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信息载体到真实生活的延展:探索媒介角色的转换——以手机媒体平台的使用为例

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媒介的使用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再现真实生活的体验感。依托智能手机媒体平台的数字化生存已逐渐成为手机用户生活的一种真实性延展。相继而来的媒介角色转换成为了媒介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本文采用定性分析和例证分析的方法,在分析媒介定义的重塑和受众群体参与演进的过程的基础上,以手机媒体平台的使用为例探究了媒介角色从信息载体向真实生活延展层面的转换,得出媒介角色在智能化手机平台技术加持下积极转换的必要性结论,对媒介与受众关系的构建层面作出了新的解释。提出了构建健康网络化、数字化生活生态,培养积极合格的数字公民以及媒介面临的算法作用下信息茧房等问题的社会风险。旨在强调媒介角色的转换意义并为处于数字化风险生态下数字用户提供了媒介角色转换下的有效数字化出路。

故事化人的媒介角色、实践机理与应用策略

讲故事的本质是以文化人。故事达成了情境的具体化、价值的具体化、问题的具体化,粘合了化人之“文”与所育之“人”之间的理解距离,是以文化人的重要媒介。故事化人的实践机理在于:育人者通过讲故事为教育对象呈现出一个文化化育中集文化认知、文化情感、价值信仰、精神意志、文化践行等倾向结构统合一体的有意义的视界,实现了故事化人的逻辑可能。思想政治教育者要善于讲好故事,通过择取“好素材”、搭建“好链接”、促成“好理解”来实现故事化人的初衷。

公共传播时代建设性新闻的媒介角色与生产实践

近几年,建设性新闻在国内悄然兴起,在新闻业界和学术界受到了广泛关注。建设性新闻是有效行动,就新闻演变而言,强调新闻报道应该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而不是单纯地将问题揭露出来。从实践角度分析,建设性新闻可以看作是对传统新闻角色的一种扩展,能够借助有效的实践策略,如建设性采访、未来导向、引导公众参与等方式,实现新闻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的健康发展。

新媒体时代健康传播媒介角色探讨

不同于既往从功能和效用角度出发的研究,本文将媒介置于整体的社会场景,通过PEST法分析,发现健康传播中的媒介有着丰富且复杂的多重社会角色。宏观上,媒介共同体作为“结构”嵌入、协同、融入健康社会的发展中,发挥着黏合剂、推进剂、协调剂作用;中观上,媒介共同体是健康传播的“主体”,实现了健康传播的自我完善发展;微观上,个体媒介作为相互关联的“分子”共同构建健康传播媒介生态。

从投射到建构:网络访谈节目之于青年群体的媒介角色呈现

如今互联网上频频出现青年轻生、抑郁等话题,无论社会层面或是家庭教育层面,都存在青年精神引导上的缺位与失语,且针对青年群体身上反映出的问题针对性、系统性研究不足,基于此,本文试图通过网络访谈节目这一切入口,对于青年群体在信息、交往及情感等多方面需求进行梳理,从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访谈节目在青年群体中扮演的媒介角色,并对此展开多元化的追问与思索。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演进中的媒介角色变迁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合法性基础的不断审视与认知演进,对党的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扩大和"再生产",也在中国的媒介角色及功能定位上印下了深深的烙印。在党对执政合法性的纵向动态演进、对执政合法性资源的不断拓展中,中国媒介角色也在总体上经历了一个从"单一的政治工具"到"有限多元的宣传工具"再到"多元的传播工具"的变迁历程。

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影响因素(上)

本文是首次针对国内调查记者群进行问卷调查研究的一部分,旨在了解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其影响因素。①通过对全国范围内259名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结果发现: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偏向分析解释、报道事实/提供信息及舆论监督,即"调查/解释"和"信息传播"这两种角色;个体因素对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其对新闻价值的认知均没有显著预测力;调查记者所在的地域差异对其媒介角色认知有一定影响,相对来说,党报机关报的调查记者更偏重"鼓吹民意",市场化都市报记者相对偏向"满足受众和宣传引导"的媒介角色,新闻杂志的调查记者偏向"批评与质疑"。

媒介环境与组织控制:调查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及影响因素(下)

结果显示（见表4），调查记者对五种媒介角色因子的认知排序中，最看重的是大众传媒的基础功能——信息传播，其次，比较看重的媒介角色因子是“鼓吹民意”“解释政府政策”和“批评与质疑”，最不看重的媒介角色是“满足受众和宣传引导”。可见，对调查记者来说，其对新闻报道社会功能的期待和自觉，是以记录和传播事实为“底色”的，这点跟一般新闻从业者并无差别。

媒介角色研究的社会学分析

对媒介角色主要有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置换成媒介功能、效果与权力等问题之后再研究,一种是将它纳入发展社会学的理论框架。通过对两种路径的梳理,可见立足中国社会场景理解媒介角色是传播社会学更值得研究的方向。

试论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嬗变

从改革开放前政府绝对政治控制之下的政治宣传工具到改革开放后具有"双重属性"的大众传播媒介,大众媒介在公共危机传播中的角色逐步由单一的政治宣传者与鼓动员向信息传递与沟通者、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者、组织形象修复者等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并透过媒介的危机报道生动地展现出来。通过对唐山与汶川地震报道的比较,从中可以看到我国公共危机传播中媒介角色的嬗变以及导致这种变化的深层的社会动因。

“科学发展观与媒介化社会构建”系列报告之二 我国受众的媒介角色认知与评价

受众对于媒介角色的认知及其评介是科学建构媒介化社会的重要参照。调查显示,受众对于媒介促进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等方面的作用趋于赞同,而不同层次的受众对于媒介的可信度和媒介能否解决现实问题的认知情况并不明朗。对于媒介在和谐社会构建中的角色承担,受众对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评价,也为信息传播与媒介发展提供了需要解决的一些领域。

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介角色研究——以矿难报道为例

媒介在矿难事件中同时扮演着政府稳压器、为矿工发出声音的人以及矿主的监督者等多重角色,并形成了多元的报道框架,然而,由于媒介的政府代言人角色具有强势地位,同时,市场的强大力量挤压了媒介其他角色的发挥空间,造成媒介的角色冲突和缺位,使得媒介建构的矿难呈现出强烈的官方色彩,缺乏舆论监督和人文精神。而媒介权力的畸形分布、媒介话语权的不均衡正是我国突发公共事件报道中存在的问题之根源所在。

新媒体环境下职业记者的媒介角色认知

新媒体技术高速发展下的新媒体环境,给传统媒体的媒介生态、媒介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技术的变革能够改变媒介生态环境,同时也促使传播主体的新闻记者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在当前的新媒体环境下,技术冲击带来的改变对于新闻记者角色定位已经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传统的新闻记者执业理念也亟待重塑,其中既有危机也有机遇。面对媒介环境的改变,每一个新闻记者和信息传播者都应该与时俱进,意识到必须重新定位职业记者的角色,用新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来应对新媒体环境下职业记者的理念重塑和身份确认。

社会转型期“道德滑坡”中的媒介角色

关于媒介与道德的研究,国外主要关注媒介与道德在某一方面的联系,国内多把精力放在传媒自身的道德问题上。跳出只关注传媒自身道德水平的窠臼,从传媒与社会发展的角度探讨媒介在道德滑坡与重构中的作用,可以从更为宏观的视角理解媒介的社会功能。道德滑坡的实质是理想信念的断层。道德滑坡的媒介原因可以从媒介消费主义、媒介文化迷失、舆论监督不足与媒介自身道德失范诸方面进行考察。

大学生社会化过程中媒介角色的社会学解读

大学生所看到或信任的不是大众媒介的观察本身,而是大众媒介呈现其所观察的"呈现"这一运作,因此大学生对大众媒介的"信任"并非来自于大众媒介制播内容的专业伦理品质,而在于大众媒介是否可以成功地作为一个社会观察的功能系统,对社会进行时态化。信任来自互动的期待,大学生对于使用媒介的热切期待,使他们对媒介的信任无法更改。因此,大众媒介始终是大学生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然而大众媒介却在社会角色的塑造上历经多次颠覆性的变化,这种不断的"自我否定"势必要求大学生必须充分认识媒介环境的急遽变化,学会正确面对和理性判断媒介以及媒介角色的变化。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生产中的媒介角色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的社会化过程是通过对文本生产者、传播者、接受者的规范或操控而实现的,媒介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易于被人们忽略。返观特定的时代语境,媒介是社会体系合法化的一种工具,它借助政治权威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力,对文学生产有着正面和负面的双重效应。在政治与文学之间,媒介充当了中介角色,它拓宽了文本的传播面,但又往往屈从于社会政治的运作逻辑而不是文学、文化的运作逻辑。

媒介角色再思考——由电视“时政新闻民生化”想到的

从时政新闻、民生新闻、公共新闻到时政新闻民生化,中国电视新闻传播观念在不断更新。这一嬗变过程的重要意义在于激发了业界、学界的探索力,促使人们认真审视新闻的本质、媒体的角色、媒体与受众及政府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新闻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全媒体时代大学生的媒介角色认知研究

全面推进全媒体融合以来,传统媒体创办的新媒体一直难以得到年轻用户尤其是大学生用户的青睐。本文以厦门地区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考察这一群体对新闻媒体的社会职能的理解和评价,以便更好地理解该群体的渠道偏好。研究发现,受访者对新闻内涵的理解多样,新闻与非新闻之间的界线比较模糊;社交媒体是受访者获取新闻的首要渠道,传统新闻媒体被等同于硬新闻的生产者受到冷落;理想的新闻媒体应该承担"信息分享者"的角色。上述发现的内涵在文中得到探讨。

新媒介环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中的媒介角色与传播特点

综合考察自2004年中国正式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近年来相关活动的开展以及各种制度与法律法规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2011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式步入法制化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