 ,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直接的预测指标 ,高质量的婚姻是夫妻关系持续稳定的前提和保障。但外在的限制离婚的社会文化环境会弱化婚姻质量与离婚意向间的相关关系。婚前感情基础好、双方一致性强的夫妻更容易协调适应和强化凝聚力 ;子女越多或婚姻延续时间越长 ,离婚的成本越高 ,夫妻分手的概率也越小 ;社会阶层较高者的婚姻质量相对较高 ,但他们对爱情的期望更高 ,观念较开化 ,再婚机会更多 ,故在感情危机时会更多地中止婚姻关系。

我国独生子女群体的婚姻稳定性分析

本文基于2000年全国0.95‰人口普查数据和2005年上海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运用logstic回归分析等定量方法,就我国独生子女群体的婚姻稳定性进行了初步的分析。本文认为,独生子女总体的婚姻较为稳定,但与非独生子女群体相比,独生子女尤其是第一代低龄独生女性婚姻不稳定的比例较高;独生子女的婚姻稳定程度与就业状况、受教育程度等个人特征密切相关,与父母婚姻的稳定性等家庭背景也有一定的联系。

带眷青年的婚姻稳定性研究

青年流动迁移人口作为城市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其家庭与婚姻问题关乎其个人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本文着重分析80后进城青年群体,通过分析其个人及家庭经济特征等一系列指标,探求"带眷"行为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通过一系列分析认为,总体来看带眷者比非带眷者婚姻更为稳定。

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研究

文章选取了1985~2011年我国商品房销售价格、粗离婚率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三个指标的时间序列,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平稳性检验（ADF检验）、协整分析（Johansen检验）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分析了房地产价格变动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结论表明：（1）房地产价格与离婚率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房地产价格短期波动不会影响这种均衡关系。（2）房地产价格与离婚率之间存在稳定性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离婚率并不存在因果关系。（3）短期内房地产价格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即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变动会引起居民消费价格的变动。因此,为实现和谐家庭及和谐社会,房价要理性回归,政府应控制商品房价格的过快增长。

西部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采用西部地区24个行政村千余名农村妇女的调查数据,对农村留守妇女婚姻稳定性进行了研究。本项研究发现,虽然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性不及非留守妇女,但高稳定性仍然是两类妇女婚姻的共同特征。分析表明,"留守"将通过扩大夫妻之间的人格特质差异,促进农村妇女婚育观念的现代化,增加其精神压力,降低其婚姻关系和性生活满意度,进而对婚姻稳定产生破坏作用。

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研究

文章基于CHIPS2007流动人口数据,对农民工城市居住质量与婚姻稳定性关系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相对于在城市独立租房的农民工而言,合租和居住单位宿舍农民工婚姻不稳定系数变动增大;与居住非城区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城区农民工婚姻更加稳定;与居住在平房的农民工相比,居住在楼房的农民工婚姻更加和谐。随着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增大、饮水条件改善、卫生设备提高以及取暖设备完善,婚姻稳定性也显著增强。同时也发现农民工城市住房使用面积存在边际递减效应;农民工城市住房产权不显著影响该群体的婚姻稳定性。

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研究:基于代际、迁移和性别的视角

本文利用2016年在广州开展的农民工婚姻稳定性调查数据,从代际、性别和迁移的视角探索了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状况及其内在原因。数据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水平较高,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存在代际、性别和迁移模式的差异。其中80后农民工婚姻不稳定比例最高,女性的婚姻不稳定比例要高于男性,配偶不随迁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比例要高于配偶随迁农民工。我们认为这些差异主要受到来自人口流动带来的婚姻观念变化、女性婚姻替代机会增多等因素的影响。

区域文化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基于跨省流动人口的研究

本文利用2013-2015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数据,从动态的视角考察了流入地文化和流出地文化对流动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数据结果显示,高离婚率地区形成了一种强势的离婚文化,无论是从低离婚率地区流入到高离婚率地区,还是从高离婚率地区流入到低离婚率地区,曾在高离婚率地区生活过的跨省流动人口都会保持较高的离婚概率。离婚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影响表现为继承效应和浸染效应:继承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文化环境中,原有的离婚文化会持续产生影响;浸染效应即人们迁移到一个新的区域,会受到新接触的离婚文化的影响。年轻人更容易受到新迁入地文化浸染效应的影响,而年龄较大的人更容易受到流出地文化继承效应的影响。在新环境中,男性更容易接受新的文化,而女性则更多地保留了原有文化特征。

农村打工女性跨地区婚姻稳定状况及影响因素探讨

以183例跨地区远嫁的农村打工女性的婚姻状况调查为基础,探讨农村打工女性跨地区婚姻稳定状况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相对于同一个地区男女缔结的婚姻,地域差异给农村打工女性的跨地区婚姻带来更多不稳定因素,其婚姻的稳定程度不高。

人口流动背景下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6年农民工社会融合与婚姻家庭调查数据,从流动经历视角探讨了农民工的婚姻稳定性状况及其影响机制。农民工的婚姻存在较高的不稳定性,其中流动模式、流动距离和通婚距离对农民工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单身流动、跨省流动和跨省通婚会显著增加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非传统的性别意识也会提高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而婚姻满意度则有助于降低农民工的婚姻不稳定性;同时,单身流动、跨省通婚和性别意识会部分地通过影响农民工的婚姻满意度而影响其婚姻稳定性。可见,人口流动增加了影响农民工婚姻稳定性的风险因素。

“小皇帝”会提高婚姻稳定性吗——中国城市离婚风险的实证分析

通过对"2006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6CGSS)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城市社会子女及其性别构成与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子女性别结构对初始婚姻离婚风险无显著影响,即无论"小皇帝"还是"小公主"在促进父母婚姻稳定方面的贡献无差异,但不生育子女则大大提高离婚风险。

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以湖南省为例

通过对"湖南省农村留守妇女调查"数据的分析,本研究探讨了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处于较高的水平;就其影响因素而言,有无被欺凌的情况、与家里长辈的相处情况、家庭生活满意度、丈夫打工期间的联系频率、探亲频率、丈夫汇钱时是否直接汇给自己、是否担心婚姻感情会发生变化、丈夫外出打工后夫妻感情的变化等变量对农村留守妇女的婚姻稳定感都有显著的影响。

投资风险偏好对婚姻稳定性影响--基于CHFS 2017数据分析

本文将投资风险偏好引入婚姻稳定性研究之中,从人们的投资风险偏好、年龄、学历、收入、户口性质等角度实证考察其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从总体来看,投资风险偏好对婚姻稳定性具有显著影响,其中高风险偏好者在婚姻选择中采取高风险行为概率更高,更容易导致婚姻不稳定。按性别分组来看,男性高风险偏好者的婚姻不稳定可能性更高,而女性高风险偏好者的婚姻稳定可能性更高。第二,从受教育程度分组来看,具有更高受教育程度的高风险偏好者婚姻不稳定可能性更高,而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高风险偏好者婚姻不稳定的可能性更低。第三,农村户籍的高风险偏好者相比城镇户籍的高风险偏好者其婚姻不稳定可能性更高。由上述结论可以进一步得到以下推论:随着社会发展和现代生活观念的转变,人们的婚姻观念也发生了改变,很多人的婚姻选择更倾向于采用风险投资态度。因此风险投资偏好会影响婚姻选择偏好,进而影响婚姻稳定性。同时,性别、受教育程度、户籍的不同也会对高风险偏好者的婚姻稳定性产生不同影响。

婚前同居与中国女性的婚姻稳定性:自选择效应还是测度问题

大多研究发现,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其中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被视为二者负向关系的主要致因。基于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女性样本,实证分析了婚前同居和中国女性婚姻稳定性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了自选择效应和测度问题在其中作用的相对大小。研究结果显示:总的来说,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负相关;随着同居在改革开放前后出生的女性中的蔓延,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的负向关系消失;自选择效应基本主导了中国女性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之间的负向关系;虽然测度问题也推动了中国女性的婚前同居与婚姻稳定性关系的负向变化,但与自选择效应相比,测度问题的影响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