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技术·情感:数字时代媒介动员的行动者转译逻辑

当前中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如何迅速在原子化分散个体中凝聚共识乃至动员行动以化解风险,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关注“人的行动者”和“物的行动者”,其中的转译概念对研究媒介动员微观机理有重要价值。数字时代,话语、技术、情感成为媒介动员的三个核心行动者:媒介话语生产通过凸显和遮蔽控制意义,技术作为弱组织者进行行为规训,情感作为道德语法驱动情感空间生成,这种转译机制有效赋能媒介塑造社会价值观,号召公众参与集体行动。自主体验式的沉浸传播环境下,“物的行动者”和网络联结被纳入媒介动员范畴,加强了人与物、物与物、物与事的关联,更促成数字时代的社会连接性行动。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基层媒介动员的实践表达及机制研究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通过媒介动员来激活基层群众参与是提升乡村治理内源性动力的关键。基于地方媒介动员实践案例,对基层媒介动员的实践形态、运作逻辑及动员机制展开分析,探讨如何通过媒介技术推动群众参与,可以发现,当前基层社会已构建起多元并存的媒介动员机制,与之相应,基层治理呈现出混合媒介嵌入的动员形态。聚焦媒介动员的实践表达,基层媒介重塑了科层与社会、政策与群众、群众主体之间的关系距离,并通过共时生态重构主体关系、媒介融合推动深度动员、媒介赋能导向社区参与这三重机制实现了媒介行为向群众参与的转化。尽管媒介动员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基层动员的组织成本,提升了群众参与的自主性,但不能将媒介动员及其潜在的技术治理等同于基层治理的全域技术替代,而是应在充分发挥媒介技术治理功能的同时,重视基层组织建设和面对面的群众路线实践。

意动叙述视角下党报的媒介动员研究——以《人民日报》的奋斗型“幸福”话语为考察对象

本文以意动叙述为理论视角,对2018年以来《人民日报》中奋斗型“幸福”话语的媒介动员方式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作为一种意动叙述,奋斗型的媒介“幸福”话语首先在自身新闻属性的指引下,通过对经验事实的报道为广大读者构筑了有关幸福的美好愿景,并激励他们为之努力奋斗;其次,该话语还通过真诚对话与主体唤询等方式分别对普通群众和党政干部群体实施了不同的意动性建构策略。这一过程不仅体现了政治话语运作的现实性与延续性,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媒介动员中进行价值引导的最好证明。

中国共产党媒介动员体系先导框架的形成与阻碍(1920-1921)

在上海、北京等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之前,陈独秀、李大钊等马克思主义者已经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色彩的媒介动员活动。这些社会运动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为组织框架,通过学术研究、筹建工会、创办学校、发行印刷出版物等媒介形式,向民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形塑革命化的媒介气候。但是基于外部宣传和内部教育两条群体动员路径的共产主义媒介活动,从一开始便遭受到中外政治势力的多重阻碍。因行政管制与经济封锁所造成的媒介动员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们并未侧足而立,而是始终与中国最广大人民站在一起,不断挖掘各类媒介的社会力量,反击中外政治势力的反革命行动。

雷锋精神的媒介动员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基于《人民日报》网络数据库的话语分析

2023年是毛泽东同志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60周年,雷锋作为道德榜样得以传承的原因在于其符号化抽象和媒介动员的深入发展。本文采用新闻话语分析方法,运用LIWC量化文本工具对《人民日报》相关评论进行抽样,分析雷锋精神的媒介动员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联。研究发现,在文本层面,雷锋精神的符号建构与意义生产是各民族共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发展先进时代文化的过程。不断丰富和发展的雷锋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内在契合于各民族共有的公共关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话语实践层面,雷锋精神的媒介动员以共意性宏动员为主线,有利于最广泛地凝聚各族人民共识。随着动员机制变迁,动员重心从增强对党和国家的政治认同逐渐偏向于增强共享文化符号的认同。社会实践层面,雷锋精神的发展过程及其媒介动员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党和国家意识形态教育和宣传工作的要求,有利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政治基石的稳固。

媒介动员视角下“表演式抗争”的发生与剧目——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例

当前有关底层抗争的研究主要借助了斯科特的"弱者的武器"的分析框架,如"以法抗争""以死抗争""以势抗争""以气抗争""情感抗争"等,随着抗争策略的不断变化和丰富,有学者尝试把底层抗争与媒介动员结合起来,研究视角从"运用何种武器"转到"何种武器有效",由此提出了"表演式抗争"的解释框架。本文以"中青报门口访民集体喝农药事件"为案例,从媒介动员的视角出发,分析访民在表演抗争前的动员策略、表演抗争中的剧目以及表演抗争后的效果,尝试为新媒体时代的底层抗争提供一种新的分析框架。

转型中国“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

共意性运动的媒介动员是建制性媒体和替代性媒体互激互渗的结果。前者主要通过"合理化"扮演理性动员的角色,后者则通过"建构认同"进行情感动员。共意性运动在社会转型期纷繁复杂的冲突性事件中所占比重差可忽略,而且媒介动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但探讨共意性运动中的媒介动员具有"昭示"意义,因为作为"媒介"与"国家"、"民众"之间进行良性互动的对话机制,其展示了转型中国在"国家-社会"重构进程中积极的面向。

媒介动员、钉子户与抗争政治 宜黄事件再分析

宜黄事件具有某种标志性意义,它颠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刻板印象,创造了一个新的抗争政治类型。宜黄事件原本是一个普通的钉子户抗争事件,在进入媒体的视野之前,它只是底层政治的一部分,当事人采用的基本上属于"弱者的武器"的方式,并且是地方性的、特殊的和双轨的,显著性和协同性都不高。由于媒介动员将政策的内在张力呈现于公众视野,钉子户利用这一政治机遇结构,不断创新了抗争表演,从而使宜黄事件发生了规模转变和极化,最终使事件发展成为一场要求保护弱势群体利益,发动制度变革的专业化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宜黄事件也就具有了普适性的、模式化的和自主的特征。宜黄事件的遣散是因为钉子户和媒体的抗争目标出现了竞争,而并非明确的适度制度化所致,这是当代中国国家建设中"反体制"的体制重建的一部分。

分担、共享与互促:县级融媒体在农村电商发展中的媒介动员

面对农村电商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县级融媒体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从而实现有效的媒介动员,成为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农村社会发展中值得关注的议题。通过对全国东、中、西部十个在此方面行动积极、效果相对显著的县级融媒体中心展开田野调查发现,当前我国县级融媒体在农村电商的媒介动员中所扮演的角色突破了传统媒介动员中单纯的中介角色,同时承担了动员主体、动员中介、动员客体的多元复合型功能。其媒介动员行为也由于其所扮演的三重身份,在功能服务、意识建构和行动参与三个方面表现出显著的功能特征。

传播赋权:动物保护组织的媒介动员及其修辞策略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微博等新媒体对公众进行动员,对现实舆论环境产生重要的影响。动物保护组织通过多种新媒体传播方式进行媒介动员,包括主动借力微博"发声",与公众"对话"释疑,进行群体传播和网络公关。由于其道德地位的优势和权利保护的公益性立场使他们的修辞方式更加有效,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主导性话语地位,当公权机关不得不直面所处的舆论压力时,便会出面做出最大"合意"的行动。新媒体环境下,动物保护组织经由信息传播而获得一种正当性赋权,其修辞策略及其传播技巧对社会动员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网络环境下我国器官捐献的媒介动员新策略研究——以“叶沙一个人的篮球队”公益传播为例

本文结合内容分析与网络民族志的调查方法,从叙事视角、互动设计、媒体组合、算法运用等方面对"叶沙一个人的篮球队"公益传播活动进行构建分析,以期为我国器官捐献提供新的传播与媒介动员策略。

试论志愿者身份的认同和媒介动员的契合

文章通过对大学生志愿者身份的认同构建,以及借助媒介动员方式在大学生中强化以"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为主旨的志愿精神,把志愿服务活动融为当代大学生的精神主轴和价值坐标,打造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

重大灾害事件中的媒介动员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重大灾害事件的发生不仅干扰社会正常运转秩序,而且给公众造成心理伤害,导致社会发展及人们精神世界的失衡。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生产力的快速增长使现代社会的发展进入一个不可预知的风险叠加时代。风险的存在加剧了社会的撕裂,也使得弥合社会的“伤口”愈加重要。在重大灾害事件中,媒介的动员力量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又是如何发挥作用的?笔者结合美国文化研究学者詹姆斯·凯瑞关于传播的仪式观的观点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媒介动员,对以上问题展开探讨。

疫情期间乡村媒介动员的双重结构——中部A村的田野考察

以中部A村为研究对象,采用线上观察与线下田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分析媒介在乡村抗疫中的角色和作用,考察乡村媒介动员的结构和共振机制。乡村媒介动员存在"基层组织—高音喇叭"和"熟人网络—微信群"双重结构,二者通过"站堆儿"这种乡村人际传播和生活方式完成共振。这两种媒介动员结构分别呈现"压力型传播"和"自救式传播"的特点,并存在高音喇叭硬核式无力、微信单体自救无序、信息孤岛造成谣言生成等现实困境,而村庄组织权力变化、媒介自组织结构离散化、农村社会关系网络解构等因素是主要原因。

公共事件下微媒介动员体碎片化现象研究——基于南昌“象湖事件”的实地调研

转型社会视域下,高度媒介化的传播生态使得微媒介动员日渐成为公共事件的增效器,与此同时,媒介动员体又呈现出破碎化现象。以南昌"象湖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事件发生地的实地调研,考察事件进程中抗争主体借助微媒介,形成动员共同体后逐渐离散与消解的具体表征与现实动因。研究发现众声喧哗的话语暴力促生了抗争主体的看客心态,成为动员体破碎的具体表征。而传统媒介系统的失效与灯下黑效应又进一步催生谣言传播、刻板效应等潜在风险。因此面对公共事件,应当强化信息的疏通,促进舆情机制的建立,以公正平衡的报道框架消弭事件双方的对抗情绪。

从社会动员到媒介动员——国内外媒介动员理论研究述评

本文对国外社会动员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媒介动员理论的兴起进行了梳理,并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脉络梳理及特点总结,以期能对该理论做出更加深入的研究。研究发现,国外学者的研究方向侧重于发生在社交平台上的动员事件,且研究主题十分宽泛,小到日常互动交流,大到政治事件,都有所涉及;而国内学者的研究则具有很明显的阶段性特征:21世纪初至2010年,学者的研究以传统的大众媒体为主,2010年以后,研究重点开始转向网络社交媒体;在研究主题上,国内学者以温和的"共意性动员事件"为主,且注重情感因素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早期媒介动员实践考察——以《劳动界》出版活动为中心

1920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开始在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心城市建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由这些组织发起的社会主义运动以《劳动界》《劳动音》《劳动与妇女》等工人报刊为切入点,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媒介动员的初始框架。其中《劳动界》作为中共创办的第一份工人运动刊物,将满足工人群众的阅读需求视为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该刊通过运营团队保障、出版发行保障、个体呈现保障等系列举措,与中国工人阶级建立起密切的关系,传播了工人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激活了工人们的阶级自觉性和斗争思想,亦为中国共产党此后的报刊出版活动积累了宝贵的媒介运营经验。

重返部落化:乡村振兴中的媒介动员研究

在媒介技术不断变革和乡村社会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介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显著效能,乡村出现了重返部落化的现象。我国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媒介动员应该积极地与国家战略相结合,以重返部落化为切入点,聚焦乡村振兴建设,促进我国新时代乡村发展。

媒介、纪念与动员:抗战时期《新民报》重大纪念日报道议题呈现和模式分析

纪念日动员是媒体的一项重要功能。溯源媒体在纪念日报道背后的生产逻辑,在发挥媒介纪念日动员功能、弘扬民族精神、激发爱国热情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1938年重庆《新民报》91篇重大纪念日报道文本为分析对象,通过文本分析和归纳发现,《新民报》重大纪念日报道的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抗战宣传,报道内容以抗战活动记录、讴歌爱国热情、号召民族团结、号召献金救国为主,报道模式呈现出提前预热、增加篇幅、设置特刊的特点。《新民报》重大纪念日宣传报道呈现出“事件本位”的特点,普通民众在重大纪念日报道中的形象是缺位的,仅仅存在于常规新闻报道中。

媒介动员:概念辨析与研究展望

梳理2002—2019年国内有关"媒介动员"的中文文献,发现相似概念较为庞杂,研究议题存在以下偏向:一是套用戴扬、卡茨提出的媒介事件概念,研究对象为大众媒体组织策划下的庆典、仪式、竞赛等活动;二是在自媒体背景下带有社会维权色彩的新媒体事件;三是爱国运动、公益推广、主流价值倡导、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共意行动。不同研究路径所依托的学科知识不同,客观导致了概念的误用和混用现象。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可穿戴设备、社交机器人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应用,"身体缺位"的中介化传播模式将被打破,人机融合、多屏互动、具身传播等现象使物质媒介和信息媒介的界限更加模糊。未来的媒介动员研究需要进行跨学科对话,从动员主体、文本、渠道等维度,建立起媒介动员概念从中介式传播到融合式传播、具身性传播的内在体系架构,这将拓展媒介动员研究的想象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