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醒、激活与复现:诗词类短视频的媒介书写

短视频与中华传统文化的相遇让文化的“活态化”实践充满生机。从文化记忆理论出发,以诗词类短视频为例,在叙事策略、生产动因和价值传播三方面探析短视频唤醒、激活和复现中华传统文化的新路径。研究发现,“浅出”“深入”的视听符号和“共享”“共情”的互动仪式唤醒古诗词的认知和情感,书写权力的再分配和诠释方式的多样化激活了古诗词的书写欲望,短视频引发的“热”认知和“冷”思考复现了古诗词的价值内涵,三者共同建构了诗词类短视频的媒介书写路径。

论后现代小说与媒介书写

媒介时代带来了文学书写的视觉化转向,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文学与媒介之间的多重互动中,媒介已经超越了文学跨时空传播的物质载体,而日渐由外在表现形式转化为文学探讨的对象与内容。库普兰德、德里罗和品钦等人的后现代小说从媒介与文化、政治及历史三者的关系入手,探讨了媒介话语的运作逻辑,揭示了现代媒介与后现代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后现代小说媒介书写的探讨有助于深入挖掘文本的思想内涵和现实意义。

民国时期南洋粤籍华侨媒介书写及其逻辑研究--以《申报》为中心

在考察华人世界共同体想象区域的不同层面时,广东是一个典型样本。《申报》关于南洋粤侨的历史记录,成功地讲述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历史认知,通过“诉苦”与“树标”的书写逻辑,建构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历史形象,塑造了民国时期南洋粤侨的价值观念,讲好了民国版本的“南洋粤侨故事”。

20世纪70—80年代香港地区民间社区的跨媒介书写——以剧集《狮子山下》及个人书写为例

《狮子山下》系列电视剧承载了港人的文化记忆,“狮子山精神”更是香港地区精神的代表。聚焦20世纪70至80年代的《狮子山下》剧集系列,以“实践本位研究方法”能够探讨剧集的文本内容与香港地区社会发展之关系,同时关注其叙事方式是如何建构出特定的“时代感”和“地方感”并表现特定的时代情怀与精神的。从创意写作研究角度,唐睿结合个人创意写作实践,也探索实验了诸种叙事技巧在营造文艺作品之“地方感”的规律与可能性。

媒介物何以可能:电子手写媒介的产生与意义的生产

近年来,一些配置手写笔技术的电子消费产品鼓励人们回归手写实践,传统手写与数字媒介之间的断裂存在某种打通的可能。这是在媒介研究中尚未被广泛关注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来审视书写媒介的产生与意义生产。文章采用物质话语分析的路径关注这一全新的手写形态是如何从人机交互、手写识别等技术中走出来并形塑成媒介的,揭示电子手写媒介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电子手写媒介的发展与笔、墨、纸的媒介话语,以及代替与拓展的时空场景话语是一种同构关系;电子手写媒介的发展是一个媒介产生的塑形与意义生产的赋意相结合的过程。

书写媒介对中国“轴心时代”思想变革的影响研究

"轴心时代"是人类主要文明都经历过的关键变革时期。春秋到汉初是中国的"轴心时代",变革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包括主流思想和传播媒介。思想的变革与书写媒介共同发展。作为思想传播的新载体,书写媒介加速旧时代礼乐思想的瓦解与转向,推动百家思想的融合,促进新思想的相对普及。书写媒介迎合变革时期的思想传播要求,给予了书写媒介对思想变革的推动力。

女性主义电影中女性知识分子的媒介书写——基于《汉娜·阿伦特》和《黄金时代》的比较

探究女性主义电影中对东西方女性知识分子媒介书写的异同,有助于揭示女性主义在东西方的媒介实践状况。文章以传记电影《汉娜·阿伦特》和《黄金时代》为例进行比较研究。导演通过女性版的'智者受难'、性别文化话语权的互补以及公共领域的社会参与来彰显女性主体性在社会文化中的崛起。但在实践中,两者在媒介书写形式与主体建构方面存在着一定差异。中国女性主义电影的创新与发展需要媒介实践者精确把握其文化共性,并进行差异化呈现用以提升文化影响力。

探寻华夏文化之根——周公历史记忆的媒介生成路径考

自西周以来,周公历史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书写媒介下,依附不同的价值判断与制作逻辑,记忆的重心多有不同:青铜铭文的简练、平实书写,提供了周公“克奔走上下,帝无终令于有周”的原初记忆;先秦与秦汉史籍对原初记忆全面接续的同时,还多有对周公“巫”性与“制礼作乐”的复写,这其实是以或隐或显的两种方式表明周公行王政之实;先秦子集截取周公“史迹”的不同面向重构周公记忆,书写路径虽有差异却多转向以才、德为宗的圣性深描;后世典籍进一步拔高周公形象,尤其在宋代典籍中出现了以“梦周公”为思想进阶符号的倾向。本文试图以记忆的媒介为中心,审察周公历史记忆在不同时期、不同书写媒介下的衍变,并以此把握历史记忆与书写媒介之间的关系。

传播史中的竹木时代:简牍媒介传播考论

简牍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书写媒介,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延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媒介形态来讲,简牍是由竹木制成,形制比较固定,其出现是由于社会生活中传播需要的扩大以及人们对媒介传播功能的诉求.简牍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多种传播功能,主要有作为典籍的文化传播功能、作为律法契约的信息发布功能、作为重要事件记录的纪事功能以及作为交往文书的人际沟通功能.简牍的发明是传播媒介的巨大进步,其广泛应用提高了传播的自由度和信息承载量,增强了社会的黏合度,维护了当时的政治统治,促进了社会文化的繁荣与发展,打破了知识的垄断,加速了文明的更迭.

费诺罗萨还是庞德?——《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作者问题

在后结构主义关于"作者"及"译者"相关理论的启发下,《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作者问题显得微妙起来。这篇后来以单行本问世的文章原作者是费诺罗萨,却由庞德编辑和出版,并通过个人的权威地位使其广为人知。一百多年来,庞德在这部作品中的角色定位起起伏伏,并在2008年出版的评注本中成为第二作者,而非编者。费诺罗萨的作者功能相应"式微"。本文将首先回顾《作为诗歌媒介的中国书写文字》的出版简况,而后通过细察费诺罗萨手稿与庞德公开出版的文字之别,来分析后者的编辑工作;再将这部作品置于庞德个人的思想发展及文学脉络中进行观察;最后以马歇雷、巴尔特、福柯及本雅明的后结构主义理论,通过诗人庞德集作者、批评者、编者及译者于一身的多重角色来审视这部作品的作者问题。

文本主义者构想的声音: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评

美国媒介思想家翁对德里达“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评论在诸多研究者中较为独特,也并未被国内研究者注意。翁认为,德里达虽然注意到声音作为一种媒介在信息传播中的作用,但他却用“文本主义者”的立场,以声音形式与视觉符号的一一对应来理解德里达思想中声音对信息的表征方式。在翁看来,这是一种文本主义者构想出的声音。在对法国逻辑学家拉米斯的研究中,翁发现了现代书写媒介发展导致的思想史变革:传统逻辑学将事物的表征看作事件在时间中的发生和消逝,而现代书写媒介才导致了词语以客体化的方式表征事物。翁认为,这一看法与德里达的论述有相似之处。但是,与德里达不同,翁试图发现一种“实在”的声音媒介。但是,他将“声音-事件”对应于口传媒介对事物的表征,而将“词语-客体”对应于书写媒介对事物的表征,仍然是一种僵化的二元对立。这种二元对立并不能摆脱他所批评的文本主义原则。翁从声音-口传媒介到书写-印刷媒介的演化史描述,并非一种真正的“实证”研究,对西方文明和清教-美国文化在媒介塑造过程中主导作用的描述,这一思想前提来自于他的导师佩里·米勒,并受到20世纪美苏文化冷战格局的影响。此种“政治无意识”使他不得不同时捍卫声音的特权和书写的霸权,从而让他的媒介史研究变得自相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