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留学生媒介偏好与城市形象认知研究——基于常州市的实证分析

外国留学生在城市外籍人员群体中占有较大比例,其对于城市形象的认知对城市对外宣传具有重要意义。以常州市外国留学生为对象的实证调查发现:城市文化建设信息供需存在明显偏差;受试汉语水平与汉语媒介语言偏好呈线性相关;网络媒介可及性与可信度均高于传统媒介,人际传播可信度最高但可及性不显著。因此,城市管理者应根据外国留学生城市形象认知和媒介偏好特点,从打造汉语及地方文化学习平台、构建融媒体传播格局、推进城市文化信息与留学生思想教育课程体系的融合等方面发力,以此实现城市形象的有效构建与传播。

社会阶层、媒介偏好与体育活动参与--基于CGSS2021数据的实证研究

媒介的不断发展打破了时空限制,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同时也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体育活动参与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21)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阶层(收入、教育、职业)与体育活动参与(现场观看体育比赛、参加体育锻炼)之间的关系,并引入媒介偏好(传统媒介、新媒介)以检验群体性差异。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收入阶层对体育活动参与没有显著影响,而不同教育阶层对体育活动参与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在职业阶层中,管理者在现场观看体育比赛中呈现出正向效应,且不同职业阶层对体育锻炼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对体育活动参与均具有促进作用。(3)媒介对不同收入阶层的体育活动参与没有调节效应,传统媒介对中高等教育阶层在参加体育锻炼方面呈现负调节效应,新媒介对高等教育阶层参与体育锻炼也呈现负向调节,而传统媒介对一般非体力劳动者参与体育锻炼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研究表明,通过教育提升不同社会阶层的媒介素养,合理有效地利用各类媒介进行体育信息技能的传播,对于促进全民体育活动的参与具有重要意义。

虚拟偶像背后的青少年流行文化心态

虚拟偶像文化源起于早期二次元文化,是数字技术生成的拟真世界。作为虚拟偶像粉丝群,“90后”“00后”的媒介使用偏好从需求到动机、从媒介消费偏好到媒介消费实践存在着文化心态的代际差异。“90后”青年群体的媒介使用抉择的需求和动机更多地是以工具性动机、情感满足性动机为主,而“00后”更重视成就性动机和自我实现的价值,体现为一种全新的文化参与形式。一方面,“90后”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展出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并存的一种价值取向,在偶像文化消费过程中,他们更多的是漫步者、流浪者和观光者,是“被动的消费者”。而对于“00后”来说,倾向于后现代去中心身份认同,他们兼具物质主义与“后物质主义”“混和价值”取向,他们在生存—幸福价值、传统—现代两个维度,均表现出“双高”特点。

城市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研究

老年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自我角色的迁徙与再造。老去的过程是逐渐失去对身体控制的过程;同样也是既有社交圈趋向新社交圈转移的过程。因此,考察老年群体问题,离不开健康和社交这两大主题。近年来,老年群体的社交平台逐渐向新媒体迁移,且增率渐长。但面对网络良莠不齐的信息时,老年人依然难免陷入新媒体"难民"的困境,成为虚假信息的重灾区。本研究尝试以微信平台为例,探讨老年人微信健康信息的接触与鉴别特征,进而帮助老年群体在社交媒体中更多地増能获益。研究得出:老年群体的新媒体应用聚焦于熟人社交,其网络信息的接触与鉴别对社交网络依赖程度较高;老年群体微信健康信息传播中的高度社交依赖,容易引发信息认知的内卷化;老年群体数字媒介素养问题严峻,亟待量身定制式的信息干预。

城市化与传媒之关系:理论阐释及传媒价值定位

媒介的城市化和城市的媒介化是相互建构的关系。国外已有理论阐释大致分为以技术主导的乌托邦范式和着重考虑资本、权力介入的反乌托邦范式。国内则多指向城市化对媒介形态的影响、媒介的城市内容表征等研究;并且媒介及学术研究都呈现出一定的中产倾向及技术乌托邦的色彩。本文认为需要进一步关注传媒在中国当下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价值定位,即从传媒的城市偏好的内容研究拓展到对两者关系中的价值定位以及传媒公共性的关注上。

大众传媒对受众消费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316份调查数据样本的统计,本文运用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了大众传媒对受众消费行为的影响程度。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受众面对的大众媒介强度、网络,对大众媒介的信任,接触大众媒介的动机等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受众做出消费决策行为。而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以及自身的媒介偏好等因素对受众的消费决策影响呈淡化趋势。

西部民族地区互联网使用对居民国家认同感的积极影响——基于宁夏三县(区)民族村的调查

西部民族地区已实现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全面覆盖,但互联网使用影响国家认同感的具体机制尚未在已有研究中得到充分揭示。本文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出发,考察互联网环境中信息接触、在线交往和媒介偏好对西部民族地区农村居民国家认同感的影响,从中识别出产生实证性效果的具体因素。研究发现,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国家认同感高,且态度稳定一致;互联网已经成为形塑国家认同感的主要舆论场域:在人际层面,异质性在线交往对国家认同产生积极影响;在个体层面,网络信息环境通过个体媒介偏好对国家认同产生差异化的影响。研究强调了互联网是形塑西部民族地区居民国家认同的重要路径这一基本事实,揭示出异质性在线交往和网络新闻偏好对强化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互联网用户采纳应急科普信息的影响因素

目的:采用核心自我评价量表测量互联网用户的人格特征,结合UTAUT模型并补充媒介偏好变量,研究互联网用户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实际采纳应急科普信息的行为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通过发放问卷收集数据,构建人格特征、UTAUT理论、媒介偏好三者共同作用下的影响因素模型,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互联网用户核心自我评价、行为意愿、传播平台和传播形式对其实际采纳应急科普信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模型中未发现努力期望和便利条件有显著正向影响。结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可通过精准传播、丰富传播形式等方法促进互联网用户实际采纳应急科普信息。

媒介使用偏好、使用时长对居民政治参与影响的研究

现有研究主要关注媒介使用对于居民政治参与的影响。然而,鲜有研究检验媒介使用时长与居民政治参与的关系是否受到媒介使用偏好的调节作用。本研究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问卷数据,发现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居民的政治参与越强,而且偏好使用新媒介的居民,参与政治投票行为更容易受到媒介使用时长的影响。

反腐败公共舆论价值变异的探讨

自'反腐败'成为一种公众所关注的社会现象以来,它就以'天然客体'的姿态被纳入了公共舆论的视野,并在公共舆论的场域中不断探寻治愈这一恶疾的有效途径.公共舆论的强势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决定了它对腐败现象独特的威慑力乃至对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各个方面产生影响,从而显示了公共舆论本身的价值.然而,由于现实中反腐败报道的各种偏差,也由于社会转型时期公众的心理偏差,使得公共舆论的价值发生变异.本文试图对这一现象进行深入探讨.

媒介使用对农民工权益表达的影响分析--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以长沙市384名农民工的数据调查为基础,构建以媒介接触类型偏好为调节变量,以权益知识、权益损害感知为中介变量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对媒介使用和权益表达关系以及不同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对农民工权益表达的调节作用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媒介使用可以直接影响权益表达,也可以通过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作为中介因素影响权益表达: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在媒介使用影响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中起调节作用,新媒体接触类型偏好会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知识和权益损害感知影响权益表达时起正向调节作用,传统媒介接触类型偏好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损害感知影响权益表达时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媒介使用通过权益知识影响权益表达时调节作用不显著。

媒介使用因素对司法信任的影响研究——基于2017年网民意识调查数据的多元回归分析

有效且具有公信力的司法系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防线,公众对司法系统的高度信任有助于司法系统的合法性建构。随着自媒体时代到来,媒介使用因素成为影响司法信任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基于网民社会意识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截面数据,建立有序logit回归模型,发现:官方媒介的使用与司法信任正相关,非官方媒介使用与司法信任负相关;时政类内容偏好与司法信任的关系没有得到统计学上的验证,而偏好娱乐信息的民众更倾向于信任司法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