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复浮生是梦中?——虚拟现实媒介的美学逻辑与问题审视

虚拟现实与我们共在已多年,当其携数字基础设施的强大力量回归后,成为重新定义用户生活体验和所在空间视角的媒介形式,并引发了独特的美学体验。围绕这一美学体验的中心问题不是虚拟对象是否真实存在,而是虚拟现实媒介如何将我们日常的感官和知觉能力虚拟化,从而使我们在虚拟世界中具有知觉主动性。虚拟现实媒介的美学逻辑表现在沉浸式美学体验和计算美学体验上。这些体验基于计算视觉文化的支持,强调物质世界可能总是悬浮在身体、技术和审美调解之间。主体似乎在审视着一个可以随意支配的世界,但忽略了他们自身也被算作其中的一部分。虚拟现实媒介并没有使世界变得触手可及,更多地是体现了海德格尔所描述的只剩下“技术关系”的境况。

何种媒介,哪类知识:试析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作为知识媒介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一种全新的智能知识媒介。作为知识媒介,它具有突出的“生成—媒介性”:与传统知识媒介相比,它是天然的媒介物(技术物与媒介物的合一);在生成与连接的相互作用之下,它成为“数字欲望机器”,“三重生成”(自身的纵向生成与横向生成以及自动知识生成)使它成为“超级知识媒介”。但是,如今的智能知识媒介仍然没有意识,更谈不上主体性,它的知识实践仍然是人类主导(人类激发和牵引)的知识生成—传播系统,与人类“意识—思”之知识相比,其知识乃是一种“无意识—用”之知识。智能知识媒介生成知识固然对人类知识实践有诸多好处,但其对人类主体性的弱化以及对社会发展的长期、潜在的影响,也同样引人深思。

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分析

作为一种定向和定位技术,导航正在成为大众媒介的一部分,全方位渗透到人类社会空间和日常生活当中,其历史、技术、文化逻辑值得重新审视。在历史逻辑方面,导航的历史展现了人类从视觉想象到空间探索的过程,推动了地理大发现并形塑了现代世界的样貌;在技术逻辑方面,导航作为虚实共生、脱域再定位的混合媒介技术系统,实现了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定位的技术链接,完成了泛在媒介中“脱域”到多维空间中“再定位”,也在日常全方位浸润中建构了数字化平台的它异关系;在文化逻辑方面,导航改变着人们的时空认知和感觉结构,成为标识当代人“迷失”与“定位”的文化表征,形成了一种新语境、新感觉的文化。认识导航作为平台媒介的三重逻辑,有助于总结导航发展的历史经验,反思技术文化钳制形成的数字迷思,为建构更加公平、民主、公共的数字化世界,推动网络命运共同体的发展与实现而努力。

红色纪念建筑作为记忆媒介的复合空间叙事研究——以红旗渠纪念建筑为例

纪念建筑作为储存历史记忆的媒介载体及表征符号,在记忆延续与传播过程中具有秉要执本的作用。不同的媒介形式、空间布局、记忆符号对记忆有不同的建构作用,如何合理建构与表征纪念建筑媒介记忆路径尚待深耕探究。文章以文化记忆理论为基础,红旗渠纪念建筑媒介为个案,运用叙事分析和GIS空间认知研究方法,探究红旗渠纪念建筑媒介在人文·自然空间中的红色精神记忆建构逻辑。红旗渠纪念建筑媒介的空间场域由自然和人文双主线构成,通过纪念建筑媒介排列构成的记忆空间对精神记忆进行有序传播。游客通过人文·自然复合沉浸模式、多元文化符号叙事以及场景触感将自我精神嵌入该记忆场域之中,建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媒介相交互的精神记忆场域空间,从而实现红旗渠文化精神在日常生活及旅游中的深化与传承。

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动因、关联与取向

短视频媒介的出场进一步改变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从短视频媒介的视角思考如何进行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从政策支持、技术赋能、理念转向方面分析了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开发的动因;从主体、资源、受众视角阐述了短视频媒介与数字档案资源开发的内在关联;从重视现存资源的叙事开发、加强对现有成果的二次开发、探索线上线下的联动开发角度论述了基于短视频媒介的数字档案资源开发取向。

从过激到稳健:列宁形象在中国媒介的登场与变化

1917年,初登中国报界的列宁,被视为引发骚乱的“过激派”,而1920年的列宁已被塑造为声望崇高的“稳健派”。从初识、审视,到改写、重塑,列宁在中国报刊中媒介形象的变化,是国内外政治局势白云苍狗、各种政治势力角力建构的结果,是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对列宁及马列主义的认知、立场和态度发生转变,并主动选择接受的结果。列宁媒介形象的变化,反映了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真实历史情形,以及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的曲折和艰辛。还原、展现、分析这一过程,有助于回答“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必须坚持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

基于英语媒介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研究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主要研究了英语媒介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作用和应用现状,并提出了一套基于英语媒介的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策略,包括加强课程设计、创新教学方法、加强师资培训、开展实践活动和完善评价机制等方面,旨在提高高校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和跨文化交际能力。

媒介化与平台化:论文学作为有声媒介的再兴起

平台的有声文学作为一种“有声媒介”再兴起,正将原本作为文本内容存在的文学推向再媒介化的未来向度。一方面,有声文学作为传统文学文本的一种跨媒介传播形态向旧媒介致敬;另一方面,有声文学正把声音从一种载体重新定位为物质中介物,把声音作为人类生存的环境重新归还于人。未来,以平台化为基础的有声文学再媒介化进程,可能会促成基于声音物质性基础上的全觉感知、基于音频游牧性特征下的现代性听觉空间,以及基于听觉空间易变性特征下的隐喻失效。

从Sora到AGI:智能媒介的升维与全新场景体验时代的到来

作为新一代大型视觉模型,Sora使文生视频技术实现了从“堪用”到“好用”的飞跃,其走红的背后是迈向通用人工智能的可能。Sora本质上是智能媒介的一次重大升维,使价值生成从此具备时空维度,这将开启数字文明的序幕。Sora的意义在于:首先,大众内容生产从以文本为基础的单模态升维到以影像为基础的多模态,个体的主体意义得到极大增强;其次,人类的认知、学习、沟通将进入全新的场景体验时代;最后,全新场景体验意味着能够借此建立粒度更细、自由度更高、可供性更强的价值连接。Sora的技术革命也将深刻影响新闻传播的价值要点:一方面,未来传播需要渗透到公众认知的全环节,辅助公众参与治理,创造价值;另一方面,未来传播需要连接圈层,促进圈层间的彼此理解与共识达成。

生成式AI时代媒介的自然交互范式及其实践进路——基于语用学视角的分析

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然交互正在逐渐取代图形控件交互成为主流的人机交互范式。其对媒介传播的影响在于:一方面使媒介超越个性化的范畴,能够以极为细微的需求为基础形成资源的聚拢以及与用户的细密连接;另一方面,自然交互范式允许媒介以无界的方式融入用户情境中。自然交互范式存在三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分别是初期话语沟通、中期模态拓展与数据汇通、远期心智融通,这本质上是自然交互范式从模拟人类交往到超越人类交往的过程。

展览数字媒介的阐释影响、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观众体验视角

博物馆数字化展示浪潮中,数字媒介在展览中的阐释功能日益凸显,其影响、特征与模式等问题亟待探究,观众体验视角为此提供切入点。运用扎根理论,对展览数字媒介体验的阐释影响展开实证研究,得到体验动机、体验过程和体验结果3个维度、9种主要影响因素和34种具体阐释影响,形成展览数字媒介的体验框架,进而解析展览数字媒介的阐释要素及其特征,通过信息阐释需求、交互阐释方式和意义阐释目的三方面启发探索展览数字媒介的阐释模式。

位置媒介的“底座”从何而来?——北斗芯片的技术路线溯源

迈向万物互联时代,移动终端的普及和数字平台的扩张使得定位导航服务进入泛在的日常生活体验,位置媒介也随之成为传播学研究的关键词之一。然而,现有研究往往将位置媒介置于抽象概念层面,鲜有物质性视角下位置媒介“基础设施化”进程的考古与追溯。作为位置媒介的北斗导航系统已经突破有机“无”芯的困境,实现芯片这一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在梳理北斗芯片发展脉络的基础上,一方面回到北斗芯片的“史前史”,在中国20世纪半导体产业史中探寻北斗芯片自主创新技术路线的前奏;另一方面剖析自主创新技术路线形成“过程”中各类行动主体的行动进路,从而理解举国体制与市场化浪潮相遇时,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市场力量如何共同推动技术进步与产业化进程。从物质性与历史性视角重走北斗芯片自主研发与国产化之路,不仅能帮助我们思考中国在科技战争中的技术策略,亦为“交通”重返“传播”研究提供了经验素材。

北京地铁壁画媒介的探索

基于对北京地铁壁画的调查研究,通过探讨其媒介演变的历程和如何运用不同媒介更好地展现壁画创作内容,深入发掘地铁壁画与大众需求、环境三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为地铁空间的壁画设计提供一些探索与思考。

媒介物何以可能:电子手写媒介的产生与意义的生产

近年来,一些配置手写笔技术的电子消费产品鼓励人们回归手写实践,传统手写与数字媒介之间的断裂存在某种打通的可能。这是在媒介研究中尚未被广泛关注的领域,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来审视书写媒介的产生与意义生产。文章采用物质话语分析的路径关注这一全新的手写形态是如何从人机交互、手写识别等技术中走出来并形塑成媒介的,揭示电子手写媒介经历了多个发展阶段;电子手写媒介的发展与笔、墨、纸的媒介话语,以及代替与拓展的时空场景话语是一种同构关系;电子手写媒介的发展是一个媒介产生的塑形与意义生产的赋意相结合的过程。

作为媒介的“红色地铁”:意识形态传播与公共空间争夺

“红色地铁”将红色文化融入地铁空间,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重要渠道。“红色地铁”通过嵌入式“看见”、直陈式“劝服”以及流动式“捕捉”使主流意识形态进入公众日常生活,即通过空间嵌入将主流意识形态置于公众视觉审视的中心,通过空间修辞增强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通过空间延伸扩大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然而地铁空间中消费主义的渗入对主流意识形态产生冲击,以传播消费主义为中心的商业广告与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为中心的“红色地铁”之间形成空间竞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通过空间渗透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空间争夺。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应不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大众化传播的生活空间转向,使主流意识形态牢牢占据日常生活空间。

以美育为融合媒介的“五育”并举实践探索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要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202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指导性文件,强化学校美育育人功能,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又进一步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些重要论述和国家政策文件,为学校指明了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美育工作的方向路径、目标任务,也对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社会善治与传播媒介的关系及其利用

社会善治是以较小的成本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传播媒介,尤其是新闻媒介,与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与社会的和谐共生和权力治理,与社会公平和稳定、安全和信任,都有密切的关系。可促进问题反映、平等协商、管理优化、权力监督,也会因其片面、误导性传播起到相反的作用。需从内容和方法两方面采取措施,充分发挥传播媒介的信息传递、意见交流、宣传引导和舆论监督作用,及时反映矛盾、问题和原因,进行有效的沟通和疏导,使治理更有针对性、及时性、引导力、协同力。防止产生片面传播、误导公众的负面影响,防止因传播媒介对社会问题的掩盖遮蔽而酝酿出爆发性风险。社会的和谐共生,也有赖于传播媒介清除共生关系中的障碍,促进共生关系的优化。尤其要通过权力治理,积极传播正确的、先进的价值观。在新媒体、移动传播时代,更需要运用好新闻规律和传播规律。

“媒介即按摩”视角下混合媒介的按摩机制与后果审视——以短视频为例

麦克卢汉的“媒介即按摩”反映其“感官转向”的媒介研究趋势,揭示了一切媒介,尤其是混合媒介,不仅是信息承载和传递的工具,而是颠覆性地重构人的感官比例,内化为自我建构的一种无形力量,支配人们认识自我和世界的方式。短视频作为混合媒介的代表,为人们带来生活化和去深度化的视觉按摩,亲密化移情化的听觉按摩,指尖传递的触觉按摩,及瞬间即时的情感按摩,其创造全新的感官比例,在使人获得感官舒服的同时,也有计划地报复人使人麻木,造成自我异化的按摩后果。人们需要从对所处媒介环境的麻木感知中清醒,沿着按摩路径发现网络世界狂欢背后对自我的裹挟和个性的消逝,思索应以何态度对待和使用媒介的混合实践,从而摆脱新的主体性困境。

作为媒介的社会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建构的影响——基于苏州市M村的个案研究

改革开放后,随着乡村经济由传统农业向现代产业转型,乡村的社会关系和生活方式产生深刻变革,传统的乡土团结逐渐瓦解。同时,城市化进程加速引发的人口外流,导致乡村社区空心化和人际关系淡化,进而加剧了乡村的原子化趋势。在此背景下,重建乡土团结成为乡村治理中亟须解决的问题。研究以苏州市的一个乡村为案例,以媒介交转性为理论视角,采用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法,探讨作为外源型力量的社工组织进入乡村后如何成为媒介,并建构人与人、人与村庄的新型关系,从而促进乡村社会再团结。之所以选择社工组织为研究对象,是因为社工组织作为一种公益、半公益性质的社会组织,在社区营造、便民服务供给、社会关系调解等方面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乡村社会的团结建构意义非凡。与此同时,对于一些发达地区的村庄而言,其公共基础设施已相当完备,通过集体修路、铺桥、造公厕等“事件团结”的方式凝聚人心、培养互助友爱精神,已变得收效甚微。而社工组织这种通过社会支持来培养群众公共性和主体性的外源型力量,恰好能弥补此类村庄团结机制缺失的问题。研究发现: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首先通过便民服务供给的方式,将村民、村干部等多元主体连接起来,以此密切村庄内部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其次,在连接的基础上,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经由交往实践,建构了一种彼此交融的整体化生活方式,展现出社工组织的媒介“交互”作用;再者,借由交互实践,社工组织与村庄之间共同编织出一张新的社交网络,使得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关系发生改变,一定程度上重塑了村庄的社会关系格局;最终,在社工组织促成的关系再生产后,村民的公共性和主体性得到强化,在村庄公共事务参与中体现出强烈的互助友爱精神,建构出乡村生活共同体的美好图景。总体来看,作为媒介的社工组织对乡村生活共同体的塑造,经历了一个“建立连接—展开互动—再生关系—建构意义”的递进式动态过程,其所构建的社会关系,重塑了乡村居民日常生活中的公共性,为乡村治理的媒介化转向提供了可能。

平台媒介的兴起:隐私保护的范式与悖论

隐私与媒介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考察隐私的概念传统、媒介的历史演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塑造,可以揭示隐私与公共、隐私与媒介之间复杂的冲突和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信息的保密与公开、信息的保护与传播以及个人隐私权利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的协调。伴随平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隐私保护范式面临控制悖论、匿名化悖论、个人可识别信息悖论、被遗忘权悖论和信息涉他悖论等挑战,隐私保护与媒介公共传播的法律生态平衡面临深刻危机。需要在主流的“架构—规范—市场—法律”监管框架基础上,探讨新的制度可能性,推动隐私保护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生态平衡关系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