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环境学派视域下深度报道式微原因及重振路径

智媒传播技术的发展对传统媒体带来的问题之一,是深度报道日益式微,而智媒传播的显著特征是智能技术在信息传播中的主导性.因此,从以研究传播技术、文化、社会关系为主题的媒介环境学派视域切入,分析智媒传播技术下深度报道式微的原因、带来的危害及如何重振深度报道,不失为一个既能深刻正视技术本质,又利于解决问题的新视角.

基于媒介环境学派视域对智媒时代新闻教学应变思忖

以互联网与人工智能为基础而不断发展的智媒技术,既造成传统媒体陷入生存困境与转型迷惘泥淖,又扰乱了技术、媒体、文化之间原有的平衡关系。而如何改变这种局面,高校新闻教学必须置身其中。鉴于智媒传播显著的智能技术特性,从重视探究技术对媒体、文化影响的媒介环境学派视域出发,分析智媒传播对高校新闻教学的冲击以及从教学理念、目标与课程设置该如何调适,则不失为分析问题的一种新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

文章在对媒介环境学派整体分析的基础上,勾勒出了该学派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三个大的方面:对传播媒介的静态分析;对媒介演化的动态分析;对媒介本身之社会历史影响的分析。每个方面又包括多个层次和维度。

媒介环境学派与“技术决定论”关联的再思考

以往学界对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评判大多持有一种"技术决定论"的范式,而本文试图从早期媒介环境学派的文献及其评论入手,探讨媒介环境学派是如何被塑造为一种技术决定论式的理论范式。其实,虽然早期媒介环境学派的学者如伊尼斯、麦克卢汉在他们的文献都有谈到媒介、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但是如伊尼斯提出了"传播的偏向理论",其核心是在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平衡,而不在于谁决定了谁。由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对北美传播学界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限于当时的学术背景,当时的学者依然是站在一种媒介效果的维度上去看待这种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并认为他们的理论乃是一种长期效果论的范式,而这种长期效果论也就是一种技术决定论。从此,媒介环境学派就被打上了技术决定论的烙印,后来这一情况虽有所改善,但媒介环境学派却因此与技术一词再也分不开了。

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影响观变迁——以媒介技术为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是与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鼎足而立的第三大传播学派,它将技术进步、传播媒介对人及社会的影响作为关注的重点。国内传统上依照师承及地缘标准将媒介环境学派划分成三代学者,本文则从媒介技术视角重新审视学派思想发展历程,认为可凭媒介环境学之技术历史分期法将学派的沿革划分成前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三大阶段,藉此分析各阶段学者所持媒介影响观的不同,并总结其变迁趋势。

博弈与共生:作为媒介的技术与人——浅析媒介环境学派先驱刘易斯·芒福德人文主义技术观

媒介环境学派认为媒介是可感知的环境,人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感知世界取决于人自身的感觉器官;同时把每一种传播媒介被看作一种符号环境,人们的思维通过理解认知这种符号环境得到形塑。文章从两个层面对刘易斯.芒福德人文主义的技术观进行分析,技术作为媒介,实现人与技术的生态平衡,达到和谐共生的状态的核心思想为媒介环境学派的大厦的建成奠定了基础。

5G到来的技术思考——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媒介技术视角

5G时代的到来以5G的高速度、低时延、广连接等特征打开了人们对5G技术认知的大门,5G技术受到广泛认可并且逐渐应用于各个领域,传媒业也不例外。5G的渗透带来媒介技术的革新与升级,尤其在视频产业方面,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无法避免的问题。这让人们对技术产生困惑,而媒介环境学派对技术的认识可为解决当下技术困惑提供启示。在技术狂飙时代应坚持以审慎且积极的态度对待媒介技术,保持对技术的理性认识,并重视技术的人性化和人文精神。

浅谈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实质——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

"媒体融合"是当前学界热烈探讨的一个课题,也是我国政府十分重视的一个议题。而媒介环境学派是当今传播学的三大学派之一,因此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来考察媒体融合在当下来看就显得十分重要而迫切。所以,笔者试图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考察我国新旧媒体融合的实质,并试图指出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的实质,即最终实现媒介与人的融合。

媒介环境学派视域下的图书馆研究

文章首先简要介绍了媒介环境学派的主要思想。其次,笔者借鉴沃尔特·翁在媒介的视角下对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来分析研究图书馆这一人工物先后在口语时代、文字时代、印刷时代、电子媒介时代的发展演变历程。最后,笔者简述了图书馆这一人工物在电子媒介时代发展中所面临的挑战,并通过沃尔特·翁思想关照下的媒介融合与媒介转型理念,指出图书馆在电子媒介时代的发展机遇。

互联网媒介的功能建构及影响研究——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

本文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视角来探析互联网媒体对个体、社会的影响,从而为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好地把握网络媒体的文明坐标与历史机遇提供理论范本,进一步实现新时代下的文明复兴。

“技术决定论”视角下的媒介环境学派思想解读

"技术决定论"作为一个被长期污名化的标签,新闻传播学领域关于媒介技术的争论也不乏它的身影。本文通过具体分析并阐释媒介环境学派三位代表人物的学术倾向与理论,从而探究媒介技术中"技术决定论"思想与隐喻,最后对"技术决定论"中的偏颇与不足进行反思。希望引起学者与从业人员的思考,让媒介技术真正服务于人、造福于人。

新闻媒体融合实践的再审视——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

新闻媒体融合实践中存在膜拜技术的误区。基于此,文章采用产业研究视角之外的媒介生态视角,将新闻媒体融合的标志性事件嵌入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四个不同阶段——浏览时代、搜索时代、自媒体时代和社群时代——分别审视,探求新闻媒体融合实践与其所处媒介环境、人的诉求之间的关系,洞察媒介融合的本质,以求为今后的媒体融合之路提供借鉴。

媒介形态的变化对认知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哲学分析

根据媒介的物理性状、交互形式,以“气态信息”“固态信息”“电态信息”和“智能信息”四种媒介形态的演变和发展为线索,批判性地运用媒介环境学派的观点对人类认知的变化进行哲学层面的分析,围绕认识论研究媒介技术对认知对象、认知过程和认知结果的作用,探索人类认识活动发展的内在逻辑.技术还能够从微观层面影响人类心理认知的发展以及世界在人类头脑中的呈现形式。随着人类进入智能社会,技术的生产方式、内在逻辑再次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人类认知与媒介技术不再是单方面的交互,而是一个双方协同互动、共同的进化的过程。

从“地球村”到“大数据”——媒介环境学派感知模式的方法论意义

在社会、经济和科技日新月异发展迅猛的"大数据时代",传统的受众研究、媒介研究和内容分析构成了传播学研究正在面临的挑战。以信息为单位的元素如何组成我们的数字生态系统?在这传播生态模式中,媒介、技术和人之间是怎样的关系?神经学、生理学、人工智能、自动化等领域的研究如何通过生态模式和传播学科交叉?针对数据洪流改变的世界,传播学研究需要一种新的视野感知我们生活着的数字世界——媒介环境学派的感知模式。本文通过对当前"大数据"对传播学研究领域的冲击,提出媒介环境学派具备生态视野的"感知模式"研究方法对当下传播学研究具备的方法论意义。

媒介环境学派与技术决定论关系辨析

媒介环境学派与技术决定论常被混为一谈。此二者之间并非简单的指向关系。狭隘的技术决定论带有"工具理性"倾向,媒介环境学派则兼顾了人类生活和社会文化的主观能动性,考虑到社会实则是包含了各种因素的有机系统。

浅析媒介地理学视角下的空间观——以媒介环境学派为例

媒介地理学作为新兴交叉学科，受重视程度较低，相关研究不足。本文列举典型的三代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的理论，从英尼斯“媒介偏向论”、麦克卢汉“媒介及讯息”和“地球村”理论、梅罗维茨“媒介情境论”三者出发，按照时间顺序浅谈媒介地理学和媒介环境学派的相通之处，并且结合相关实例，分析媒介地理学在中国当下传媒环境中的作用。

媒介环境学派:找回大众传播的技术座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社会文化史研究展开,为学界研究引进了新的学术眼光;几乎同一时间,学者德布雷《法国的知识权力》发表,向社会公开探讨构建媒介学的问题,他认为技术不再是一个客观中立的概念,而是一种载有意识形态的过滤机制,于是技术作为一种独特的“隐喻”,涉入传播学研究。

媒介环境学派媒介技术观念流变综述

当下,互联网时代技术更迭发展不断颠覆人们时空观念与生活方式,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备受学者关注。媒介环境学派作为传播学第三大研究学派,将人与技术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并强调技术对人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文章以媒体技术更迭为脉络,分别梳理前电子媒介时代、过渡时代和电子媒介时代三大历史阶段媒介环境学派代表学者所持的媒介技术观念,考察整个媒介环境学派理论体系的流变。

互联网媒介的功能建构及影响--基于媒介环境学派的视角

媒介环境学派的产生打破了传播领域经验学派与批判学派两分天下的局面,该学派将媒介视为环境来探讨媒介在社会变迁中的作用,以及媒介对人体、社会、文明等方面产生的微观及宏观影响。近年来,新媒体已经密切嵌入大众生活,互联网媒体对个体及社会产生了变革性影响,网络与人、与社会产生了新的互动关系。研究从媒介环境学派的理论视角来探析互联网媒体对个体、社会的影响,从而为当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更好地把握网络媒体的文明坐标与历史机遇提供理论范本,进一步实现新时代下的文明复兴。

作为媒介的汉字:媒介环境学派的汉字观及其反思

作为中国文化的底层逻辑,汉字如何塑造了中国思维以及中国文明?在媒介环境学派看来,文字也是一种媒介。在其字母表效应的讨论中,汉字总是作为一个比较对象而出现。汉字具有深刻的符号性和物质性特征,这决定了其独特的表意方式和技术发展逻辑;它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感知方式和思维方式,体现出与字母表文字迥然有别的对人的延伸方式;它还在宏观上引发了不同的社会组织方式、科学潜力和国家控制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