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婚姻诉讼中的民间习惯：以新繁县司法档案中的定婚案件为据

虽然民国时期大规模引入西方法律制度,但与中央相比,基层司法机关审理案件,往往多考虑民间习惯。四川新繁县民国司法档案中有涉婚姻的案件表明,在定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上,司法判决更依托于民间的传统婚姻习惯。因而,即使在民国中后期,现代法律制度与传统习惯在基层司法实践中仍然并存。

论婚姻诉讼中诉的变更与合并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离婚诉讼适用普通程序。而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宣告婚姻无效案件适用特别程序。这样,按照一般诉的变更与合并的条件,宣告婚姻无效之诉与离婚之诉之间,就不能进行变更和合并。这与婚姻案件的特殊性和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有冲突的。我们应当借鉴其他国家的有益经验,对因同一婚姻关系所产生的婚姻诉讼,允许其变更、合并,以便使同一婚姻所发生的争执,在同一诉讼程序中得以解决,避免先后起诉或分别起诉可能产生的弊端。

建国初期婚姻诉讼的特点和理念探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根据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群众路线精神,要求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民事审判工作中以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因而在婚姻诉讼实践中所体现的群众参与、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相结合等便民利民特点,实际上就是一种便民服务的司法理念。这种司法理念与现代诉讼理念本质上基本一致,与婚姻家事纠纷的需求相适应,因而值得肯定与发扬。

民国时期贵州婚姻诉讼中的女性研究

在中国传统法律中,解除婚姻的权利是男性所特有的。这种传统在清末开启法律近代化进程之后慢慢发生了改变,民国的法律规定男女同等享有解除婚姻的权利。本文基于一批民国时期婚姻纠纷的卷宗,从年龄、诉讼请求、起诉理由、出庭情况、最后结果几个环节分析了女性主动起诉案件的共同特点,最后再对个别案件的特征进行总结,以期对婚姻诉讼中的女性原告有较为全面的了解。

法律、民意、政策:建国初期婚姻诉讼审判的依据——以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的判决为例

建国初期,法定理由、群众和基层组织意见(民意)以及党的政策三者是判决离婚与否的主要依据,且各自功能不同,政策在案件审判中占主导性地位,民意可以左右案件审判的进行,法律只是判决理由形式上的补充。解放初期江西省永修县人民法院的婚姻判决书及各地同期的婚姻诉讼案卷,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一特殊时期婚姻诉讼案件判决依据的特点,这些特点对我们了解建国初期的婚姻审判乃至整个司法审判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20—2022年度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研究

为了更好地了解婚姻家庭案件中的未成年人保护问题,对2020年至2022年1382个涉未成年人的婚姻家庭二审案件展开实证研究。样本呈现以下特征:约有56.8%的离婚案件含有未成年子女问题;共涉1649名未成年人,平均年龄约为8.0周岁,女性未成年人略多。司法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未有效听取未成年人的真实意见;抚养费范围过窄、数额普遍较低;忽略未成年人对探望的情感需求以及相关权利;认定“不利于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标准不明确;对未成年人的财产权问题考虑不足等。为此,应充分认识离婚案件中未成年人保护的重大意义;成立独立建制的少年审判庭;研究出台专门的司法政策文件;开展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业务培训;探索建立调解机制;深入开展家庭教育指导;及时监督并干预侵害未成年子女权益案件;强化社会支持体系建设。

建国初期婚姻诉讼制度之渊源分析

现代中国特色的婚姻诉讼制度的雏形产生于建国初期,该雏形的生成除了受到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的影响外,还包括几个方面的渊源,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民事审判制度与实践是其历史渊源;婚姻领域内立法中的程序规定是其实体法渊源;婚姻法贯彻实施中司法保障的经验积累是其社会实践渊源。

婚姻诉讼案件中妇女社会性别的建立——以清代直、陕、豫、鲁地区判牍、档案资料为例

婚姻诉讼是人们解决婚姻矛盾的一种方式。在诉讼过程中,个体、家庭、家族、乃至地方官为代表的各方力量在矛盾空间之中进行着相互较量,男女之别也因之更加表面化。妇女的地位、身份在法律制度、风俗习惯、伦理规范等社会资源之中进一步凸显,其社会性别也在宗法制度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中被建构起来。

构建婚姻家庭诉讼司法调解制度

近数十年来,调解作为化解婚姻家庭纠纷的独立程序和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肯定。调解适用于婚姻家庭案件,因两者各自特点,不但必要,而且社会效果好。我国仅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坚持调解程序先置,且调解程序不规范。近十余年来,司法实践中,法院为提高结案率等因素考虑,离婚案件司法调解日渐式微,有"走过场"倾向。借鉴外国法经验,反思中国的司法调解,有必要将调解程序的强制适用扩大到所有婚姻家庭诉讼,建立家事调解的程式,规范司法调解,优化婚姻家庭案件司法解决的社会效果。

论婚姻诉讼之程序衡平

针对我国目前存在把婚姻诉讼同化于一般民事诉讼的简单倾向和做法的缺憾,本文试以隐私保密、弱者保护、处分限制以及离婚慎重为婚姻诉讼的价值导向,对民事诉讼所强调的审判公开、法官中立、处分自由以及调解自愿原则在婚姻诉讼中的运用进行衡平性的探讨,主张:婚姻诉讼中的审判公开应以对当事人公开为原则,向社会公开为例外;法官在婚姻诉讼中应当对弱势者予以适度的感情倾斜,在事实探知上可依职权调查;撤诉、认诺、自认等诉讼处分权在婚姻诉讼中的行使,应当予以相应的限制;婚姻诉讼的调解程序启动不应过分强调"调解自愿",且需注重离婚案件的"和好调解"。

论清代婚姻家庭诉讼中的情理观念——以由清代判牍《棘听草》为研究对象

遵循风俗习惯、整饬人伦风化的情理要求,是清代官员"听讼"的根本主旨。对情理的重视贯穿于清代婚姻家庭诉讼的全过程。在婚姻家庭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地方官员并未严格依照法律进行裁决,而是依据情理确定案情并得出判决。

构建婚姻家事纠纷解决机制的理性分析--建国初期婚姻司法实践经验之启示

婚姻家事纠纷有其特殊性,因而对解决该类纠纷的程序也有特殊要求。设立婚姻家事纠纷解决机制应与一般民事纠纷的处理机制有所区别。职权干预原则、调解制度、诉讼与非讼原理交错适用理论等都适用于处理婚姻家事纠纷。建国初期便民服务的司法理念与现代司法理念具有一致性;专门机关与群众参与相结合、人民调解与诉讼调解相结合的方式,仍有存在的合理性。

司法如何保护婚姻——基于离婚案件二次起诉现象的分析

对法院婚姻诉讼中二次起诉现象的实证分析表明,法院对首次离婚诉讼一般不予离婚,体现了司法对于婚姻生活介入的节制性;在时间结构上,二次诉讼审理期间的时间结构特点,体现出司法对婚姻家庭中人身财产关系处理的审慎态度。司法的慎重和诉讼离婚中的高时间成本,有利于克制离婚的随意和冲动,反映出司法对离婚诉讼控制的态度。这既与目前婚姻法中离婚标准的价值相契合,也有利于维护家庭在经济社会中的安定、抚育等功能,体现了司法在离婚自由的前提下对离婚相对限制的态度,在公共政策上鼓励稳定长久的婚姻。

略谈香港的婚姻家庭法

香港自鸦片战争清政府以战败告终后便成为英帝匡的殖民地。在此以前的婚姻家庭法都是依据清朝律例。例如,香港的男子可以用“无子”,“淫佚”、“不事姑舅”、“口舌”、“盗窃”、“妒忌”、“恶疾”为由而休妻。此外,公开实行以纳妾为主要形式的多妻制等都是对妇女在婚姻与继承的权利上最大的压迫。这种情况鸦片战争后都没有改变,1841年占领香港后英国的海军上校伊利沃特以英女皇名义发表文告声称:在英女皇未有旨意时,清朝的原有法律及惯例,除一些残酷的刑罚外,均仍适用。

我国无效婚姻制度的理解与适用

无效婚姻制度是我国婚姻法中新增设的内容,实践中对该项制度的理解和适用上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婚姻无效原因中的重婚有几种情形,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如何界定,宣告婚姻无效案件适用什么程序等等。文章对这些在理解与适用无效婚姻制度时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作了简要论述,并阐明了自己的见解。

离婚诉讼中房屋分割问题探析

房屋分割是离婚诉讼中争议最多的问题，尤其在当下房价居高不下的背景下。一套房屋，往往凝聚了夫妻双方两家人一辈子积蓄。这种关乎一辈子的“房事”让离婚诉讼的解决更加复杂。文章三个方面对离婚诉讼中房屋分割问题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探讨，由于具体诉讼中各人情况复杂多样，所以只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情况进行分析，希望能对离婚诉讼中房屋的分割问题起到探索和尝试的作用。同时，也是在和谐社会大背景下，探讨人文精神在《婚姻法》中的充分体现的一种理论研究。

论欧盟跨国父母责任事项的协议管辖

传统上,涉外协议管辖主要适用于合同或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然而,2019年欧盟理事会《关于婚姻事项和父母责任事项以及国际儿童诱拐的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第2019/1111号(欧盟)条例》(修订版)第10条突破财产法的"瓶颈",将协议管辖作为跨国父母责任纠纷新的管辖依据并采取特殊的制度设计。欧盟跨国父母责任事项存在依附型协议管辖和独立型协议管辖两种模式。依附型协议管辖基于父母责任纠纷和婚姻诉讼天然的不可分性,允许父母责任的承担者合意选择婚姻受诉法院对父母责任事项行使管辖权。

纲常与现实:清代中期影响妇女再婚的多重因素

清代中期,受多种因素制约,丧夫寡居妇女在再婚的选择上面临来自律令和家族势力的影响。法律条文对再婚妇女的婚姻选择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而宗族习惯和家庭处境现实才是决定妇女再婚的主要因素。妇女再婚呈现出上下层的阶级差异化选择,有守节和改嫁两种方式,但这样的选择不一定都出于妇女的自愿。再婚妇女选择守节抑或改嫁,是宗族家庭内部相互博弈和相互妥协的结果。

家庭观念、人口负担比与居民消费——基于2002-2014年山东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将"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民事诉讼率"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观念代理变量,具体而言,设定一个地区"人均婚姻家庭继承类纠纷的一审收案数"测度该地区平均意义上"家文化"影响的强度。实证分析部分采用2002 2014年山东省17地市的面板数据,具体考察分析人口负担比对储蓄——消费影响关系中家庭观念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少儿人口负担比、老年人口负担比以及总人口负担比)与居民消费率呈正相关关系,即满足生命周期假说,也与大量的已有实证研究结论相一致;人口年龄结构变量与婚姻家庭继承类民事纠纷诉讼率的交互项负向影响居民消费率,即更高的民事诉讼率表征更低的家庭情感紧密度、更低的家庭重要性认知,造成了对家庭中老年人和少儿的消费满足降低,并且,从显著性和估计系数来看,对少儿的影响要大于对老年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