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选择的区域差异研究——基于劳动力市场视角的田野考察

当前各地农村青年婚姻缔结路径存在鲜明的区域差异特征。现有对青年婚姻缔结路径研究既有现代化视角和社会结构视角,但对同一社会结构下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差异仍存在解释盲区。引入劳动力市场分析视角,基于河南、山西两地农村的考察,研究发现:全国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跨域流动明显,自由恋爱多被父代排斥,进一步强化了基于本地婚姻市场的父代主导的传统相亲介绍路径;区域性劳动力市场条件下,农村青年多域内流动,父代对自由恋爱接受度较高,当地短时间内转向了现代自由恋爱路径。随着全国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全国性婚姻市场并未出现,在适婚人口结构失衡、地方婚俗传统难以改变大背景下,自由恋爱只是转变了男女双方相识方式,并未转变为婚恋文化,因此难以从根本上逆转各地婚姻市场日趋激烈的竞争格局和日益抬升的婚姻支付压力。劳动力市场视角,是对既有研究的重要补充,有益拓展了对各地农村青年婚恋实践区域差异的进一步理解。

论婚姻缔结欺诈与法律干预

对于有关婚姻缔结相关重要事项上的不诚信行为,我国现行立法规制有欠缺;就《民法典》总则编相关规定能否以及如何适用于婚姻行为,认识分歧明显;法院对涉婚姻缔结欺诈争议的评判也有可商榷之处。遵循婚姻关系内在逻辑,以人身关系、财产关系作为划分依据,将婚姻缔结欺诈区分为人身性欺诈、财产性欺诈应更合理。其中,当事人的身份、年龄、性取向、生育能力、婚史、犯罪前科、重大疾病等基本信息欺诈是人身性欺诈的典型情形;财产性欺诈则有婚前隐瞒影响另一方行使婚后共同财产权的情形;此外,还有婚姻缔结程序欺诈。双方共同欺诈缔结的婚姻属于虚假婚姻,不属于婚姻缔结欺诈的情形。借鉴域外法积极干预婚姻缔结欺诈的经验,我国立法宜采取适当赋权受欺诈一方自主决定权,以加强对结婚自由权的救济。目前可考虑通过司法解释对婚姻缔结欺诈作一般性规定,明确欺诈类型,加强对这类违法行为的法律干预,保护婚姻自由。

婚姻缔结、家庭财富积累与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主观阶层认同越来越成为社会分层研究的重要议题,其背后的原因在于主观阶层认同是阶层集体意识及集体性社会行动的起点。本文认为,主观阶层认同有着内在的群体性特质,而婚姻与家庭是社会结构中天然的实质性共同体,置身于稳定的婚姻家庭共同体与否意味着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活际遇,这将导致不同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基于对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数据的分析,本文发现:相比非在婚状态,在婚群体的主观阶层认同明显更高;并且婚姻关系的缔结可以通过家庭收入总量累加与家庭人均收入边际改善两种方式来提升主观阶层认同,即所谓“婚姻缔结—财富积累”中介效应;同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情景下,对于处在优势社会经济位置的群体而言,其“婚姻缔结—财富积累”效应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婚姻家庭共同体为主观阶层认同的形成提供独特的社会与经济基础,而婚姻本身的意义也可能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变化,从而成为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化的机制。

受欺诈婚姻的法律适用研究

我国有关受欺诈婚姻的独特立法构造致使受欺诈婚姻在法律适用中存在着解释论的难题。受欺诈婚姻从民法体系来看属于一般欺诈法律行为的特殊情形,从受欺诈婚姻理论、受欺诈婚姻的替代救济以及受欺诈婚姻的现实需求出发,受欺诈婚姻存在适用民事法律行为规范的空间。在适用法律行为的规范时,身份法基本原则体现出来的价值共识是解释婚姻实质的归依,意思表示自由与欺诈行为的实质影响是认定受欺诈婚姻的双重评价标准。受欺诈方配偶可以主张撤销婚姻,但欺诈行为对婚姻的实质影响消失后,受欺诈婚姻的效力得以补正。

文献、读书人与宗族:明清徽州婚姻缔结礼仪的建构与实践

明代以降,国家礼仪下移,但如何使其与民众日常生活有所契合,并内发地开展礼仪建构与实践,能够在形成稳定体系后被地方民众持续执行与坚守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探讨文献、读书人以及宗族等在徽州地区婚姻缔结礼仪建构与实践过程中的表现与作用,更好地理解“礼制下行”至地方之后,民间为实现与国家礼制的“恰当对接”而进行的自我调节以及国家礼仪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抵牾、调适与融合的动态过程。

论婚姻缔结中的意思表示瑕疵及其效力

从合同法、继承法、婚姻家庭法等抽象出意思表示及其瑕疵,作为共同的"公因式"原则上可以适用于婚姻缔结行为。婚姻缔结之中可能存在意思表示瑕疵,例如心中保留、通谋虚伪表示、错误(重大误解)、欺诈以及胁迫等类型。在效力上,缔结婚姻一方心中保留不影响婚姻的效力,但是因双方通谋虚伪表示、错误、欺诈以及胁迫而缔结的婚姻,属于可撤销之婚姻。基于夫妻共同生活的维护以及未成年子女的保护的原则,缔结婚姻时瑕疵意思表示效力例外应予以变通。

中俄婚姻缔结制度的比较研究

中国和俄罗斯联邦的婚姻缔结制度是各自特殊国情、风俗习惯和民风背景下的产物,因此,在法定的结婚年龄、婚姻缔结的程序、婚前医学检查、生育制度等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虽各不相同,但各具优势。了解和分析两国婚姻缔结制度的区别,借鉴俄罗斯联邦婚姻缔结制度中的优点,对于完善我国婚姻缔结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略论婚姻缔结中的资源流动与知识外溢

婚姻缔结不仅是一种社会民俗事象,具有文化人类学的意义,更是一种实现社会资源流动的通道,具有实用的价值。借助于婚姻缔结的媒介,各种有形与无形的社会资源实现了流动与互换,有利于社会资源在全社会的配置。其中,知识、信息、资讯、经验等作为一类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资源,也能够借助于婚姻缔结的搭载而实现共享与交流。

内地与港澳婚姻缔结制度之比较

与内地相比,在结婚概念、婚约制度、婚姻形式、结婚要件、婚姻登记等方面港澳的规定都各具特色。澳门规定了婚约制度,认可事实婚姻;港澳均规定已满16周岁又不足成年年龄的人可在一定条件下缔结婚姻,并在结婚登记中设立了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香港建立了拟结婚制度、临终婚姻制度;澳门则具有从临时批示到最终批示的婚姻登记程序以及紧急结婚制度。这些规定对内地婚姻法的完善均有较大借鉴意义。

凉山彝族习惯法——婚姻的缔结

习惯法对凉山彝族人民具有广泛的约束力,这种约束力也同样体现在婚姻家庭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彝族习惯法中婚姻缔结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但同时也仍旧保留着原有的形式与规则。

母系父系交织的婚姻——黄佤婚姻缔结形式探析

黄佤的传统婚姻缔结形式既保留着母系制夫从妻居的习俗,又有父系制妻从夫居的特点;黄佤母系、父系婚姻缔结形式并存的婚姻习俗,是佤族文化与傣族文化、汉族文化长期涵化的结果,也是黄佤对特定的生态环境和文化环境适应的结果;由于历史原因、生态环境的改变以及文化的传播和涵化,婚姻家庭的进化出现了复杂多变的前进途径。

唐代婚姻缔结程序研究

唐代实行六礼的婚姻缔结程序,但在六礼的具体内容上,各阶层在具体执行时又有所不同。六礼受到唐朝廷及各阶层的重视,婚礼是否具备六礼成为承担法律责任的依据,保护六礼成为部分政府机构的专门职责。而六礼在唐代发生了不同以往的微妙变化,这些变化体现了唐代民族的融和以及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法律也适应了这些变化。

原传介质、调控社会与族群认同:黄佤婚姻缔结仪式及其功能

黄佤一生需经过三个婚礼仪式才能完成婚姻的缔结,整个缔结仪式跨度时间长,仪式繁琐,但这种缔结习俗传承至今。究其原因乃是因为其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黄佤婚姻缔结仪式是其传统文化的原传介质,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调控社会道德规范的重要媒介。

试述宗法观念对我国封建婚姻制度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古代中国是个宗法社会。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是带有氏族制的脐带迈入文明时代的门槛的。统治者又利用血缘关系强化统治，因而，宗法体系更加完善，其影响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肌体，并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沉积在社会人际关系和价值系统的深部，从而伴生出中华...

浅谈我国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若干变迁

浅谈我国农村婚姻家庭观念的若干变迁郭显举封建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在中国延续了几干年。虽然经过“五·四”运动以来多次社会变迁的冲击，有了巨大的改变，但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包办婚姻和买卖婚姻的余毒还未完全根除，某些封建落后的婚姻家庭观念在农村依然存在，并有...

浅析古代满族婚姻形态的宗法性

婚姻是人类繁衍自己后代的文明形式 ,是构成家庭、产生宗族的基础。早期满族的婚姻形态处处渗透了宗法的色彩和内容 ,以宗族家族利益为目的 ,财产作为婚嫁中介 ,严门第等原则成为制约满族婚姻缔结的宗法性因素 ;包办婚、收继婚、早婚、一夫多妻等婚姻习俗 ,反映了宗法的族权、父权、夫权在满族家庭婚姻生活中起着决定作用 ,体现了浓厚的宗法性。

“婚姻缔结”与“结婚登记”的二元化规制——《民法典》第1049条的法教义学重构

目前民法学界通说将结婚登记单纯解读为缔结婚姻的形式要件。《民法典》第1049条采用了“确立婚姻关系”的立法表达,学理上未清晰区分私法层面上的“婚姻缔结”与公法层面上的“结婚登记”。从司法实务来看,此种一元结构并不足以厘清婚姻缔结与婚姻登记之间的规范关系,而我国所特有的“补办登记”制度又加剧了理解上的混乱。规范上需要明确结婚登记作为行政确认的本质,并将其目的限于对所缔结婚姻关系的对外公示。而对婚姻内部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判定则应当回归私法,以当事人意思为优先考量因素。同时“补办(结婚)登记”的实质意义也需要在此二元结构上予以进一步的细化。出于对个人权利与社会信赖的平衡,可以借鉴登记对抗主义的原理为该条的司法适用构建基本的规范框架。

浅论大小凉山彝族宗法性的婚姻形态

大小凉山彝族宗法性婚姻形态 ,是整个彝族宗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同时也是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宗法性婚姻的典型代表之一。建国前 ,大小凉山彝族的宗法性婚姻形态主要包括聘娶婚、姑舅表优先婚、转房、赘婿及重婚五种形式 ,从其婚姻缔结原则和内容上看 ,都充分体现了夫权。

关于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之比较研究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益扩大,我国涉外婚姻案件开始频繁出现,致使涉外婚姻的法律适用问题日趋重要。为此,我国《民法通则》第147条专门就此问题作了规定。该条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结婚适用婚姻缔结地法律、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该规定采用了两条冲突规范,即“结婚依婚姻举行地法”,“离婚依法院地法”。需要指出的是,无论结婚或离婚的规定,都包括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两方面的内容。其次,该条文涉及的仅是涉外婚姻中的一类,即中国公民与外国人在我国境内或境外的结婚、离婚。本文从比较的角度,结合我国上述立法,分别对涉外结婚、离婚的法律适用作些探讨。

探析年龄、疾病和迷信因素对苗族婚姻的影响——以凯棠苗族为例

苗族婚姻的缔结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众所周知的同宗不婚、姨表不婚、舅霸姑婚等因素外,年龄、疾病、迷信因素也是影响婚姻缔结的重要元素。以黔东南州凯里市凯棠苗族为案例,具体分析年龄、疾病(尤其是麻风病)、迷信因素(如,蛊毒、酿鬼、卜卦不吉、相貌不吉、历史上开亲不顺)是如何影响苗族的婚姻缔结的,以期让读者明白正是由于这些因素造就了苗族独特的婚姻圈和人际关系,从而更全面地认识苗族的婚姻文化乃至整个苗族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