幻想之再媒介化——对再媒介化理论的反思

媒介的发展并非单一、静止和线性的,而是不断再媒介化的过程。既有的再媒介化理论强调媒介是新旧媒介的再媒介化,却未能关注尚未存在的幻想媒介。是以,将媒介考古学的“幻想媒介”概念引入再媒介化理论是必要且可行的。再媒介化既包含既有媒介间(旧媒介和新媒介)的再媒介化,亦涉及幻想媒介,即既有媒介和幻想媒介是一种相互再媒介化的关系,其间的调适遵循超媒介性和无中介性的逻辑,朝着人性化趋势发展,不断模仿和复制甚至超越人类的感知模式。

数字化媒介及其趋势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媒介的兴起及其迅速发展,使得人的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媒介化社会逐步形成,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延伸到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日常生活无法避免的存在。媒介化生存是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的最为直接的现实文化境遇,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摆脱网络依赖症,媒介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尤为重要。

“跨媒介阅读与交流”任务群的设计与实施——以“年度热词花落谁家”为例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在课程内容中设置了“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旨在引导学生学习跨媒介的信息获取、呈现与表达,提高跨媒介分享与交流能力,提升理解、辨析和评判媒介传播内容的水平。“信息时代的语文生活”属于跨媒介阅读与交流学习任务群的范畴,该单元主要提出了认识多媒介、善用多媒介、辨识媒介信息等目标方向,但没有安排具体、明确的教学内容。高中生作为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网络原住民,虽然对跨媒介阅读与交流的方式并不陌生,但是对于多媒介的认识与运用、对媒介信息的辨识与评判仍显得较为盲目。

中国古代三次媒介转型与知识大繁荣

围绕中国古代从简牍到纸张再到印刷媒介的三次变革展开讨论,以长时段和中时段的视角审视中国古代媒介技术在三次变革中所扮演的历史角色以及对中华文明发展的特殊影响。简牍媒介的普及使知识传播结构得以更新,纸媒介的盛行凸显了知识传播主体的价值,印刷媒介促使中华文明走向成熟,这些影响是中华文明保持活力和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新媒介何以“持续生长”:数字媒介生态视角下的数字可持续性

近年来,受到本土功能主义应用式传播研究风气的影响,相关研究对数字媒介生态理论维度和分析视角的革新、凝练和批判有所欠缺。文章在梳理对媒介生态学相关误读的基础上,探讨了从传统媒介生态学到数字媒介生态的进化机理与内涵变迁。在此基础上,引入数字可持续性概念,从数字平台生态系统、数字媒介时间的生态学层面和数字保存、数字共享的传播层面解读数字可持续性的内涵和发展方向,关注在媒介生态变迁中如何延长数字寿命等问题。文章认为,数字媒介运作中物质与非物质、人类与非人类等因素如何在特定语境中通过组合实现持续性生长,是研究数字媒介生态时需长久关注的问题。

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有关舞蹈艺术再媒介化的几点思索

进入全球化、数字化时代,新技术条件、新哲学文化氛围以及媒介技术持续革新的背景,促使声音、文字、图像、数据等各种艺术媒介跳出本位,从旧有媒介获得部分形式与内容,继承具体的理论与意识形态特征,催生出不同于传统意义的新的艺术媒介以及新的艺术内容生产模式和欣赏效应。这无疑打破了过去单一媒介传播效应和受众的限制,就此,艺术的空间圈层、时间变量与文化身份的现实互动愈加频繁,新旧两种媒介相得益彰。

当代文学三次文化“祛魅”背后的媒介逻辑

新时代以来当代文学总体经历了三次文化祛魅。自20世纪80年代后,科学技术的迅猛进步使媒介日新月异,而媒介的不断变迁又对文学表现出深刻的影响(杨博,2019)。80年代报纸与文学期刊作为清晰度低,参与度高的冷媒介推动着文化的“祛魅”与“赋魅”。90年代电子热媒介的发展迅速,直接促使大众文化的兴起,从而扩大了文学的生产域,并让精英文学逐渐被“祛魅”。到了21世纪,代表网络二代的新新媒介兴盛,作家身份被颠覆,文学丧失灵韵,这一次“祛魅”却让文学在媒介生态环境中面临挑战。所以媒介作为文学的载体的同时,也塑造着文学的特征。

智能传播时代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话语构建策略与反思——兼议国内三大主要平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传播实践

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是媒体建构自己传播话语的重要机会。媒介话语研究已经从内在的媒介文本结构走向涵盖媒介生产-文本-受众等多环节的动态建构。在卡塔尔世界杯媒介话语构建中,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授权的咪咕视频、抖音,利用自己平台特点实现了自身的媒介话语构建。从内容、技术、资本等视角分析央视、咪咕视频、抖音三家平台对卡塔尔世界杯的媒介话语构建策略,总结智能传播时代传播平台在平台框架、商业逻辑、新媒体技术、版权利用中的媒介策略构建方法。从话语霸权、官方与民间话语疏离、技术掌控下娱乐至上等方面,分析在竞争与合作模式下,对新技术引领的大型体育赛事传播媒介话语构建的反思。

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与舆论外交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罗织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文本以政治媒介化理论观照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指在美西方市场逻辑作用下,政治逐渐依赖、内化媒介逻辑,政治过程受媒介逻辑长期形塑的现象。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其遏制中国的目的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妄图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文本深入剖析了美国涉疆舆论战中的政治媒介化过程与策略,揭露了美国涉疆舆论战的真相与本质。

媒介素养理论范式的嬗变:内容性媒介、物质性媒介与主体性媒介

媒介素养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反思,是社会个体层面的能力塑造,要求个体在媒介实践中保持独立且深度的思考,从而维持人的主体性。以技术发展相伴的媒介形态演进为线索,媒介素养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大众传播时代以内容和形式为核心的单向度媒介素养理论范式。在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影响下,当前媒介素养理论应从内容性、物质性和主体性三个层面展开:在内容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自觉而能动地获取、接受、理解、分析、评价、创造和分享媒介内容;在物质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根据自身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与媒介本身断连或连接;在主体性层面体现为个体能够在“人-机联合体”中以人的主体性为尺度,实现人机协同关系的动态平衡。

当代的艺术跨媒介性与“诗意中心”

随着“音舞诗画”等新兴艺术形式的流行,艺术作品的跨媒介特质已成为一个较为“亮眼”的存在。交往、融合、间性是艺术作品跨媒介性的三个重要范畴。艺术媒介的间性一方面保留了艺术自身的高度自主性,另一方面也阻碍了媒介间的良性交往和融合。当下复合型艺术媒介的形式越发多样,因此有必要寻找间性的中心位,以它为“轴”去观测艺术媒介交往、融合、间性三者联动的可能,并寻找联动的“最大公约数”。诗意因其开放的朦胧多义性、瞬时的感悟性和优雅的艺术品格,可以成为跨媒介性的观察中心。面对进入21世纪以来蓬勃、繁杂的艺术现场,以诗意中心为轴,可以灵活化解间性可能对跨媒介艺术进一步融合造成的阻碍。

构建科学的“媒介观”

我们正处于一个媒介急剧变动的时期。从媒介行为,到媒介形态,再到媒介生态——观察一下会发现,对于当下的媒介或者未来的媒介,竟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学理性一点讲,叫“困惑”。或许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困惑”,以及这样的“困惑”所产生的影响,在媒介实践领域和媒介研究领域,我们都看到了一些与科学性、理性不相一致的行为选择。媒介实践领域媒介发展所带来的不同介质媒体之间的竞争,正在替代以往同类介质媒体的竞争。

媒介化与平台化:论文学作为有声媒介的再兴起

平台的有声文学作为一种“有声媒介”再兴起,正将原本作为文本内容存在的文学推向再媒介化的未来向度。一方面,有声文学作为传统文学文本的一种跨媒介传播形态向旧媒介致敬;另一方面,有声文学正把声音从一种载体重新定位为物质中介物,把声音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重新归还于人。未来,以平台化为基础的有声文学再媒介化进程,可能会促成基于声音物质性基础上的全觉感知、基于音频游牧性特征下的现代性听觉空间,以及基于听觉空间易变性特征下的隐喻失效。

智能域的演进、特征、挑战与未来——基于媒介学视角

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推动人类迈进智能社会。在媒介学视域下,媒介技术革命是媒介域变迁的核心动力,智能媒体的崛起与泛化开启了一个新的媒介域——智能域,相应地也带来了社会生态和文化观念的变迁。智能域是智媒时代的全新社会生态系统,具有万物智能化、数据海量化、个人节点化、算法中介化、交互全息化、关系复杂化六大特征。智能域的背后隐含政治、资本、社会等各方面的权力博弈,具体表现为数据安全风险、算法权力争夺、媒介对人入侵、伦理关系解构、网络生态失衡等挑战。为更好地适应智能域的发展,可从主体、关系和机制三个维度构建智能域协同治理体系,完善智能域的“上层建筑”。展望未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不断进化并对媒介域“重新域定”,智能域将呈现出在线域、隐线域和超线域三重境界。

何种媒介,哪类知识:试析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智能知识媒介。作为知识媒介,它具有突出的“生成—媒介性”:与传统知识媒介相比,它是天然的媒介物(技术物与媒介物的合一);在生成与连接的相互作用之下,它成为“数字欲望机器”,“三重生成”(自身的纵向生成与横向生成以及自动知识生成)使它成为“超级知识媒介”。但是,如今的智能知识媒介仍然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主体性,它的知识实践仍然是人类主导(人类激发和牵引)的知识生成—传播系统,与人类“意识—思”之知识相比,其知识乃是一种“无意识—用”之知识。智能知识媒介生成知识固然对人类知识实践有诸多好处,但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弱化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长期、潜在的影响,也同样引人深思。

媒介地理学视域下个人媒介对地方感构建的影响研究——以贾樟柯之于山西省为例

一个人,究竟能对他人心中的地方产生多大的影响?以贾樟柯之于山西省为例,基于媒介地理学视角,利用ROST CM6软件与微词云对微博、豆瓣数据文本进行分析以探究个人媒介对地方感建构与重塑的作用。结果表明:贾樟柯通过影视书籍、节事活动等方式让大众对山西产生基础认识的同时,从文化层面切入,借助时代变迁下的集体记忆将故乡山西汾阳打造成中国人的乡土精神家园,让受众对山西产生了“熟悉”“亲切”的正向情感,并激发受众在行动中进一步地探索山西。由此可见,媒介是地方感再造的重要途径,而人作为媒介以及媒介的使用者,在地方意象的塑造、地方认同的形成等地方感的建构中具有重要作用。

自主支持抑或控制限制:数智时代青少年父母媒介干预策略及其高阶模型的验证

正确监管和引导青少年的电子设备和智能应用的使用关乎他们的健康成长。为探究当代中国父母采取了哪些媒介干预策略来引导青少年合理使用媒介,研究结合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自下而上地归纳出监控、主动介入、借助第三方、劝解、惩罚、情感绑架、积极的共用、示范、自主管理和拖延共10种一阶干预策略,并开发了信效度较理想的相应量表;根据父母赋予子女使用媒介的自主程度和支持程度,研究将10种干预策略划分为4种高阶干预策略,即自主-积极、控制-积极、控制-限制以及自主-限制,并用实证数据验证了本高阶模型结构的合理性;通过检验各高阶干预策略的效果,研究发现采用控制-积极策略和自主-积极策略的效果更好,而其他两类策略则好坏参半。

“技道合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数智技术带来传播生态变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挑战和机遇并存。立足媒介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能动性”与“技术-社会”互动勾连的分析路径,认为“技道合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并与当下的媒介化社会现象呼应,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与国际传播的逻辑诉求,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念。未来的国际传播延续“技道合一”的媒介化治理理念,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这将有助于调和“技”“道”异化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作为“事件性媒介”的监控录像短视频——以事件现象学为视域

监控录像短视频作为视频监控技术与短视频耦合的新型媒介形态,并不能被简单地归为一种监视媒介。以海德格尔、马里翁等的事件现象学为理论透镜,融贯伊德、克莱默尔的技术/媒介中介论,监控录像短视频更应被视为一种直观、原初地呈现事件的“事件性媒介”。在媒介本体层面上,监控录像短视频可以被规定为一种由“事件—媒介—主体”的三元关系构成的“事件媒介”,依靠监控摄像头的“全时空”部署与短视频的媒介渠道,实现对事件的接收与生成,为主体的在世生存提供了“超越的可能性”。监控录像短视频同时还是“媒介事件”的现实建构装置,它以物质性的事件为中介来实行“常识世界”的再生产,敞开了社会现实建构的实在性与开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