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理环境对当地媒介政策的影响研究——以我国西部地区新闻阅评制度调查研究为例

在媒介地理学的视野下,新闻媒介政策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看做地理环境造就的延伸物。通过东西部地区新闻阅评制度的调查对比分析,本文认为,西部地区新闻阅评制度的现状更显示出地理环境的影响力。

新媒介技术下电视传播效果与媒介政策变革初探

互联网、手机和其他便携式设备的普及,让人们能有更多的方式来参与到信息传播中来。新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互联网时代新的传播模式,同时也给传统媒介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作为以声音和图像为一体的叙事符号媒介——电视,受到新媒介技术的影响,其节目编排、节目形式以及新闻理念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新媒介日新月异的发展,究其根本,其诱因源于人类精神文明水平的提升,提出了对信息传播的更高需求。而科技的不断进步和革新,成为了媒介政策变革的强大推动力。网络化、智能化以及多媒体化的新媒介技术特征,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一整套新的审美标准和社会文化体系。本文通过对新媒介的定义进行概括,研究在新媒体技术环境下的电视新闻和娱乐节目传播效果的变化,并对新媒介技术下媒介政策变革的方式做出一定探索。

从“限娱令”看我国媒介政策

"限娱令"政策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娱乐节目泛滥、低俗娱乐节目数量巨大等问题,采取的媒介规制办法。"限娱令"政策作为我国媒介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媒介政策完善具有里程碑意义,透过"限娱令"可以看到我国媒介政策存在的问题。

“限娱令”对我国电视媒介政策发展的启示

"限娱令"政策是国家广电总局针对娱乐节目泛滥,低俗娱乐节目数量多等问题,采取的媒介规制办法。"限娱令"的实施能够探析我国媒介政策发展演变的背景、过程,从中也能看到当下媒介政策存在的问题,从而为媒介政策的制定提出借鉴。

媒介政策-多维视野下的宏观调控——解读欧洲《媒介政策》

《媒介政策》是欧洲媒介研究小组继1986年《新媒介政治》和1992年《媒介政治的变迁过程》后推出的又一部研究力作,它集合了多位传播学者的研究心血,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在全球化背景和信息化、数字化时代欧洲媒介变迁的特点以及趋势,并由此探讨相应的欧洲各国媒介政策走势。其中,媒介的产业一体化趋势(convergence)、商业化(commerce)趋势以及传媒企业集中化(concentration)趋势成为最显著的特点。

媒介融合:从政策到生产与消费的关系转型

媒介融合本质上关涉传播关系的转型。政策层面,需要对既有政策的解读与修订、相关新媒体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机构部门的配置与合作等进行整合与协同运作。生产层面,包括管理机制的重整、不同技术形态的生产融合,其中内部机制的改革有决定性意义。目前国际媒体开设了新型的机构,并重视编辑部与经营部门的协作。消费层面,共享型传播将转型为分享型传播,用户成了信息的共同生产者,信息生产模式发生重大改变,媒体原有的组织化的新闻生产,逐渐被社会化的新闻生产所取代。用户的参与行为建立了一种媒介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文化融合关系。新的传播关系将促成媒介融合。

社交媒体与青少年:从政策与制度到媒介素养

数字媒介环境正在快速向以社交媒体为核心的局面转化,原来与青少年相关的媒介政策还需要进一步调整。本文将思考社交媒体使用的得与失,主要以韩国的现状与事例为中心,主张从赋权主义的角度,将培养媒介素养作为青少年媒体政策的核心。纵观当下环绕青少年的媒介环境,相比保护主义的监管,更需要通过以媒介素养为中心的力量强化教育,自主协调风险机遇,增强媒介使用权的保护政策。

数字环境下欧盟媒介素养政策演进趋势

2000年,欧盟启动"里斯本战略",极大地推进了欧盟媒介素养发展进程。为了使公众更好地适应新的数字环境,促进整个欧洲竞争力的提升,欧盟推行了一系列超国家层面的媒介素养政策,并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在欧盟和各成员国政府双重框架引导下的自上而下、由政府主导、各部门联动的媒介素养发展体系。本文主要审视欧盟媒介素养政策演进历程和动因,并对其政策特点进行解析。

意识形态安全与党管媒体原则——中国媒体融合政策之形成与体系建构

中共十八大以来,执政者在多个重要场合传递了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信息,并在历史上首次以极高规格的会议研究出台推动媒体融合发展的政策文件。论文对中国当前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政策的形成过程、体系构成进行分析研究,认为:中国当前媒体融合政策的形成,是一个经过了政策议程创建、试点实践探索、施政纲领纳入、主管部门部署、调研意见综合、舆论动员引导以至核心文件出台的过程。随着实践发展的不断丰富、完善,一个包括全局政策、行业政策、地方政策在内的媒体融合政策体系已初步形成。这一政策体系的形成及贯穿始终的意识形态安全考量,与中国的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当前政治生态及新闻政策的历史惯性密切相关,本质上是中国共产党新闻政策在新时期的延续和发展,是作为政策主体的执政党在新的执政环境下对技术驱动的媒体融合趋势作出的政策回应,核心目标是使官方倡导的意识形态在新的媒体格局中拥有主流地位,发挥引领作用。

面向新时代的文娱政策与规制探析

近年来,互联网生态的基础设施搭建已基本完成,移动互联日渐主流化并准备迎接5G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核心技术驱动下的智能媒体正在改变中国文化娱乐产业。在这一背景下,文娱产业相关主管部门的政策调控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对当下文娱产业的政策环境进行分析,探究相关政策的核心理念,并尝试对政策趋势作出研判,以期为面向5G智媒时代的文化娱乐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借壳上市——再造媒体神话

本文概述了国内资本市场传媒上市的主要方式,并结合具体案例分析了媒体介入资本市场,进行资产 重组与融资的必要性,以及由于受现行媒介政策和行业发展的限制,借壳上市就成为了媒体上市时选择的一条 捷径。

世界信息社会峰会视野中的国际传媒发展

本文回顾了联合国2003—2005年间主导的世界信息社会峰会(World Summit of Information Society,WSIS)对国际传媒发展的愿景和行动计划,综述了2005—2015年该计划在传媒领域发展的十年历程。本文介绍了传媒在各国建设信息社会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进而分析了数字时代的若干关键领域,如记者安全、新闻传媒发展以及媒介和信息素养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本文展望了峰会2015年后的媒介发展趋势和传媒发展纳入促进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大框架的新形势,并具体分析了包括网络隐私、假新闻泛滥以及网络仇恨和极端言论现象等若干新问题。世界信息峰会的十年历程表明,为应对信息技术和传媒融合过程中层出不穷的诸多问题和挑战,必须仰仗包括政府、技术群体、传媒机构、私营企业、学术界和民间团体在内的多方利益相关者充分参与到传媒发展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

数字战略背景下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信息素养政策变革

瑞典政府重视数字创新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于2017年实施"数字战略"。为提升瑞典国民的数字创新能力,瑞典教育部门将媒介信息素养教育融入义务教育阶段的课程大纲,不断深化瑞典教育领域改革,以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瑞典媒介信息素养教育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经历了强调培养学生媒介批判能力、注重培养学生媒介鉴赏能力和媒介参与意识、注重数字化社会公民培养等阶段。瑞典义务教育阶段媒介信息素养教育政策以民主价值观和平等教育观为原则,其政策的制定以国家创新战略为导向,与瑞典文化政策、传媒政策密切联系,服务于瑞典经济社会发展,强调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和各类社会组织合作参与媒介信息素养教育。

躁动与整合:中西传媒集团化比较研究

内容提要:中国加入WTO,传播学领域大肆炒作"传媒入世",中国传媒界正面临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环境。本文通过对中国与西方传媒的集团化的主要途径、特征以及管理方法等方面的比较分析,指出当前我国传媒集团化的弊病和误区,同时也对我国传媒集团化道路的困惑与难点提出了解决办法。

虚假信息研究与事实核查的多维视角

在深度后真相的舆论环境中,追求“加速”的平台化媒介生态为虚假信息的生产、传播与扩散提供沃土,既扰乱了舆论秩序,也对社会信任和相关媒介政策的制定带来不利影响。为应对这一挑战,用于揭示和纠正错误信息的“事实核查”成为媒体与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话题。本期海外学术前沿聚焦虚假信息研究和事实核查实践,呈现出这一领域的多维视角与价值在场。

主流媒体的春天即将来临

关于媒介发展的特点，我把它概括为四个时代，第一个时代叫过剩时代，第二个时代叫经营时代，第三个时代叫主流变革时代，第四个时代叫竞合时代。我专门谈谈关于主流变革时代媒介的特点。

媒介产业集中新近研究——SCP范式的应用

无论是在欧美国家还是在我国,媒介产业集中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而随之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问题。本文对新世纪以来关于媒介产业集中问题的国际前沿研究进行了梳理、分类和分析。从中可以看出,新世纪的研究不再局限于集中本身,而是有了新的扩展,并呈现出了两种新的研究趋势,一是基于产业组织理论探讨不同市场结构对企业生产、定价等行为的影响,二是分析媒介产业集中对言论自由、多样性、媒介产品内容、就业等方面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