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看婚育政策的改革方向——基于公共选择理论的政策分析

面临严峻的人口危机,我国相继出台了全面放开三孩、离婚冷静期等婚育政策,但婚育率仍持续走低,政策效果未及预期。研究借助公共选择理论、从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婚育政策失败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降低女性婚育成本、增加女性婚育收益从而弥合女性婚育的正外部性是制定行之有效的婚育政策的关键。

婚育政策对山东省生育水平波动及生育模式变迁的影响分析

本文使用2016年120县人口监测系统数据,结合山东省婚育政策变动,聚焦山东省户籍妇女的生育水平与生育模式变迁,通过计算1986-2016年详细的分孩次生育指标,以了解相关婚育政策对生育率的短期和长期影响。文章重点分析一孩和二孩生育,因为这两个孩次合计占山东省出生人口的90%左右,并能够体现自1990年以来严格执行晚婚晚育和二孩间隔政策后人们生育时间和生育年龄方面的巨大转变。分析显示,山东省户籍育龄妇女的生育行为长期受严格的生育政策约束,不同时期主导性的政策类型不同,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晚婚晚育政策和二孩间隔政策的变动导致生育行为的年龄分布和平均生育年龄的本质变化及时期生育率剧烈波动。2013年以来相关政策调整后二孩生育率虽强势反弹,但其对提升时期总和生育率的贡献幅度,被同样迅速下降的一孩生育率部分抵消。当前山东省的生育模式仍不稳定,存在诸多进一步强化自愿推迟生育的影响因素,并将进一步降低时期生育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青年婚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兼述政策效果及未来方向

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阶段的青年婚育政策有其存在的不同现实背景。通过梳理建国以来我国实行的青年婚育政策,将政策实施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的政策演变做了历程回溯和特征总结。研究发现,青年婚育政策在创造"人口红利"、规范超生行为、提升"二孩"意愿以及抑制"钻漏洞"婚育行为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成效有限。因此,未来完善青年婚育政策的方向在于建立健全婚育利益导向机制,鼓励青年适龄结婚、适龄生育,加强婚前、婚后辅导教育等等。此外,三方力量协同建立"非常规"婚育行为的监测制度,对增强政策的完备性和弥补漏洞也具有积极意义。

纳粹政权的婚育政策与德国女性的顺从

纳粹德国鼓励妇女结婚,多生育子女,支持非婚生育,制造更多的纯雅利安人口,为纳粹种族主义和侵略政策服务。广大的德国妇女则对此政策采取了沉默乃至支持的顺从态度。究其原因,主要是群众意识以及群体心理的影响,纳粹政府暂时解决了一些社会问题从而取得了她们的信任,婚育政策和法规的鼓励或者强迫,以及纳粹蛊惑人心的宣传等。

“畏婚恐育”问题的生成与治理研究

人口问题关系民族长远发展,社会稳定亦需人力资源保有健康状态。当前,我国适龄人口结婚意愿持续降低,“畏婚”问题明显,长期的低生育引致人口负增长,“恐育”问题潜在。“畏婚恐育”是外部政策环境约束与内在主体婚育意识共同作用的结果,易使适龄人口在婚育选择时陷入伦理困境,同时也可能引致社会风险。可以从政策上贯彻落实三孩生育政策、持续完善婚姻配套支持,法制上继续跟进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等相关法律法规,文化上从个体、家庭、社会层面着手多方位推进新型婚育文化建设,通过政策赋能、法制跟进和文化引导消除适龄人口对婚育的恐惧,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

中国不婚、不育和少育的状况、影响因素与政策应对——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主要数据结果分析

人们婚育意愿和行为的变化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基于中国不婚不育少育群体专项调查数据,对不婚晚婚、不育晚育和少育3类特定育龄群体在当前生育政策背景下的婚育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发现,3类群体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是愿意结婚、愿意生育的,导致他们意愿和行为发生偏离的主要原因是婚育成本的升高,包括经济成本、时间成本等,此外,文化舆论的影响也值得重视;对于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超两成已婚受访者认为其对自身的生育计划有正向影响;降低孩子教育费用、发放育儿津贴和提供带薪育儿假是3类群体普遍的政策诉求。鉴于此,要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支持政策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制定全生命周期的婚育支持政策,通过文化建设传递积极向上的婚育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