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交往:中国社会交往的新特征及其影响

媒介技术的发展深刻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进入数字时代以来,最根本性的变化在于数字媒介及其媒介逻辑几乎完全主导了社会交往的形态和方式,形塑了“社会交往的媒介化”或“媒介化交往”。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社会交往的整体转型,而且使社会世界的建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是理解中国社会交往的认识论前提。当前中国社会交往出现三个新的特征,即交往的泛化、交往的加速、交往的过剩。社会交往的媒介化是一种全球性的趋势,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日常生活的变化、传播结构的变化。

与媒介共舞: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媒介化创新

随着媒介变革不断推进,深度媒介化的社会逐步形成。在此背景下,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创作范式也随之转向。当前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竭力落实日常化与媒介化的创作,将描刻现实的影像文本置换为一种媒介情境、媒介情感,进而作为议题扩散到社会场域。就国产现实题材电影的媒介化新变而言,不仅要理解其成因,也要梳理其创新机制,窥探其未来的发展路径。

互联网发展30年间媒介化生存的演进

互联网在中国的大众化应用已经走过了30年,在其发展过程中,人的媒介化生存也在不断深化。这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日常生活媒介化的不断演进,媒介化生活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从若即若离变成相互融合;二是人的关系的媒介化的演变,不同阶段的网络媒介应用对社会关系、亲密关系和拟亲密关系的形成、维系与流动等起着不同作用;三是人的媒介化的演化,人的整体、人的大脑、人的身体三个层面都具有媒介的意涵,人与传播的关系也在不断深化。

突发事件中媒介化治理的演进历程与作用机制

媒介化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应对突发事件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从国家治理层面审视媒介化治理的理论脉络,以媒介实践视角分析媒介化治理在突发事件中的作用机制,主要有:快速传递权威信息、监测引导社会舆论、辅助社会资源调配。国家政策促使媒介角色演变的历程为:以“英雄叙事”为主导的舆论监督时期、媒体信息披露功能的再确立时期、媒介化治理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时期。在突发事件应对中,强化媒介化治理趋势是未来深入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举措,应以多元协同机制建构为着力点,搭建政媒一体化平台,强化法律保障体系,最大程度地发挥媒介的作用。

关系研究与本土传播:一种媒介化的视野

“关系”概念是一个相对比较成熟的本土化理论成果,它与传播具有天然的亲缘关系,可以援用到传播学研究中。媒介作为基础设施可被视为关系研究的关键变量,以填补既有研究的缺失。在中国,关系并非一个本质化的概念,而是人们处理问题的方法,其内涵充满开放性、经验性和历史感。它可被视为传播学得以本土化的有效通道,而媒介正是其支点。媒介可通过组织时空、培养惯习、重构权力等方式逐步实现对关系形态和关系文化的重塑。因此,传播学本土化可从媒介实践入手,关注媒介对于关系形态及其文化的影响,并将其对接到诸如乡土社会的维系和变迁以及社会治理等议题的讨论中。

媒介共治:媒介化治理的学理脉络、本土演进与研究空间

传播媒介超越技术客体角色,成为媒介化社会多元治理格局中的行动主体,深刻重塑了传统的政治运行秩序和社会治理样态。媒介化治理在我国经历了批评报道、民生新闻、网络问政、政务新媒体等实践演进过程,逐渐被吸纳为国家治理的宏观话语和中国式现代化的操作经验。未来的媒介化治理研究,需要拓展全球场域的国际传播治理视野并规避媒介中心论的叙事误区。

“技道合一”: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媒介化治理

数智技术带来传播生态变革,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挑战和机遇并存。立足媒介化理论所强调的“媒介能动性”与“技术-社会”互动勾连的分析路径,认为“技道合一”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框架并与当下的媒介化社会现象呼应,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构成要素与国际传播的逻辑诉求,契合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用中国理论指导中国实践的理念。未来的国际传播延续“技道合一”的媒介化治理理念,注重树立“人机物”日常互动传播意识、构建体系化的文明强符号并推进面向全球的媒介规制,这将有助于调和“技”“道”异化问题,进一步提升我国国际传播的影响力。

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与舆论外交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罗织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文本以政治媒介化理论观照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指在美西方市场逻辑作用下,政治逐渐依赖、内化媒介逻辑,政治过程受媒介逻辑长期形塑的现象。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其遏制中国的目的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妄图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文本深入剖析了美国涉疆舆论战中的政治媒介化过程与策略,揭露了美国涉疆舆论战的真相与本质。

媒介化抚育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的影响

本文分析了媒介化抚育通过学习行为、学校适应等与学习相关的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学习成绩产生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父母通过亲子电话等媒介化抚育方式实施远程养育,不仅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的适应能力,还能减少迟到、逃学等不良行为,进而提升他们的学习成绩。此外,父母双方均外出务工的亲子电话对子女的学习表现影响最为显著。据此,应进一步完善留守儿童家庭的保障制度,加强对农民工父母的亲职教育,增强学校对家庭结构不足的弥补效应,进一步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

中国公共博物馆的“再媒介化”实践——以三大博物馆抖音官方账号为例

公共博物馆作为现代社会重要的“文化装置”,承担着向公众进行文化传播的重要使命。博物馆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意味着把博物馆本身作为一种大众文化传播媒介,在保留其媒介特性的基础上与新时代媒介进行融合——博物馆的“再媒介化”。研究选取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故宫博物院、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抖音官方账号,对其发布的视频内容进行文本分析,深入探讨其在短视频平台的具体传播实践以及如何结合博物馆原有的内容与传播特性进行“再媒介化”的过程。结果表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以革命历史和军事知识作为基础文本,知识专精性强,采用专业化与生活化兼具的文本表达,体现了“直接性”特征;故宫博物院展览以复古的精英美学价值及生活方式为特色,采取了大众化与娱乐化的叙事逻辑,其制作的精美短视频推动了线上传播与线下体验的相互建构,展现了“超媒介性”的特征;中国国家博物馆以“国之重器”的珍贵藏品为特色,然而,具有“碎片化”特性的短视频平台尚未全面展示传统的脉络化线性叙事逻辑,存在未来创构新的表现方式的空间。

新一代信息技术条件下高校教学空间媒介化研究

空间是一个技术、心理和社会合而为一的组合体。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对数字化知识的高效供给使高校教学空间发生了巨大的结构变化,带来了教学形态颠覆性变迁与教资协同模式变革。高校教学空间内容、技术、平台、人才的媒介化融合,多构造主体交织合作,多形态资源重构供给,多类型媒体混合呈现,使教学方式由单向传授向相互合作、多层次交流转换,教学过程呈现出数据驱动、数智融合和综合干预的特点,这对高校教师的传统认知、文化权力和教学方式提出了挑战。面对高校教学空间的媒介化转变,只有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注重技术推动和放管结合,直面空间张力结构,适配媒介界面机制,激发网络增值潜力,才能创新教学发展,提升高校竞争力。

媒介化消费的生成及实践:机制重构与再驯化

在数字时代的媒介实践范式下,新消费缘何产生、消费实践规则如何重构等成为核心议题。以数字化为表征的深度媒介化社会凸显的媒介“可供性”推动了媒介化消费的生成,与之相对的媒介“可操作性”重塑了媒介化消费的实践规则。媒介化消费实践规则的重塑基于数字媒介构建的新情境,消费者通过“可操作性”介入“情境”,并进行驯化博弈。在人本主义立场下,消费者或可在驯化的基础上,根据反驯化的成因、效果等因素,充分利用数字媒介的“可操作性”能动地重新驯化媒介技术,从被动到主动接受媒介建构的逻辑,争夺人与技术关系中的主动权,正视“驯化”,拒斥“反驯化”,审思“去驯化”,进行“再驯化”,从而突破媒介化消费情境的迷局,使技术与消费更好地服务于人本身,而不是被技术与消费异化。

融合·互动·共生:乡村振兴战略下市县级媒体媒介化实践

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市县级媒体以媒介逻辑耦合构造社会运作机制,其全媒体实践完成了三个层面的融合:融合融媒体平台“新闻助农”和线下活动“强媒介化”,形成线上线下场域互嵌模式;基于全媒联动,挖掘地方特色产业、创造乡村文化的符号价值,打造多业态的产业发展模式,促进乡村的产业振兴;作为一种资源中介,聚合官方与民间的力量,将多元主体和社会“行动者”联结起来,催化多元主体协同共生,探索出产业链接、组织再造和资源聚合的实践路径,为乡村振兴增量赋能。

风险社会的媒介化治理:一个整合性分析框架

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风险的媒介化治理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而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媒介化治理的对象是治理难度阶梯递进的风险挑战;治理主体是以媒介为中枢的多治理主体网络;治理工具是由媒介可供性主导的软性治理手段;治理方式则是可在层级化与网络化之间灵活调节的连续统;治理过程遵循风险生命周期和价值链的逻辑;治理效能则主要从信息传通与主体连接两个侧面进行衡量。这些媒介化治理要素之间的互动,形成了媒介化治理的整合性分析框架,为推进媒介化治理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基础纲目和知识概览。

风险社会视角下重大突发事件的媒介化治理研究

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媒介化治理理念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尽管这一领域已成为学术讨论的热点并被付诸实践,但关于媒介化治理的理论脉络、其在风险社会中的作用及其具体实施路径仍需进一步系统化梳理。在应对风险过程中,媒介化治理包括三个层面:对媒介风险的治理、对社会风险的治理和对整体风险的治理。媒介化治理在柔性治理、公众参与、风险预判和智能化策略方面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积极影响。为了提高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媒介化治理效果,需要建立健全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法,并实现与治理内容的精准对接。

从小说到动漫:网络文学再媒介化如何影响青少年受众的态度和行为——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网络文学改编已成为动漫生产的主要来源,对作品受众进行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深入了解受众的态度和行为生成机制,为网络文学再媒介化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本文从文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视角出发,依托扎根理论研究方法,以认知情感个性系统理论为框架,借助豆瓣动漫剧评文本对网络文学改变动漫的受众态度和行为形成机制进行了研究,建构了相应的理论模型。研究发现,网络文学改编动漫的受众态度和行为形成机制基本遵循了“情景→认知→情感→行为”这一路径。情景包括动漫内部情景和社会外部情景,受众的认知分为自致性认知和他致性认知,受情景和认知情感单元的刺激,受众会产生反哺市场、精神参与、情感表达、社交互动、行为纠偏等行为。研究成果能帮助评估网络文学IP改编产品的市场受众态度和行为走向,为网络文学再媒介化的实践提供一些理论参考。

媒介化消费语境性别凝视的主体转换与边界消融

男性凝视理论维持男权主导性地位,将女性排除在统治框架之外,男女权力的争夺在媒介化消费语境中具象化为“性别凝视权力”的争夺。当代社会呈现出凝视的主体由男性向女性流动的轨迹,但究其根本,女性凝视因剥离了男性凝视的“性化”(性别维度对女性的异化)与“依附”(消费中权力的从属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审美化的体验。杂糅型社会语境中凝视主体的边界消融,在资本逻辑下利用数字化媒介平等地物化每一个人。在这样的背景下,刻意寻求凝视主体的身份,实际上又会落入二元对立的陷阱。

深度媒介化:中国新媒体发展新方向

当前,我国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正在各层级媒体全面展开。在此背景下,数字中国战略不断赋能乡村治理体系发展,主流媒体平台化趋势明显,并进而形成媒体联盟。人机协同不断引发媒体生产方式变革,数字技术推动社群空间重组,打造城市IP,提升文旅消费。同时,短剧行业迈入成熟期,政务新媒体积极转换语态,内容出海呈现出平台化、数字化和品牌化特征。

媒介化治理视阈中社区公共议题生成逻辑及参与式沟通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议题具有多重属性,涉及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复杂的关系博弈,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有效的居民参与和良好沟通机制对于社区发展和社会变革至关重要。通过分析城市社区治理中公共议题的发展逻辑以及媒介化治理的价值,解释新媒体赋权下个体角色和互动方式的演变,强调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关系和信任的重要性,考察参与式沟通方法和工具的适用性,以及赋予居民权力、促进社会凝聚力和应对城市公共议题挑战的潜力,为社区治理、决策优化以及公共议题和解提供方法论视角。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舆情的媒介化治理

重大突发公共事件风险的媒介化主要表现为风险预警、风险建构以及风险感知。我国的媒介化治理是政府或主流媒体采用媒介化手段进行治理的手段。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媒介化治理风险的后果在于风险信息造成的社会失序、治理过程中微观问题引发的系统性风险以及“舆情闹大”治理后的行政资源浪费等。本文以媒介化治理理论探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网络舆情治理的路径和思路,认为应有效评估预警风险及处置风险、形成联防联控舆情风险应对机制进行风险沟通、强化治理系统与媒介系统的互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