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国家叙事研究——基于《人民日报》报道的文本分析(1949-2021)

1949年以来,乡村教师的媒介形象在国家叙事中是如何被呈现的?这是一个值得在推进一系列乡村教师支持计划之际深入探讨的问题。通过选取1949~2021年《人民日报》关于乡村教师的报道进行LDA主题建模与案例分析,可以呈现不同时代、不同阶段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国家建构与国家期待。研究发现:其一,乡村教师的报道焦点从地方典型经验向国家视角转变并且数量持续上升,说明国家对乡村教师问题的重视度逐渐提升;其二,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经历了从集体化时期的“国家集体主义奉献者”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地方实用主义奋斗者”再到乡村振兴时期的“城乡公平主义实践者”的变化;其三,“又红又专”的道德话语逐渐淡化,而基于教师个体乡土情感的在地化形象建构得到强化,塑造了“扎根泥土的向日葵”的职业知识分子理想形象,其价值导向意义鲜明。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变迁折射出了乡村教育从“外生扶持”向“内生发展”模式转向,其动力机制是城乡均衡与教育公平的理念及政策。

中国戏曲对外传播中的媒介形象建构——基于China Daily相关英文报道的分析

本研究收集China Daily2019至2022年有关中国戏曲的英文报道,自建英文语料库,从语篇层面进行分析发现,China Daily建构的中国戏曲形象主要表现为历史悠久、种类丰富、底蕴深厚、认可广泛、官方重视、传播主体多元化、受众年轻化、传播形式创新化、“戏曲+旅游”融合发展、戏曲助力乡村振兴等特征,为对外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从过激到稳健:列宁形象在中国媒介的登场与变化

1917年,初登中国报界的列宁,被视为引发骚乱的“过激派”,而1920年的列宁已被塑造为声望崇高的“稳健派”。从初识、审视,到改写、重塑,列宁在中国报刊中媒介形象的变化,是国内外政治局势白云苍狗、各种政治势力角力建构的结果,是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列宁及马列主义的认知、立场和态度发生转变,并主动选择接受的结果。列宁媒介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真实历史情形,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曲折和艰辛。还原、展现、分析这一过程,有助于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传播符号学视域下体育明星媒介形象的建构路径——以跳水运动员全红婵为例

作为中国代表团年龄最小的体育明星,14岁的全红婵凭借出色的表现在东京奥运会一举夺冠,进而引发了全网的关注和讨论。基于记者采访过程中像似符号、指示符号和规约符号的身体再现和意义表征等,塑造了“跳水运动员全红婵”“代表团最小的奥运冠军”“被限制打游戏的跳水运动员”“爱吃辣条的奥运冠军”“别人家的孩子”“可爱”等媒介形象。基于全红婵媒介形象的有效传播和相关文本与话语分析,同时基于传播符号学的理论视域和受众对符码意义的解码过程,提出了“以符号话语生成注意力的自我建构、以把关视角打造符号人的媒体助力,以及以终端认同丰富建构链条的受众反馈”等体育明星媒介形象的建构路径。换言之,将传播符号学视作体育明星媒介形象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对于当前的饭圈现象同样具有重要的引导意义。同时,通过自我话语的建构、媒体的宣传和受众的正确解码等方式建构积极正向的媒介形象,也是体育明星打造媒介形象的应有之义。

数字时代老年群体媒介形象的呈现与反思

老年群体媒介形象的呈现影响着我们对老年的认知与态度,而审视媒介中老年形象呈现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老年群体。因此,研究从我国老年群体媒介形象的表征入手,提出目前老年群体媒介形象存在污名化与刻板化、银发网红形象同质单薄以及对老年群体整体的形象表现模糊不清等问题,并分析其形成的深层原因。研究从展开社会动员,打破刻板标签;倡导集体反思,推广多样化的“老年之星”;发掘“老年价值”,推行动态化“老龄教育”等方面对老年群体媒介形象的重塑提出了建议。

符号融合理论视野下的中老铁路媒介形象研究——以中老铁路纪录片《友谊之路》为例

运用符号融合理论分析了中老铁路媒介形象。这个形象通过六个幻想类型:互联互通之路、经济发展之路、对外开放之路、合作共赢之路、友谊之路、美丽之路及每个类型又由若干具体的幻想主题来呈现,每个幻想主题又由更为具体的情节来实现,这样就把中老铁路媒介形象转化为可操作的、可观察的符号,以此揭示符号融合理论对中老铁路媒介形象的建构作用,以期对中老铁路媒介形象建设提供更为科学化的借鉴。

基于扩展意义单位模型的老年人媒介形象分析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背景下,主流媒体塑造的老年人形象不仅折射出当下社会对老年人的态度,同时反过来进一步影响和建构老年人形象。基于此,以中国主流媒体关于老龄化的报道为语料,运用扩展意义单位模型,描写以“老年人”为节点词的意义单位的型式特征,据此解读老年人媒介形象,发现“老年人”所在的1200行索引行中,四种类联接型式共占比88.4%,其中“老年人”处于主语和宾语位置分别占比29%和71%,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的被动的形象特征。此外,通过对扩展意义单位序列的搭配词、类联接、语义倾向和语义韵特征的分析发现,媒体话语中突出的老年人形象还包括:体弱多病但积极应对的老者,初涉数字化的探索者,社区依赖的居家老人,消费市场的潜在购买力,保障的受益者、弱势群体与关怀对象。

生态文明建设视角下云南媒介形象研究

基于近年来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媒介形象的国内外研究成果,以《新华网》英文版2015-2023年之间的报道作为对象,分析了云南生态文明建设报道的现状,分析维度包括报道时间与数量,报道字数,报道体裁,报道主题四个部分;基于整理数据得出《新华网》英文版建构的云南生态形象,包括:政治生态形象,经济生态形象,人文生态形象,生态共同体形象。最后结合《新华网》英文版的云南报道情况,得出区域形象传播启示,旨在丰富该领域研究成果,改善云南媒介形象。

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的贵州“村超”媒介形象建构及其成因研究

研究基于主流媒体对贵州“村超”的新闻文字报道、新闻视频、期刊文章以及相关人员访谈资料文本,运用程序化扎根理论,通过开放性编码、主轴性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建构贵州“村超”的媒介形象理论模型,结合文本资料对贵州“村超”媒介形象成因进行分析,为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提供建议。研究表明:贵州“村超”媒介形象为颇具风情的赛场、纯粹体育的竞技、全民参与的庆典与民族融合的踏歌。赛事的民族味、乡土味、群众味以及文化味是贵州“村超”媒介形象形成的主要成因。对我国乡村体育赛事发展的建议:1.整合优势资源,打造风情赛场;2.保持赛事乡土气息,举办纯粹的比赛;3.实现职能部门协同治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权利;4.将赛事搭建成为交流平台,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自信。

融媒体环境下党的媒介形象建构

作为一种新型的媒介生态,融媒体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媒介系统结构。在融媒体环境下,媒介形象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资产。融媒体关乎党以何种面貌呈现在公众眼前,影响党的形象的生成和传播。因此,在融媒体环境下如何构建中国共产党的形象尤其重要。融媒体环境下,需要拓宽党的媒介形象传播渠道,创新党的媒介形象传播内容,丰富党的媒介形象传播形式,更新党的媒介形象传播技术。

公众自我议程设置下乡村教师媒介形象的解构与重构——基于网络民族志的质性研究

随着对乡村教师队伍支持力度的加大,乡村教师备受关注。网络的繁荣让主流媒体不再完全掌握社会议程的设置,并赋权个体以自主设置自我议程的机会。针对主流媒体为其塑造的符号化的应然和实然的媒介形象,乡村教师利用自媒体上传图文与视频,重构了一个作为主体的人、丰富的文化生活、诗意栖居和新乡贤的新媒介形象,并形成主体间性互动、粉丝和意见领袖泛化议程、主流媒体议程介入的议程传播机制。在利用自媒体呈现自我属性时,存在利用乡村教师身份炒作等不良行为,为此政府需要加强监管。乡村教师的现实形象与媒体形象是否存在差异、差异何以产生以及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新角色形象是新的研究切入点。

创造“新农人”:三农网红的媒介形象生产实践

乡村振兴时代背景下,自媒体的兴起为乡村文化提供了新的传播平台,“三农网红”发展值得关注。聚焦当下,三农网红媒介形象从早期极具争议的“草根”发展成为当前自带光环的“新农人”,这一转变不仅反映了乡村文化与现代媒介技术的融合,而且体现了社会结构和话语机制的深层影响。三农网红形象的塑造深受主流媒体“后乡土叙事”的影响,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公众对乡村生活的特定认知;乡村青年通过集体行动抵抗污名化,构建了具有民间基础的亚文化群体,为“新农人”形象的崛起提供了文化土壤。从话语机制的视角看,消费话语中的三农网红被视为缓解现代焦虑的“疗愈师”,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逃离都市喧嚣、回归自然乡村的叙事;官方话语则将三农网红塑造成乡村振兴的内生力量,通过政策支持和媒体宣传,赋予他们三农合伙人的身份;在商业话语下,MCN组织通过培养“助农主播”,将三农网红转化成具有商业价值的媒介产品。三农网红“新农人”的媒介形象不仅是个体自主参与媒介实践的结果,也是多方话语权博弈的产物,是一个涉及技术、资本、文化和权力等多方面互动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反映着数字时代传播权力的再分配和乡村振兴中个体价值的新表现。

“她力量”的彰显:北京冬奥会中我国女性运动员媒介形象构建——框架理论视域下《体坛周报》报道审析

随着国际奥委会倡导的性别平等和女性社会地位的提升,女性运动员在媒体报道中日趋形成一股“她力量”。基于框架理论,对2022年北京冬奥会比赛期间《体坛周报》针对我国女性运动员的新闻报道情况进行统计和梳理。发现报道内容以介绍运动员获奖情况为主,报道立场以正面态度为主,报道主题以传播比赛内容和体育精神为主,展现出我国女性运动员自立自信、勇敢坚韧、追求成功与突破自我的性格特质,构建起“享受体育的自我突破者”“绽放个性的青年奋斗者”和“重塑定义的女性支持者”的媒介形象。进一步分析媒介形象的构建机理,得出其受社会环境变化、价值观念引导、国家政策以及媒介自身的实践规律等因素的影响,希望更多媒体能够关注和建立我国女性运动员的媒介形象,以“她力量”促进新时代体育价值观和体育精神的传播。

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的媒介形象分析

文章以2021—2022年乡村振兴背景下主流媒体对“新农人”的报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建构编码类目、运用话语分析等方法进行研究,发现主流媒体通过话语策略、符号建构等话语实践方式制造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新农人”话语,塑造了“高素质人才”“国家建设的新生力量”“乡村振兴的带领者”等具有正面意义的“新农人”形象。这一媒介形象是社会主义新时代对农民形象的重塑,改变了大众对农民群体的刻板印象。这一话语的建构有助于公众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完成社会动员,对加快推进全民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具有重要的社会意义。

抖音号“卢骁的急诊日记”中急诊医生的媒介形象构建研究

运用内容分析法,研究抖音号“卢骁的急诊日记”对于急诊医生媒介形象的构建。发现该抖音号对于急诊医生的媒介形象构建具有以下框架特征:高层框架中将严肃的主题进行生活化表达,树立专业靠谱的医生形象;在中层框架中,纪实化的视频内容营造了独树一帜的表达风格,令用户印象深刻;在低层框架中将卢骁自身符号进行细节化展示,最终营造出深受大众尊重喜爱的急诊医生形象。

新疆高校短视频中的大学生媒介形象研究

随着短视频的迅猛发展,新疆高校短视频影响力也显著增强。高校作为大学生成长的摇篮,对于培养和塑造大学生的媒介形象具有重要作用。本文聚焦新疆高校抖音官方短视频中有关大学生的内容,从视频内容呈现和表现形式两方面进行定量分析,归纳出新疆高校短视频中的大学生媒介形象特征,以期为新媒体时代高校构建大学生形象提供参考。

听障群体的媒介形象呈现与现实形象的偏差及弥合——以《中国青年报》为例

传媒所建构的听障群体形象影响着大众对该群体的认知,《中国青年报》作为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在报道中客观、平等地呈现了该群体。通过对《中国青年报》中有关听障群体的报道文本分析发现,其在塑造听障群体媒介形象时尊重听障群体的主体地位,在报道中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但也存在对听障群体的边缘化、弱势化、被动化的问题。文章运用参与观察以及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指明听障群体媒介形象与现实形象存在一定偏差,而偏差的弥合需要媒体和听障者的共同努力。

拟剧理论视域下小镇青年的媒介形象研究

近年来,“土味”“消费新贵”“小镇做题家”等标签不断涌现,小镇青年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以微博2019年1月1日至2023年10月31日关于“小镇青年”的热门博文为研究材料,运用LDA主题模型与SnowNLP情感分析等自然语言处理方法,对博文所叙述的主题和情感价值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小镇青年的媒介形象特征和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维护和提升其媒介形象,拓展小镇青年群体的发展空间,推动社会整体进步。

深度媒介化时代大学生在短视频中的媒介形象建构及转向

深度媒介化时代,大学生通过短视频呈现并建构群体媒介形象,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群体的精神面貌,且其媒介形象表现出新的转向。基于此,研究以抖音平台为数据来源,搜集了2018年1月至2024年4月大学生相关短视频175条,采用内容分析法探究其中所建构的大学生媒介形象及特点,并以历时性视角考察大学生媒介形象的变化。研究发现,大学生媒介形象在外在形象、视频主题与风格、情感倾向与发布主体等维度出现不同程度的转向。立足传播学和社会学的交叉视角,探讨转向发生的原因,进而启发大学生媒介形象的建构朝着更真实全面的方向发展,希望为社会范式变革下的大学生媒介形象建构研究提供参考。

运动员媒介形象的建构研究——以广东工业大学男篮为例

运动员作为公众人物,在公众面前展现出来的形象更多是媒介对其刻画和建构后的结果。媒介对运动员形象进行全方位建构所产生的效果,除了宣传运动员之外,还能够为媒介宣传赋予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核。在广东工业大学男篮夺冠CUBAL的背景下,各家媒体纷纷利用自身优势建构其媒介形象,并从符号化、情绪化、标杆化三个框架出发,最大程度地发掘其传播价值,产生了良好的建构效果。本文以广东工业大学男篮为研究对象,从媒体分类视角和受众传播理论两个方面分析其媒介形象的建构过程,并进一步探讨在此建构过程中媒介建构方式与以往相比的创新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