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奥会媒介传播与青少年价值观教育实践

“媒介化社会”的不断发展,使得媒介信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少年的社会认知与价值观形成。北京冬奥会期间,媒介通过构建媒介仪式创建符号联系,打造沉浸教育场景的方式,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采用故事激励、行为示范、价值引领的方法,培养青少年的奋斗精神、乐观品质和责任意识。社交媒体为青年群体在北京冬奥会的宏大背景下进行年轻化互动和个性化参与提供了平台,增强了青少年对国家事件的参与感。北京冬奥会的媒介传播实践,有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培养出有文化、有知识、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从建筑到戏剧:17-18世纪“中国瓷塔”形象在欧洲的跨媒介传播与重构

伴随着17-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中国热”,“中国瓷塔”形象成为欧洲艺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雅克·布罗斯在《发现中国》中写道:“中国被发现之后,所产生的即使不是一种真正的相遇,至少也是一种冲撞,也就是使近代西方文明与另一种遥远而直到那时又恰恰不为人知的文明,首次直面所造成的撞击。17世纪发现中国,至少与16世纪时发现新大陆一样重要。”“中国瓷塔”形象在欧洲的传播与流变以及欧化中国塔形象的生成是西方“发现中国”并将中国元素在地化的经典案例。作为“中国风”美学思潮的重要载体,欧化中国塔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聚合物,它融合了中西方的审美观念和艺术风格,展现出跨文化交流的多样性和丰富性。

动静相生:《三国演义》的跨媒介传播及其意义

作为古典文学经典,《三国演义》的传播与媒介变迁有着密切关系。在成为《三国演义》之前,三国故事主要通过口头进行传播。在成书后的数百年里,《三国演义》主要通过印刷(刊刻)媒介进行传播,戏曲等艺术形式也是其传播的手段。电子媒介诞生后,《三国演义》开始通过影视剧和广播等方式进行传播。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等传统媒介对《三国演义》的传播构成了其文学意义的稳定性闭环。互联网媒介诞生后,《三国演义》的传播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互联网媒介不仅对《三国演义》原著进行传播,还创造了更多的衍生文本,从而打破了《三国演义》文学意义的闭环。传统媒介下的《三国演义》主要在静态中传播并获得相对稳定的文学意义。随着跨媒介传播的形成,《三国演义》则进入了生生不息的动态文化生产中。通过对《三国演义》跨媒介传播的研究,可以更好地理解古典文学经典在互联网时代的传播、接受与再生产。

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族群—象征主义视角下影响民族建构的两个维度

族群—象征主义可视为对现代主义民族建构的补充与修正。以此为视角,选择历史记忆与媒介传播两个因素,呈现该理论对民族以及民族建构的整体性把握。历史记忆是指以历史形态呈现和流传的一种集体记忆,是一个社会中多数成员脑海里留存的对过去事件的系统性再现,其实是一种身份认同的寻觅。在共同体的建构上,建构者要寻求一种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如文化与历史记忆的广泛性,媒介传播便是一种共同联结的探寻,以形成横纵一体的民族建构的联结形态。在网络时代,解构性要素弥漫成为对民族建构的一大挑战。

“开发者文学”及其跨媒介传播探究

“开发者文学”是具有时代性特征的文学,当代开发者的“社会主义自觉性”是当代开发精神的根本要义,只有反映了当代开发者精神的文学作品,才是本质意义上的“开发者文学”。其在题材和精神实质上有相对明确的规定,但在文体、角度、手法、风格甚至表现形式方面并无限制,自身形式的多样性促成“开发者文学”传播的跨媒介性。在跨媒介传播中,最具规模与影响力的当属以新闻片、纪录片、电影和电视剧等大众传媒艺术形式进行的传播。这种以“为了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振兴和发展,为了祖国未来的繁荣和富强,向一切崭新的未知领域(包括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发愤图强、披荆斩棘进行冲刺和拼搏,奋进和攀登,思考和思索的大无畏精神”为核心内容的开发者精神汇聚于“新疆精神”中,成为当今新疆人民最核心的精神特征。

传播仪式观视角下三星堆遗址跨媒介传播策略分析

在数字化时代,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催生了新的媒介形态,并衍生出全新的社会互动方式。三星堆遗址作为中国文化遗产的典型代表,近年来凭借跨媒介传播策略实现了文化突围。文章结合詹姆斯·凯瑞的传播仪式观,以三星堆遗址的跨媒介传播措施为研究对象,对其传播策略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优化建议,为其他文化遗产的传播与发展提供参考。

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传播与社会素养的互动影响研究

在新媒体环境下,媒介传播与社区素养之间的互动影响成为了研究的关键焦点。通过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们探讨了这一现象的动态性和复杂性。研究表明,新媒体环境的媒介传播方式强烈影响了公众的社区素养,尤其是在获取,理解和评估信息的能力方面。另一方面,具有高社区素养的公众群体也能更有效地在新媒体环境中使用和评估信息,从而对媒介传播产生反馈影响。这种互动关系对进一步理解新媒体环境下的社区传播现象及其对社区悠久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另外,通过了解这种互动关系,我们也能更有效地设计和实施媒体素养教育和社区发展政策,提高公众的信息素养,以应对新媒体环境的挑战。

文学经典的跨媒介传播——以《聂小倩》为例

学者亨利·詹金斯于2003年首次提出跨媒介叙事的概念,指故事系统性地散布于多个平台,各个平台以各自擅长的方式作出独特的贡献。经典文学作品的跨媒介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时代趋势,文字不仅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更拓展至戏曲、游戏等多元化领域。这一跨界融合,预示着未来文字转型的主流趋势。《聂小倩》是清代小说家蒲松龄所著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卷三中的一篇,主要讲述了女鬼聂小倩如何在书生宁采臣和剑客燕赤霞的鼎力相助下,成功摆脱凶恶妖物的桎梏,最终与宁采臣携手步入幸福生活的故事。

跨媒介传播奏响彝族文化传承最强音

互联网的发展推动了媒体行业的变革,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展成为必然趋势。彝族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媒体深度融合在为彝族文化传承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现从跨媒介传播的角度分析彝族文化传承的现状,指出彝族文化传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应对策略,以期更好地传承与传播彝族文化,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提供借鉴。

红岩精神的视觉空间再生产与跨媒介传播研究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传播与传承对精神谱系的传承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红岩精神通过物质性、社会性、精神性的建构搭建起多维的红岩视觉空间,并通过多元媒介进行全方位的传播。通过对红岩空间的“三元性”探讨,凝练出红岩视觉空间的丰富性、交互性和延展性特征并思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空间传承与跨媒介传播的具体路径。

中国网络文学的跨文化、跨媒介传播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为文学创作搭建了一个新的平台。依托网络文学网站,不同形式、不同类型的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经过20多年的发展,网络文学产业逐渐成熟,从备受争议的“亚文化”文学形态,逐渐成长为我国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不同媒介的边界逐渐被消解。融合技术催生了许多新的传播形式,网络文学的边界也被拓宽,这为网络文学的传播提供了新的舞台。

巴蜀地区传统技艺类非遗的数字化跨媒介传播

智媒时代,全媒体传播呈现出传播主体数字化、传播过程交互化、传播媒介多元化的特点。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通过新媒体运营方式进行跨媒介传播的过程中,面临着非遗文化内涵缺失、非遗集群参与度不足、非遗主体代际失衡、非遗传播渠道单一、非遗短视频商业化严重的窘境。为应对这些挑战,传播主体应建立非遗品牌,扩大其传播影响力;打造特色非遗IP,强化数字化非遗传播;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推动非遗创造性转化;跨界合作,助力非遗“破圈”发展。

论媒介传播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传播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必需的传承载体。媒介传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发挥作用主要是依靠对传承载体即传承人的积极影响实现的:(1)保证传承载体的重要性;(2)促进传承载体群体化;(3)提高传承载体专业性;(4)争取传承载体生存空间。在信息化日益发达的今天,回到信息化的本质角度探讨非遗传承与媒介传播的融合共赢,具有现实意义。

体育媒介传播的转向与未来:从符号传播回归具身传播

符号传播是体育媒介传播的主要形式,但其固有的“离身性”特点使其在智能技术加持下的新的体育媒介传播实践中,对于体育核心知识的传播存在困境。体育符号传播的实践困境主要表现在其“显明性”与体育技能知识的“默会性”特点产生张力,“意识主体”层面的沟通难以满足体育精神“身体主体”的传播需求,形成的“话语实践”与体育意义“身体实践”传播需求存在矛盾。从身体现象学出发,认为身体是体育运动原初经验的来源,是体育认知的主体以及能够沟通他者亲历体育的意义。基于身体属性的体育具身传播能实现体育内容深层次传播,弥补体育媒介传播场景中体育符号传播的“断裂”,优化体育传播效果。继而从媒介、内容、主体间性方面提出未来体育媒介传播的发展路径:从以符号为媒向以身体为介过渡;从传播体育知识到挖掘体育经验;从以“主体”为中心到重视传播场域中的“他者”。

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与跨媒介传播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世界级的文化艺术瑰宝。本文通过对Z世代的深度访谈,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梳理其在主体、形式、载体和效果等方面的“活态”传承过程,提出跨媒介参与、跨媒介叙事和跨媒介交互的传播策略,进而推动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媒介传播与残疾人社会融合研究综述

媒介传播的信息深刻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残疾人群体的认知、态度和行动,对倡导和树立新型残疾人观,促进残疾人社会参与和融合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试图通过回顾近年来媒介传播领域中对于残疾人相关议题的重点研究,以及残疾人事业与媒介传播领域的交叉话题,梳理整个社会对于残疾人观念和态度的变化,考察媒体在角色定位、方法手段、价值选择和社会责任等方面是否与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发展相契,从而提出有效的批评和建议,最终促进残疾人社会融合事业得到更有效的社会支持。

智媒时代文化类节目的跨媒介传播实践与启示

步入新时代,文化类节目在智能媒体技术的顶层发力下正形成新的传播生态格局,走出了一条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解困自我生存危机的新赛道。作为新阶段文化类节目的传播实践模式,跨媒介传播优于大众传播的智能化变革不仅体现在节目的内容表意与渠道重构层面,而且重塑了受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认知到认同的建构路径,实现知、情、意、行的有效融合。

论数字化时代网络文学的跨媒介传播--以紫金陈作品《坏小孩》为中心

近年来,数字科技的空前繁荣为网络文学作品的数字化传播媒介提供了有力保障,媒介融合的日益成熟为网络文学IP改编的多维度、多模态传播注入了不竭的动力和能量。在国内影视产业受到疫情严重冲击的2020上半年,精品网络自制剧《隐秘的角落》的热映,带动影视产业回暖升级的同时,也打破了国产悬疑剧的传统旧式。作为2020年的一部口碑收视俱佳的国产大热悬疑剧集,该剧及其原作《坏小孩》在传播过程中呈现出了显著的效果。本文将以原著《坏小孩》及其改编剧《隐秘的角落》为例,从数字传播的媒介和内容两方面对其传播特点展开分析,探究从网络文学到影视作品的跨媒介传播现象。

重构与再造:《千里江山图》的跨媒介传播研究

从艺术理论的视角出发,探讨《千里江山图》在现代科技情境下,打破媒介壁垒,采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呈现出新的艺术形式和审美特征,探讨经典的静态艺术经过舞台诗剧《只此青绿》的跨媒介创作变为受众喜爱的动态视觉艺术的方式。《只此青绿》是传统书画经典作品跨媒介传播的成功范本,无论是从形式到内容,从风格到形态,还是从跨媒介到再建构,打通了一条贯通古典美学与现代文艺的传播桥梁,是激活技术时代与古典生命之美的一次有益的探索。采用案例分析法剖析《千里江山图》的跨媒介形式重构、内容再造及传播价值,并从《千里江山图》到《只此青绿》跨媒介传播的现代性表达中,探究中华传统优秀作品的现代化传播和跨媒介呈现的有效路径。

非遗文化记忆的跨媒介传播分析

中国历史悠久,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这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表现形式,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涉及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具有巨大的历史价值和经济价值。[1]保护和利用非遗资源一直以来都是国家文化发展重点,202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在保护、抢救、利用、传承发展等多方面,制定了详细的指导方针。习近平总书记也在各种场合反复谈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问题及其重要意义。但在当前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东西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所难免,再加上新技术的冲击,我国非遗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面临着文化记忆淡化,记忆主体后继乏人,艺术与传统习俗消逝等问题,个别类型的非遗文化更是处在记忆丧失的边缘,因此对于非遗资源的保护、传承变得十分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