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体系建构

家事司法中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回应了家事案件特殊性、实现家事司法正义和发挥家事司法人际关系调整功能的要求,其设立具备相应的理论根据和正当性基础。尽管2022年实施的《家庭教育促进法》规定了家庭教育指导制度,但与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制度还存在很大区别,我国应当通过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在当事人向法院起诉以后,法院立案之前,法院可以建议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家事案件立案以后的诉讼全过程,法院都可以建议或者要求当事人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在法律规定强制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不参加,法院可以对其进行训诫,并可以将当事人不参加婚姻家庭辅导教育的情况作为家事案件裁判,特别是考量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的一个参考因素。我国应该通过多种途径实施家事司法中的婚姻家庭辅导教育。

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及收益测度

婚姻匹配是择偶双方追求婚姻收益最大化的结果,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促使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出现相应调整,映射出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婚姻收益以及收益差距的双重转变。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婚姻教育匹配带来的经济与社会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在微观个体层面对婚姻收益产生的影响,以及由婚姻收益反映出的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和变化。从婚姻收益的角度验证中国婚姻市场中个体搜寻潜在配偶的选择依据,并对过去、当前和未来教育匹配模式的特征差异和发展趋势进行经济解释已成为婚姻匹配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深层次问题。因此,本文基于第五次、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长表数据资料分析中国婚姻市场的受教育现状、教育匹配现状及变化特征,同时通过微观数据构建婚姻匹配数据库,使用CS模型对婚姻收益进行测算,考察各受教育水平人口在不同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和收益差距,从而解读中国婚姻市场在教育及教育匹配模式层面呈现出的新特征和新趋势。研究发现:第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不断加深,适婚年龄人口在高等教育获得方面的性别差异逐渐缩小,近10年来已出现教育性别差异逆转现象。第二,在高等教育事业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中国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模式也出现相应变化,在教育同质匹配保持主导地位的同时,“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的比例下降,“女高男低”的教育匹配模式成为婚姻教育匹配的新趋势。第三,婚姻收益测算结果表明整体上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分受教育水平来看,在低、中学历人口中,女性婚姻收益高于男性;在高学历人口中,男性婚姻收益高于女性。在低、高学历人口中,与配偶的受教育水平差异越大,婚姻收益越低。第四,教育同质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最高,“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次之,但“女高男低”与“男高女低”教育匹配模式下的婚姻收益差距正逐渐缩小。为提高居民婚姻收益、缩小收益差距,政府和教育部门在积极推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同时,应加强教育差异群体的婚姻辅导工作;家庭内部也应树立夫妻家庭地位平等的观念,淡化家庭分工中的性别因素;此外,婚姻市场中的个体需转变传统的婚姻教育匹配观念,提倡多元化的择偶标准,这将有利于社会整体婚姻收益的提升以及社会不平等现象的改善。

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

目的分析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及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方法选取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科就诊的352例青年宫颈癌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中文版躯体快感缺失量表、中文版社会快感缺失量表、女性性功能指数(FSFI)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评估患者的躯体快感缺失、社会快感缺失情况及性生活质量、婚姻质量。采用Spearman相关性分析快感缺失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的相关性,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结果青年宫颈癌患者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评分分别为(46.15±3.59)分和(30.48±3.62)分。相关性分析显示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评分与FSFI各维度评分、Olson婚姻质量问卷中婚姻满意度、夫妻交流、角色平等性维度评分呈负相关(P<0.05)。回归分析显示居住地、生育情况、经济状况、治疗后时间、病耻感和领悟社会支持是青年宫颈癌患者躯体和社会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青年宫颈癌患者快感缺失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性生活质量和婚姻质量呈负相关,居住地、生育情况、经济状况、治疗后时间、病耻感和领悟社会支持是快感缺失的影响因素。

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与癌症复发恐惧的关系研究

目的基于主客体互倚模型,探讨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对癌症复发恐惧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32对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的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行设计一般问卷、疾病感知问卷简化版、婚姻调适量表、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癌症患者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对患者夫妻进行评估,运用主客体互倚模型进行结果验证。结果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分别为(42.29±6.04)分、(45.98±7.54)分;患者夫妻婚姻调适分别为(90.56±23.48)分、(89.24±28.45)分;患者夫妻社会支持分别为(56.68±11.26)分、(53.68±14.42)分;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分别为(38.88±4.68)分、(42.36±6.48)分。患者夫妻疾病感知、婚姻调适、社会支持对应之间均呈正相关(P<0.01)。患者夫妻的疾病感知、婚姻调适与社会支持均能显著影响其自身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主体效应明显存在(P<0.01);患者夫妻的婚姻调适与社会支持能影响其配偶的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客体效应亦明显存在(P<0.05)。结论经内镜粘膜下剥离术后早期食管癌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水平处于较高水平,应引起重点关注。研究人员可以基于二元角度从患者个体、配偶、社会不同层面给予干预,以降低患者夫妻癌症复发恐惧水平,提高家庭生活质量。

离婚当事人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及解决冲突方式的关系

目的:探讨离婚当事人童年创伤与其婚姻满意度的关系及解决冲突方式在两者间的作用。方法:选取离婚当事人305名,用童年创伤问卷(CTQ)和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的婚姻满意度分量表、解决冲突方式分量表进行评估。结果:童年创伤检出率67.5%。CTQ总分与婚姻满意度、解决冲突方式得分均呈负相关(r=-0.14、-0.25,均P<0.05);解决冲突方式在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的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总效应值为-0.06,95%CI:-0.11~-0.01。结论:离婚当事人的童年创伤与婚姻满意度及解决冲突方式相关。

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同胞关系和心理韧性的作用

为明确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及其机制,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重点考察了青少年同胞关系的中介作用以及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采用问卷法,对1398名青少年感知的父母婚姻冲突、同胞关系、心理韧性与抑郁情绪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在控制性别、年龄后,父母婚姻冲突能显著正向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同胞关系在父母婚姻冲突与青少年抑郁之间发挥着中介作用;心理韧性调节了父母婚姻冲突通过同胞关系影响青少年抑郁中介过程的后半段路径。研究结果揭示了父母婚姻冲突影响青少年抑郁的内在机制,对于提升青少年同胞关系质量、干预和预防抑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婚姻挤出: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婚配困难问题解析

随着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数量的增多,县域体制内年轻女性的婚姻问题受到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调查发现,与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婚配困难成因不同,县域体制内大龄未婚女性不是因为遭遇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的性别“挤压”而出现婚配困难问题,而是在狭窄的县域社会空间内和“男高女低”婚配规则支配下,由于她们的学历高、社会地位高、工作能力强、事业有成就,县域婚姻市场内能跟她们条件相匹配的适婚男性数量少,从而导致她们中有些人会被“挤出”社会正常婚姻轨道。县域婚姻市场中的“挤出”性结构包括性别挤出、体制挤出和空间挤出三个方面,挤出的是县域体制内大龄年轻女性,而非体制内男性或体制外女性。在县域婚姻“挤出”性结构短时间内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体制内年轻女性要实现结婚意愿,就需要在年龄较轻、职务职级较低时确定婚恋对象,或者勇于破除“男高女低”婚配规则而在体制外寻找婚配对象,否则就需要走出县域参与广阔的全国婚姻市场竞争。

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关系:认知灵活性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采用多项式回归和响应面分析技术综合考察感知父母婚姻冲突、亲子关系与青少年心理危机的关系,及认知灵活性在其间的中介作用。结果显示:(1)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的综合作用可以显著预测青少年的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2)当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一致时,相较低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高的认知灵活性,进而降低了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3)当感知父母婚姻冲突和亲子关系不一致时,相较低亲子关系−低感知父母婚姻冲突,高亲子关系−高感知父母婚姻冲突的个体具有更低的认知灵活性,从而增加了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发生风险。

家庭、婚姻、生育与全科医学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家庭、婚姻、生育的变化尤为突出。家庭规模缩小和结构核心化,并向一人家庭发展;初婚年龄推迟,婚姻形态多样化;生育率下降,距离生育更替生育水平越来越远。这些社会人口学的改变,给医学服务,特别是以生物-心理-社会为模型的基本医疗和健康服务,带来新的挑战,也提出新的研究课题。这不是一个崭新的话题,但当我国全科医学发展了30年的光景,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有较大改变的时候.

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对不孕症患者婚姻质量、希望水平及成功妊娠率的影响

目的:观察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对不孕症患者婚姻质量、希望水平及成功妊娠率的影响。方法:选取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中心收治的156例不孕症患者作为本次研究对象,采集时间为2022年11月-2023年11月,以单双数作为分组标准,将符合标准的患者随机分成观察组与对照组,两组各78例,其中对照组接受临床常规干预,观察组在以上基础联合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抑郁自评量表(SDS)、Olson婚姻质量问卷(ENRICH)、Herth希望量表评估两组干预前后负性情绪、婚姻质量、希望水平的变化,并随访统计两组成功妊娠率及住院满意度。结果:干预前两组SAS评分、SDS评分、ENRICH各项目评分、Herth各项目评分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干预后两组指标评分均明显改善,且观察组SAS评分、SDS评分均低于对照组,ENRICH各项目评分、Herth各项目评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6.580,5.846,3.877,4.572,8.492,11.423,8.007,7.757;P<0.05);随访计算观察组成功妊娠50例(64.10%),对照组成功妊娠32例(41.03%),两组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330,P<0.05);统计满意度可知,两组总满意度相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112,P<0.05)。结论:经研究结果可知,不孕症患者在希望感提升式心理护理联合常规干预下,能显著改善患者心理状态,明显提升其婚姻质量,在改善希望水平的同时还能提高成功妊娠率,对促进妊娠有着良好影响,且患者接受度较高。

高度关注我国婚姻状况对未来群体和个体的养老影响

本世纪以来我国“大龄未婚”“终身不婚”占比呈现较快增长趋势。受大龄男女不愿结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婚后不育等影响,未来我国自愿的“原生型孤寡老人”、非自愿的“原生型孤寡老人”和“继发型孤寡老人”的数量会明显增加,这将加剧对群体养老和个体养老的负面影响。基于以上状况,建议应明确规定国家卫健委的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司“承担出生人口性别比及其影响的综合治理工作”职责,尽快建立由国家卫健委牵头的“促进家庭和谐幸福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积极引导城乡中青年人从提高自身进入老年期的生活质量和生命质量考虑“适龄婚育”并生育两三个孩子,从源头上相对降低未来我国老年人口中分性别和年龄组的“孤寡老人”占比;同时,在高质量推进未来我国城乡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应进一步研究落实中央提出的“优化孤寡老人服务”要求。

论长江第一湾沿线纳西族传统情歌及婚姻习俗

文章所讨论的纳西族情歌,涉及长江第一湾沿线纳西族西部、东部、江边三个方言区。西部方言区的情歌多反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等以男性为主体的一夫一妻制婚姻习俗;东部方言区的情歌多反映“男不娶女不嫁、夜合晨离双方各居母家”的以女性为主体的一妻多夫制婚姻习俗;江边方言区的情歌则兼具东、西两个方言区婚姻民俗。总体而言,文章试图以情歌为示例,陈述和解读一个相对复杂的民族、地域、文化“三交”史实及婚俗范例。

先秦时期婚姻中媒人谫论

媒人在古代婚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在先秦时期奠定的基础。最早的媒人,当出现于人类进入族外婚的史前时代。每个部族的女性祖先,应该就是该部族祭祀的负责人口繁衍与男女婚姻的女神“高禖”(高媒),比如夏人的涂山氏、商人的简狄、周人的姜嫄等。《周礼》中的“媒氏”,是周代官方的婚姻媒介组织,负责婚姻男女的统计与管理工作,实施劝导早婚多育,为适龄单身男女提供组成婚姻家庭的机会,其最高长官应是由颇有生育管理经验的老年女性担任。《仪礼·士昏礼》中的“使者”“使”“宾”,应该是在贵族婚姻过程中担任说合任务的媒人。《左传》记载了一些诸侯国君之间的跨国婚姻,媒人级别也比较高,一般由该国的执政大臣或宰相担任。《诗经》“国风”中反映家庭、婚姻、爱情的诗篇,多有平民阶层婚姻的媒人,应是当时社会主要的媒人群体。作为一个古老且重要的社会角色,媒人需要有较高的职业修养和语言能力,非一般人所能胜任。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代表“学校相识”或“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幸福度,不应被视为鼓励寻求特定类别对象的证据。

法典时代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的重构

我国传统婚姻登记制度属于公法强制型制度,通过行政诉讼审理婚姻登记瑕疵案件的制度设计并无不妥,而现行婚姻登记制度属于私法自治型制度,婚姻登记机关职权范围、婚姻登记与婚姻之间关系均有所调整,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审理制度也应当相应调整。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当事人应当提起民事诉讼,先行处理婚姻关系效力问题;若是不涉及婚姻关系效力的程序瑕疵案件,当事人可直接请求婚姻登记机关先行处理。若是当事人提供虚假材料的婚姻登记瑕疵案件,另一方当事人应当先行要求婚姻登记机关处理,在婚姻登记机关不履行职责的情形下,再行提起行政复议或者是向法院提起诉讼。

父母婚姻状况对中学生消极情绪和非自杀性自伤行为的影响:一项多中心横断面研究

背景父母婚姻状况对青少年负性心理及非自杀性自伤行为(NSSI)影响的研究报道较少,且现有的研究样本量较小。目的探究父母婚姻状况与中学生消极情绪和NSSI的关联,为中学生NSSI的防控提供参考。方法2020年3—4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对南充市及周边20个乡镇、67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员将问卷输入问卷星平台生成二维码,学校发放二维码给家长或学生监护人。问卷包括一般信息问卷、渥太华自残量表(OSI)和中文版抑郁焦虑压力量表-21(DASS-21)。统计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检出率,并分析影响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和压力的相关因素。结果本调查共对23所中学的8785名学生发放问卷,最终获得有效问卷8606份,有效回收率98.0%。8606名中学生中男4540名(52.8%)、女4066名(47.2%);初中5937名(69.0%),高中1028名(11.9%),职业高中1641名(19.1%);双亲家庭7274名(84.5%),父母离异单亲787名(9.1%),父母离异再婚545名(6.4%)。本次调查的中学生NSSI检出率为5.6%(486/8606),抑郁检出率为21.9%(1884/8606),焦虑检出率为26.8%(2305/8606),压力检出率为12.3%(1060/8606)。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在所有中学生中,与男生相比,女生发生NSSI、焦虑的风险较大(OR=2.363,95%CI=1.946~2.868;OR=1.195,95%CI=1.086~1.315);与初中生相比,职业高中生发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OR=1.847,95%CI=1.494~2.284;OR=1.886,95%CI=1.667~2.134;OR=1.857,95%CI=1.141~1.532;OR=1.527,95%CI=1.309~1.781);与双亲家庭的中学生相比,离异单亲、离异再婚家庭的中学生NSSI、抑郁、焦虑、压力的风险较大(离异单亲:OR=2.194,95%CI=1.699~2.834;OR=1.563,95%CI=1.326~1.843;OR=1.573,95%CI=1.346~1.839;OR=1.417,95%CI=1.153~1.741;离异再婚:OR=2.207,95%CI=1.638~2.975;OR=1.863,95%CI=1.543~2.249;OR=1.796,95%CI=1.499~2.153;OR=1.821,95%CI=1.453~2.282);与长期由双亲照顾的中学生相比,长期由父亲单独照顾、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NSSI、抑郁、焦虑的风险较大(父亲单独照顾:OR=2.045,95%CI=1.366~3.062;OR=1.633,95%CI=1.289~2.145;OR=1.373,95%CI=1.069~1.762;母亲单独照顾:OR=1.772,95%CI=1.141~2.751;OR=1.435,95%CI=1.095~1.882;OR=1.513,95%CI=1.174~1.951;祖父母照顾:OR=2.465,95%CI=1.918~3.168;OR=1.783,95%CI=1.513~2.100;OR=1.843,95%CI=1.577~2.154),由母亲单独照顾、祖父母照顾发生压力的风险较大(OR=1.604,95%CI=1.166~2.207;OR=1.678,95%CI=1.375~2.049)(P<0.05)。结论中学生的NSSI、抑郁、焦虑、压力与父母离异及照顾者有关,因此,需要对处于这些情况的中学生给予特别关注和干预。

甘肃省成年居民婚姻状况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联研究

目的了解甘肃省成年居民婚姻状况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系。方法于2022年5月—2022年7月在甘肃省根据海拔(≥3500 m、1500~3500 m、<1500 m)进行分层整群抽样,共调查4598人。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体格检查、血糖血脂检测。采用单因素分析与非条件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婚姻状况与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关联性。结果本次调查最终有效样本为4545例。有配偶者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率为24.49%,高于无配偶者,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在有配偶者中,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率女性高于男性,<45岁年龄段高于其他年龄段,藏族高于其他民族,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配偶者中女性、年龄≥45岁、农林牧渔、工人、其他职业、居住海拔≥1500 m,高血压均为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危险因素(OR>1)。结论甘肃省成年居民有无配偶状态与腰椎间盘突出症患病存在关联,且有配偶者患病率相对较高。

19世纪英国小说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宿命

十九世纪英国社会发展推动了教育的进步,许多低层中产阶级知识女性介入了家庭教师这个职业,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社会地位卑微的家庭女教师以其鲜明的职业特征和游离于主仆之间的微妙身份,经常卷入错综复杂的情感风波,演绎出许多充满波折的婚姻故事,成为当时小说书写的一个主题。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家庭女教师的历史语境、身份处境、婚姻诉求与婚姻归宿四个层面探讨十九世纪英国小说中家庭女教师的婚姻命运和人生轨迹。

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非常态婚姻策略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基于苏北H村的田野调查

通过对苏北H村的田野调查发现,在婚姻挤压背景下,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为达成婚姻诉求而采取的非常态婚姻策略主要包括入赘、娶有婚史女性、买婚或骗婚、撬别人媳妇、与在婚女性构建事实婚姻等。究其原因,规避养老危机与满足情感需求、婚姻支付成本高涨与家庭偿付能力不足、村庄公共舆论默许与基层治理失序、传统婚姻观念嬗变与婚姻的伦理性危机等成为激发农村大龄未婚男青年采取非常态婚姻策略的重要影响因素。

延安时期“新女性”婚姻家庭观念的重塑——以袁静《刘巧儿告状》为考察中心

延安时期婚姻家庭的变革是推动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作家书写的重要内容。《刘巧儿告状》是袁静于1944年根据陇东传统婚姻纠纷案创作的秦腔剧本,不仅借此宣传了当时实施的婚姻家庭变革制度,而且还在文本中表达了“新女性”对婚姻家庭观念制度的某些思考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回应。这种历史文本中呈现出来的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融合,在观念和实践两个层面,验证了个人与家庭、国家之间建构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