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夫勒婚恋家庭观的基本内涵、主要缺陷及借鉴价值

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托夫勒全面分析了影响和作用于婚恋家庭生活与两性关系的各种社会因素,并试图从纷繁复杂的无序现象中找寻到某种规律。他的核心观点是科技革命将促使工作家庭一体化,进而提高婚姻质量,改善夫妻关系。其主要缺陷是把生产力仅仅归结为科技,并且夸大科技对于转变人们工作方式及生活方式的作用,甚至认为科技可以不通过生产关系变革而直接改变婚姻家庭关系。尽管如此,托夫勒的婚恋家庭观对于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我国婚姻家庭关系及两性关系的健康发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及借鉴价值。

厦门进城务工人员的婚恋家庭认知模式分析

以厦门市进城务工人员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访问发现,随着城市化的过程,该群体的婚恋家庭认识模式发生诸多改变:择偶时的个体自由度增大、性观念相对开放、婚姻的幸福度不高,特别是同居率的增高对女性造成伤害以及外来人口的流动性对家庭的稳定性形成冲击,因此,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健康的婚恋教育,合理解决其家庭矛盾,增强其幸福指数,对提高城市化管理水平、推进城市化进程和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大学生婚恋家庭伦理危机及教育对策研究

大学生恋爱、性行为越来越普遍,婚姻问题开始出现,代际矛盾、冲突也非个别现象。这其中存在的价值取向和道德缺失问题,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对此,高校不可坐视,须有所作为。本文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大学生婚恋家庭伦理危机状况;并提出,要因势利导,借助多种途径和渠道,强化婚恋家庭伦理道德教育,促进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和社会风尚的良好发展。

七十年来我国婚恋家庭生活变迁及其对女性思想行为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56年),我国的婚恋家庭生活发生了巨大变革,在这一历史巨变中,我国女性将创造社会新生活的蓬勃向上的精神气息与个人的婚恋家庭生活融为一体;“左”倾思潮萌发及泛滥时期(1957~1976年),我国婚恋家庭生活发生较大变异,对诸多女性形成文明健康的婚恋家庭观造成不良影响;改革开放以来(1978年),我国婚恋家庭生活再次发生巨大变革,种种新事物新观念对广大女性产生了深刻影响,与此同时,爱的情感迷失及现实的婚姻家庭生活矛盾和冲突,也形成社会转型期“发展中的问题”,对一些女性产生了负面影响,有待全社会认真对待和妥善解决。我们可以预期,随着“共识、合作、创造、分享”成为我国女性婚恋家庭生活的主旋律,广大女性必将在新时代我国婚恋家庭生活的创新发展中更为出彩。

婚恋家庭取向的心理干预对SLE患者家庭功能、幸福感指数影响的效果研究

目的探讨婚恋家庭取向心理干预对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家庭功能和幸福感指数的效果。方法将2012年6月1日—2014年5月31日就诊于东莞康华医院内分泌及风湿免疫中心的62名15~58岁的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作为研究对象,根据随机化原则将其分成两组,其中30名为干预组,参加本研究设计的婚恋家庭取向的心理干预,余32名为对照组,采用家庭功能评定量表、幸福指数量表及狼疮活动指数量表,对两组进行干预前、干预后、干预后3月和干预后6月作问卷调查。采用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进行评估。结果家庭功能中的问题解决、情感反应、情感介入、总的功能分量表和总分两组干预后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均有统计学差异（P〈0.05）。幸福感指数总分两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无统计学意义,但如扩大置信空间至P〈0.1,则两组重复测量的方差分析两两比较中干预后3月及6月有一定统计学意义（P=0.08〈0.1）。结论本研究中婚恋家庭取向的心理干预对SLE患者即家庭功能中问题解决、情感反应、情感介入、总的功能及家庭功能总分均有显著的改善作用,对幸福感指数总分则有一定的增进作用,而对已通过心身疾病方式表达了的SLEDAI没有干预作用。

峨边彝族村落未婚女性婚恋家庭观的分析

本文通过分析峨边彝族自然村落未婚女性婚恋家庭观的四个特点,指出一个传统的延续是需要一些稳定的、几乎被奉为信仰的传递规则。由于彝族家支是集体记忆中的代际规则和伦理规则,彝族家支的结构性影响垄断了妇女的婚育观。同时,由于家支对家庭伦理的影响,巩固了一个以男性为主导的女性婚恋家庭观。

新时代大学生婚恋家庭观探析

新时代大学生生活在社会多元多样化的时代,大部分大学生有着正确的婚恋家庭观,但也有极少部分其婚恋家庭观呈现恋爱态度的自我化、婚恋行为的随意化、家庭观念的虚无化等突出问题。究其原因是社会道德伦理环境下滑、高校婚恋家庭道德教育乏力、家庭伦理道德教育缺失。为此,创新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容、方式和方法,引导新时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婚恋家庭观是亟待研究的重要课题。

家风、教风视域内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与婚恋家庭“双促”模式探索

文章从家风、教风两个维度朔源固本,结合新时代高校青年教师的群体特征,提出遵循教育规律和教师成长发展规律,循家风,树教风,构建高校青年教师职业发展与婚恋家庭“双促”模式。

婚恋家庭纠纷酌定量刑情节的死刑限制研究

婚恋纠纷引发的故意杀人案在故意杀人案中占比较大,因其具有一般预防作用小、特殊预防难度小的特点而区别于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恶性犯罪。婚恋纠纷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在司法适用中存在认定模糊、见赔即改、与社会一般观念脱节、被害人过错认定不明等问题,对婚恋纠纷的适用应当把握其设置的法理基础,明确适用范围和条件,通常情况下:具有酌定量刑情节和法定量刑情节的,排除死刑的适用;兼有从重情节和从轻情节的,基本排除死刑立即执行的适用,例外情况是当犯罪手段极其残忍、犯罪性质极其恶劣、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等,论罪当判死刑的应判处死刑。

从《人性的污秽》看菲利普·罗斯的家庭婚恋观

家庭是人类灵魂的栖息之所,也是情感体验的中心。菲利普·罗斯在《人性的污秽》中深切关注了当代家庭婚恋的关系,即父辈和子辈、丈夫和妻子以及男女情人之间的关系,暴露了家庭生活中两代人的冲突问题,谴责了爱情婚姻中的利己主义,提出了建立和谐家庭的基本要素,诸如真爱、信任、真诚、尊重、理解和包容。同时罗斯也表明了对自由、公正、平等和谐社会的向往。

进城务工青年婚恋与家庭状况研究

本研究分析我国进城务工青年婚恋及家庭的总体状况,包括婚恋观、生育观、家庭性别角色观及相应的婚育行为,并在此基础上总结进城务工青年在婚恋及生育养育过程中的鲜明特征和主要问题。研究发现:进城务工青年婚恋观呈现代化、多元化发展,多数进城务工青年持有追求少而优的生育观,家庭性别角色观念现代化,性别平等观念持续提升;初婚年龄明显推迟,存在一定的男性婚姻挤压,婚配模式呈现教育同质婚、户籍类型同质婚、传统“男大女小”的婚姻年龄模式等特征,多数进城务工青年在流动过程中完成婚姻大事,夫妻共同流动比例高;生育数量集中在1-2个孩子,家庭小型化;在养育过程中,父母是进城务工青年家庭最主要的照料支持者,子女的教育支出对进城务工青年家庭造成较大压力。研究建议从缓解婚姻挤压的负面影响、提高生育意愿、降低生育成本等方面施策。

两性视野下婚恋和谐在家庭幸福中的影响

列夫·托尔斯泰曾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写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充分的肯定了生活幸福的家庭都有一定的共通性。本文将分别从两性角色、人类文明和婚恋关系三个角度进行讨论,并寻找出和谐的婚恋观就是所有家庭幸福的通性。

向警予妇女运动中的伦理思想及其启示

向警予始终强调对妇女的教育,抓住了伦理的核心。伦理归根到底要推翻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解决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努力构建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存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对爱的阐释

将文本按历史大致划分为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之后三个时期,分析不同历史阶段女性小说文本所反映出来的"爱"的匮乏与丰富、诉求与谬误。这些女性文本比较可靠地反映出社会文化以及婚恋家庭文化中"爱"的状况。研究发现,从绝大多数女性作者的思想情感到作品的故事内容,都反映出"爱"的匮乏和谬误。女性小说呈现出来的这一现象引人深思,有待重视并亟待改变。

“无墓碑可扫”“无灵位可祭”的普洱傣文化考察

本文以田野调查所见所闻,阐述金平普洱傣人无祖先崇拜之习、恋爱婚姻家庭方面无传统继嗣观、以及族属认同上的“他者”意识,提出:不应一味强调傣族的同一而忽略甚至否认其内部的多样态,普洱傣人在灵魂崇拜、婚恋家庭、族属认同等方面表现出来的与白傣截然不同的特点,是对民族共同体内部多样性的绝好诠释。

李大钊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

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了妇女解放的途径、条件和特点。他认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前提,受教育的平等权、平等的政治民主权利和科学的婚恋家庭观是妇女解放的重要条件;同时,他认为要实现妇女解放还必须摧毁其精神枷锁———封建礼教和大家族制度。他最早提出了妇女解放统一战线的主张,不愧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奠基人。他的妇女解放思想代表了我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最高水平。

夏目漱石《门》叙事空间艺术研究

《门》是夏目漱石青春前三部曲的收篇之作,运用叙事学中的空间理论进行研究,认为《门》中独特的空间运用不仅增强了小说叙事结构的张力,还促进了意义生成和主题表达,使《门》的叙事空间艺术独具特色又意蕴丰富。通过地志空间、时空体空间和文本空间三个维度分析了《门》中的叙事空间艺术,剖析了空间变化对小说人物、叙事结构及社会关系等产生的深入影响,表现了夏目漱石对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阶层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旧道德与新道德的碰撞冲击下出现问题变化的敏锐思考,具有唤起读者在社会伦理层次,尤其是明治维新时期婚恋家庭观上深思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