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知识分子:公共性与议程设置

公共性作为大众媒介与知识分子的共同属性与品质,其消亡处境也是二者在当今共同面临的严重问题。在自主性屈从于媒介逻辑,普世关怀拘囿于专业知识,公共关怀受制于固有思想的情形下,媒介知识分子作为媒介文化生产过程中的现象,需要从媒体自身规律着手,并保持知识分子的理性,通过对话影响媒介议程设置,并将精英知识转化为公共理解力,以重新唤起其公共性品格。

媒介权力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媒介在现代社会已经成为强势话语并构成了"话语霸权",媒介异化的现象时有出现。媒介知识分子是媒介时代知识分子适应时代、主动同媒介相结合的产物,他们积极介入传媒,拓宽了自己的活动空间,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但是媒介拥有的"话语霸权"极有可能将知识分子最宝贵的批判精神和独立意识侵吞掉,所以,知识分子在建构自己的身份认同时,既不应该拒斥媒介,又要谨防被媒介所操控,以免丧失自己理性、独立的思考和批判。

再论“下沉的声望”——从公共知识分子与媒介知识分子的角度

知识分子声望下沉所造成的媒介形象危机引人关注。从知识分子理论角度看待这一问题有别于社会学视角的分析。放眼天下、勇于承担公共事务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在现阶段渐行渐远,甚至于消逝;而放弃或让渡学术自主性、乐于与媒介合作的媒介知识分子则在技术与信息时代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与构成的改变是知识分子声望下沉不可忽视的原因。

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媒介知识分子常常被认为是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反叛和背面而出现,多数学者对媒介知识分子的价值评判带有明显的贬义。而事实上,转型时期知识分子走向传媒已经成为一种历史潮流,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何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指出从历史的角度: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从现实的角度: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从知识分子自身的角度: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试论媒介知识分子的身份重建

回望中国近代报刊事业崛起之时,知识分子与媒介其乐融融,合作共生。在百年前,知识分子手无寸铁又急于救国,他们抱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态度走出书斋,思以言论救国。如今国家富强,媒介技术日新月异,知识分子却在媒介中"消失"了。面对来自商业势力的诱惑与搅扰,媒介知识分子正在被混杂于此行列中的伪知识分子和沉默于世的专业研究者分化,进而游走在媒介化的误区边缘。当务之急,应积极思考如何重建媒介知识分子形象,对症下药,找回消失了的知识分子。

试论中国媒介知识分子形成的动因

在知识分子媒介化征程中,媒介知识分子的形成并非一时兴起或空穴来风,而是在整个社会大环境影响下,知识分子自身亟需与媒介合作,再加之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吸引到更多知识分子加入与媒介互助的行列,受众与大众传媒在潜移默化中也逐渐接受这种文化现象的产生与发展。

转型期媒介知识分子的社会意义探寻

本文主要从媒介知识分子可以介入传媒的视角,分析了转型时期媒介知识分子存在的社会意义,并指出:传媒是知识分子无法割舍的言说阵地;专家意见报道和公共事务言说呼唤知识分子利用传媒发言;介入传媒是知识分子自我社会价值实现和文化思想表达的重要渠道。

专家话语与媒介知识分子理想身份建构--基于省级音乐广播节目听评活动的考察

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媒体相关领域的专家以三种范式的话语:阐释、拓展和转换介入媒体传播效果的评估,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媒体策略的制定和实施。在此过程中,专家的介入机制或许是媒介知识分子建构理想身份的有效途径,因为它一方面保持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另一方面也让他们介入真实的社会实践和文化实践。

媒介知识分子:关系、角色特征及身份重建

媒介知识分子是传媒现代化的产物。在消费社会,媒介知识分子与媒介的关系改变了以往知识分子与媒介之间的主客关系,成为媒介利益链条上的一部分。当前,媒介知识分子的角色特征表现为:内部媒介知识分子的市场化和外部媒介知识分子的媒介化,这影响了媒介知识分子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媒介知识分子亟需通过身份重建,重塑权威性。

中国媒介批评的发生学研究成果——评《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发生学是对历史事物的起源、发展及演变过程的研究。中国媒介批评起源于或者说"生成"于清末民初,集中体现在维新变法时期(1895-1898年)、辛亥革命前后、五四时期(1917-1927年)几个时段。胡丹博士的专著《清末民初知识分子与媒介批评研究》对中国媒介批评的起源做了发生学的研究,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近年来知识分子研究之管窥

当前我国社会结构转型产生的诸多问题催生了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也导致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出现巨大变化,由此引发学界对知识分子身份角色等问题的深度关切,主要包括如何思考公共问题以及如何介入公众生活。近年来知识分子研究虽已取得重大成就,但对他们参与经济体制改革和民主政治建设关注不够。

如何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不确定性中建构确定性——以“人民英雄”张伯礼的中医药传播实践为例

现代社会中,由于“现代性”的存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的不确定性得到增强,这既意味着风险的增强,也意味着人类成功应对可能性的增强,其中的关键在于对媒介的掌控程度。本文以“人民英雄”张伯礼的中医药传播实践为例,从专家系统与信任生产、媒介知识分子的理想身份以及专业话语与媒体话语共生等三个维度进行了讨论。在此基础上,从以史为鉴的角度分析与挖掘其中医药传播实践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