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维吾尔族焦虑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婚姻调试状况对比研究

目的对比研究汉族、维吾尔族（简称维族）焦虑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婚姻调试状况，从跨文化角度了解焦虑症的特征。方法调查2005年1月至2007年12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临床心理科门诊和住院部就诊的、符合ICD-10诊断标准的汉、维族焦虑症患者分别为d00例和391例，并选年龄等条件相匹配的汉、维族正常人各400例为正常对照组。采用Locke—Wallace婚姻调试测定量表和社会支持量表（SSRS）对所有入组者进行测试。结果汉族患者组的社会支持量表各项得分与维族患者组各项得分比较差异无显著性（P〉0．05）；Locke—Wallace婚姻调试测定量表得分汉族患者组与维族患者组比较差异也显著性（P〉0．05）。正常对照中，维族组的社会支持量表的主观支持分[（23．90±5．25）分]与支持利用分[（8．46±3．21）分]明显高于汉族组[（22．10±5．31）分，（7．36±2．39）分]，差异有显著性（u=3．592、7．632，P〈0．01）而汉族组的婚姻调试量表分（86．16±22．45）高于维族组（79．39±22．13），差异有显著性（u=5．043，P〈0．01）。结论汉族、维族焦虑症患者的社会支持和婚姻调试状况无区别，正常人中维族更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系统，而汉族的婚姻调试功能优于维族。

中青年淋巴瘤患者及配偶负性情绪和婚姻质量与支持性二元应对的关系

目的:探讨中青年淋巴瘤患者及配偶的负性情绪、婚姻质量与支持性二元应对的关系。方法:选取中青年淋巴瘤患者及配偶243对,采用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FoP-Q-SF)和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的焦虑分量表分别评估患者、配偶的负性情绪,采用二元应对量表的支持性二元应对(SDC)维度、婚姻调适量表(MAT)评估支持性二元应对和婚姻质量,通过主客体互依中介模型(APIMeM)分析三者的关系。结果:APIMeM结果显示,患者FoP-Q-SF得分及配偶焦虑得分均对自身SDC得分存在主体效应(β=-0.17、-0.29),配偶焦虑得分对患者SDC得分存在客体效应(β=-0.18),患者及配偶SDC得分均对自身及配偶MAT得分存在主客体效应(β=1.71、1.18、1.17、1.92)。患者和配偶SDC得分在患者FoP-Q-SF得分与MAT得分间的中介效应为46%和13%;在配偶焦虑得分与MAT得分间的中介效应为34%和27%;在患者FoP-Q-SF得分与配偶MAT得分间的中介效应为57%和14%。结论:患者及配偶支持性二元应对在负性情绪与婚姻质量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汉族、维吾尔族神经症病人的社会支持和婚姻状况对比研究

目的：对比研究汉、维吾尔族(简称维族，下同)的社会支持和婚姻调试状况，从跨文化角度研究神经症的特征。方法：调查2002．10～2004．4月在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心身科门诊和住院部就诊的、符合CCDM3诊断标准的汉、维族各类神经症病人302名，并选302名汉、维族正常人为对照。采用社会支持量表和Locke—Wallace婚姻调试测定对所有入组者进行测试。结果：神经症组的汉、维族病人的社会支持量表各项得分和婚姻调试测定得分无统计学差异(P>0．05)。正常对照组中维族病人的社会支持量表的支持利用分明显高于汉族，有统计学差异(P<0．001)；而汉族的婚姻调试量表分高于维族，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且疾病组的社会支持量表和婚姻调试测定得分均低于正常组(P<0．001)。结论：汉、维神经症病人均存在明显的社会支持不足和婚姻调试不良，正常人中维族更善于利用社会支持系统，而汉族的的婚姻调试功能优于维族。

二元应对干预对肠癌病人及其配偶心理困扰和亲密关系的影响

[目的]探讨二元应对干预对肠癌病人及其配偶心理困扰和亲密关系的影响,为维持肠癌病人及其配偶心理健康和稳定关系提供依据。[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17年3月—2018年2月在某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行治疗的肠癌病人及其配偶121对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将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干预组60对和对照组61对,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二元应对干预措施。比较两组病人及其配偶的心理困扰程度和亲密关系。[结果]采用二元应对干预的干预组肠癌病人及其配偶心理困扰检出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心理困扰的生理问题、情绪问题、家庭问题和实际问题4个维度评分均显著低于对照组(P<0.05);婚姻调试得分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结论]二元应对干预不仅可以促进肠癌病人及其配偶的身心健康,提升生活质量,而且能够改善病人与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

生活本位:新时期农村离婚现象的形成机制——基于川西平原Z村的实地考察

在现代性因素的持续冲击下,当前农村离婚现象不断增多。基于川西平原的离婚实践,提出“生活本位”的视角,从婚姻、家庭、社会三个层面揭示了农村离婚现象的深层机制。打工经济使得农民具有经济独立性,婚姻成为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手段;即使婚姻遭遇危机,不仅农民家庭内部缺乏劝解干预机制,而且村庄社会舆论的约束机制亦逐渐瓦解。此外,离婚双方在当前再婚市场具有再选择空间,离婚成本与风险降低,离婚由此生成。当前农村离婚现象的攀升,不仅是个体进行婚姻调适的表现,也是婚姻家庭责任伦理弱化的表现,在深层次上反映了当前中国家庭转型过程中的“伦理性危机”。

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模式对女性不孕症患者婚姻调适及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

目的了解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模式对女性不孕症患者婚姻调试和生育生活质量的影响。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选取2018年6—8月在温州市某三级甲等医院生殖科接受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治疗的360例不孕症女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按照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各180例。对照组采用常规护理方法,干预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采用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模式。在患者接受移植后离开医院之前采用婚姻调适量表和生育生活质量量表进行测评,比较两组患者的婚姻调试和生育生活质量水平。结果干预组患者的婚姻调试总分为(114.56±20.64)分,生育生活质量总分为(68.05±15.18)分,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夫妻共同健康教育模式可以改善患者与配偶之间的亲密关系,提高患者的生育生活质量,可以在临床不孕症患者护理中推广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