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自由思想及其时代价值

马克思恩格斯婚姻自由思想是共产主义婚姻家庭观的基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婚姻自由思想汲取了黑格尔婚姻思想的合理内核、延展了摩尔根婚姻思想的主要内容、借鉴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婚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婚姻的缔结是以爱情为基础的两个人的自愿结合,婚姻的维系是以继续保持爱情为要求的,婚姻的离异不能任性。正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婚姻自由思想对于消解婚姻关系上的物质主义、树立正确的婚姻自由思想、推进新时代家庭建设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婚姻自由原则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兼论民法典时代婚姻自由原则司法适用的规制

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存在广泛的实践基础,婚姻自由原则的规范适用有助于民法典时代婚姻家庭编与时俱进回应社会发展需求。婚姻自由原则的司法适用在审理年份、审判程序、法院级别、案件类型等方面具有明显特点,分析表明该原则的司法适用中存在原则界定不清晰,向一般条款逃逸,作为增强裁判说理的工具,造成裁判结果矛盾等问题。民法典时代应把握婚姻自由原则的性质和定位,补充界定原则的外延,明确适用条件,确定其司法适用的类型化标准大致包括婚约的解除行为、以婚姻关系或感情状态约束人身自由的行为、对婚姻关系附加金钱义务的行为、以婚姻关系或感情状态决定财产或物权归属的行为、将婚姻关系或感情状态作为合同所附条件等五种情形。

婚姻自由视域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法律革命研究(1921—1956)

通过婚姻制度的不断革新以争取婚姻自由、实现妇女解放之目的,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律革命的重要主题。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由于缺乏实践条件,主要从党内法规层面完成了对婚姻自由之于妇女解放运动的认识和相应的立规,为后续具体的法律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系列曲折前进的立法与司法层面的法律实践,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婚姻自由、男女权利平等为核心内容的婚姻制度建设经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彻底废除封建婚姻制度,重构社会秩序,中国共产党在吸取历史教训、整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婚姻法》的颁行和贯彻,完成了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在全国范围内的推行,在婚姻家庭领域初步实现了妇女解放,基本践行了党的婚姻观,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妇女解放事业发展道路的推进奠定了坚实的理论与实践基础。这些经验对新时代两性关系的发展仍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婚姻自由及其实现路径探究——读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

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来看,人类解放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社会必将为共产主义社会所取代。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的那样:“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婚姻的不自由在于私有制,正如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之后,才能普遍实现”。然而,真正实现婚姻自由则需要社会生产力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思想文化的改善。通过分析婚姻自由的含义与内容,本文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婚姻自由是男女基于自身意愿的结合或离异,完全不受外部环境的干涉,是未来社会的社会生活环境的基本内容之一。本文总结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中五种婚姻形式的发展历史,进而论述了婚姻自由的当代困境,主要包括婚姻基础多元化、实现形式商业化、婚姻属性畸形化,最后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婚姻自由的实现路径,认为只有实现社会生产力提高、改善社会思想文化、适时进行婚姻制度改革,婚姻自由才得以更好地实现。

1927-1945:革命根据地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

从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段时期婚姻自由的法律表达展现的是红色农村地区对共产党人法制实践的接受和反应。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时期不仅进行暴力革命,建立割据政权,同时还开展一系列社会革命,其中就包括对婚姻制度的改造。革命时期对婚姻制度的变革既是对封建制度的消解,也是现实革命动员的需要。文章通过对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法律表达的分析,阐释革命与法律的互动和冲突及其现实选择。

国家与婚姻:婚姻自由的宪法之维

作为宪法基本权利的婚姻自由,是指婚姻当事人享有自主地决定自己婚姻的权利,免受国家的非法干预与侵犯。婚姻当事人按照法律的规定,有权基于本人的意志,自主自愿地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既不受国家的强迫、限制或其他方式的影响,也不受第三人的干涉和强制。我国法律规范中限制公民结婚和离婚的某些规定,与宪法婚姻自由基本权利是相冲突的,国家对婚姻自由限制只能是在宪法精神下基于合理的、正当的理由且只能由法律予以规定。婚姻自由是否可以包括同性婚姻近年来被少数群体呼吁,其法律理论需要从宪法平等的层面进行探讨。同性婚姻的法理学源于宪法平等而非婚姻法,即性的平等而非男女平等,同性婚姻如果需要国家的保护,首先需要对宪法平等权作扩张的解释,然后才有可能进入由法律规范调整的讨论视角。

从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到婚姻自由——1904-1919年间《东方杂志》对妇女问题的关注

《东方杂志》是中国近代颇有影响的媒体,在当时的舆论界占有重要地位。它自创刊到1919年这段时间内不同阶段对妇女问题的关注,涉及女子教育、妇女参政、婚姻自由等问题。它在这些问题上表现了媒体的敏感和社会责任感,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妇女问题的认识程度。

试论民国时期京津两市婚姻自由的实施进度

作为中国近代婚姻变革的核心内容,婚姻自由不但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与提倡,也被青年男女视作躬身实践的目标。从整个民国时期看,京津两市婚姻自由所能普及的范围,只可达于舆论与法规层面,在社会现实中还经常遭遇到重重困难。家长在缔结婚姻中的决定权力以及不容毁约的传统习俗,都是横跨在婚姻自由实施途径中的巨大障碍。以婚姻自由为核心的婚俗变革,在冲突与磨砺中艰难演进。

婚姻自由原则背后的矛盾冲突——抗战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分析

婚姻自由原则不是一种纯粹自由主义者的理念,它的实现受特定社会条件给出的边界限制。边区政府在抗日根据地倡导用婚姻自由原则变革旧式婚姻而引发的矛盾冲突说明:婚姻变革只有在社会结构整体改变的基础上才能够实现。

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冲突与调和

婚姻是一种对性的管理制度。性权利是婚姻权利的上位概念,婚姻自由是性自由在婚姻制度下的要求与状态。长期以来,性自由的"污名效应"使权利的诉求不得伸展,同时也导致了对婚姻自由的片面理解。性自由权理论包含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统一,而婚姻自由中二者的对立成为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主要冲突。"婚姻自由"通常仅在消极自由的意义上被使用,与之相应的"婚姻不自由"揭示出积极自由缺位时消极自由所处的尴尬境地。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融合是后现代法学发展的趋势,性自由权与婚姻自由的调和主要通过降低婚姻的进退成本和增加婚姻的输送机制与替代机制两条途径来完成。出于对中国国情的考虑,放宽离婚的条件与立法规制非婚同居具有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五四时期探求“婚姻自由”的社会思潮

五四时期的社会状况提供了婚姻观念变革的现实土壤,新式知识分子群体把婚姻视为影响社会变革的重要因素,在揭露和批判旧式婚姻实质及其习俗的基础上,大力张扬婚姻自由,对婚姻自由的本质与内涵、伦理价值与实现途径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和建构,并形成了一种颇有社会影响的社会思潮。五四婚姻变革思潮虽存在某些局限性,但对现代婚恋观念的形成和近代妇女解放进程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容抹煞的。

对婚姻自由原则的思考——兼论同居现象的合理规制

婚姻自由原则是婚姻法中的首要的基本原则 ,对保障其实现的两个禁止性规定及其本身的操作执行都存在很多的困难 ,越来越多的同居现象的出现 ,从婚姻自由的角度看 ,它的存在是合理的 ,为了保护同居者个人的利益 ,尤其是弱者一方的利益 ,法律应对同居作出合理规制。

宗教改革前后欧洲人的婚姻自由问题

在16世纪,尤其是宗教改革时期,欧洲人对婚姻制度进行改革,规范了结婚的程序,增强了婚姻的公开性,强调了父母在子女婚事上的话语权。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婚姻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和纠纷,稳定社会秩序。由于规定子女的婚姻必须得到父母的同意,一些学者就批评婚姻改革剥夺了年轻人的婚姻自由,认为家长主义从此盛行。本文根据中世纪晚期至近代初期欧洲私婚泛滥的实际情况,结合宗教改革家关于家长权的意见和法庭处理私婚的态度,认为:当时的人们所主张的父母在子女婚事上的权威是人之常情的家长权,它并不以牺牲个人的意志为条件;尽管到那时为止,因为不许离婚,欧洲人从来没有享受过真正的婚姻自由,但择偶自主的权利在宗教改革时期及以后的时期里一直都没有丧失,男女双方在自由、自愿的情况下表达结婚意愿是形成合法、有效婚姻的必要条件,从未遭到否认。中世纪确定下来的结婚自由的精神,在历经了重大社会变革以后仍然保存了下来。

从父母专制到婚姻自由——20世纪初婚恋小说的伦理叙事

20世纪初,父母专制的婚姻伦理范式受到现代婚恋观念的挑战,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现代婚姻理念通过小说创作等文学媒体进入公共视野并影响了民众生活。这个时期的婚恋小说不仅形象地反映了婚姻伦理的现代转型,而且从故事叙述到文本构成都彰显了对婚姻自由伦理的主动追求。小说的伦理诉求与婚姻自由的思潮同构互动,促进了20世纪初婚姻伦理观念和价值判断的嬗变。

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新解——以解释“暴力”为基点

认定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的关键在于把握“暴力”的含义 ,“暴力”有其独特含义 ,它是指造成肉体的暂时痛苦而没有造成任何轻伤害的暴力的单纯暴力。以此为起点 ,文章具体分析了以故意伤害。

建国初政府在妇女婚姻自由中的作用分析——以1951—1952年《中国青年报》为例

建国初,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斗争是在政府的制度保障和思想启发下,借助群众运动的方式不断深入社会底层的过程。政府在其中起着重要而关键的作用:政府保障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合法权利,启发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主体意识,支持妇女争取婚姻自由的抗争行动,纠正干涉妇女婚姻自由的错误行为。这一发展过程不是被动的"恩赐",而是广大妇女积极参与的过程。

社会教化、婚姻自由与妇女启蒙——王汉伦无声电影三主题

王汉伦在其从事的电影事业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女性观,并努力将其付诸表演实践。只是电影表演终究是一种虚幻的表达。"脂粉市场"中被制造和生产的"新女性",归根结底是资本意识形态的营销策略。电影、电影女明星及其表演,不过是资本与现代性轰然前行当中转瞬即逝的幻景。自然,性别的现代文化意义无法从现代电影影像中得到正解。

“婚姻自由”与“教育平等”——以“袁舜英自杀”和“彭襄弃妻”为例

20世纪20年代湖南长沙发生了两个新闻事件:周南女校学生袁瞬英自杀事件和彭襄弃妻事件,湖南新闻界、教育界和普通社会民众围绕这两起事件发起了关于“婚姻自由”和“教育平等”的争论,此后发生的湖南的女性参政热潮,虽然有更为复杂的区域文化背景原因,这两起事件也是触媒之一。

华北根据地婚姻自由障碍因素论析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在华北地区建立根据地,婚姻自由原则成为该地区处理婚姻家庭问题的合法原则。然而,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民众中推广新观念绝非易事,旧俗的延续、经济的困窘、政治的干扰以及执法群体法制素质的低下始终与婚姻自由纠缠在一起,严重制约了婚姻自由原则的实施效果,阻碍了婚姻自由的真正实现。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妇女婚姻自由问题探微——以湖南省为中心

新中国成立初期,传统婚姻制度所铸成的旧的婚姻家庭模式仍侵蚀着千家万户,广大农村还普遍存在着形态各异的婚姻不自由现象。伴随着《婚姻法》的颁布与施行,在整个中南区大张旗鼓地宣传和贯彻《婚姻法》的声势下,湖南省通过积极宣传和贯彻《婚姻法》、批评婚姻不自由现象、表彰尊重妇女事件等,不但使湖南省广大农村地区受苦受难的妇女群众翻身做了家庭的主人,而且还极大地促进了这一地区自由恋爱、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新家庭观念的形成,以及自由、和睦、幸福的新式家庭的建立。湖南省在中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国宣传贯彻《婚姻法》、推行婚姻自由的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