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演性观众:数字化生存与电影受众的媒介身份重构

数字化生存的时代,电影受众的媒介体验发生了变化,引发了电影传受关系中受众对自身媒介身份的重构:表演性观众。以“观、玩、演”为表现形式的媒介行为重新构成了受众的身份属性。作为用户生存的受众具身在数字平台行使信息选择权,作为演员生存的受众依托数字化人格进行文本再生产;当电影文本被增殖、挪用,甚至缺席,受众的观众身份也随之重构,映现出再中心化、再互动化、再观众化的时代气象。

政务新媒体的媒介身份认同与媒介实践逻辑

政务新媒体悄然兴起对我国电子政务事业起到较大的推动作用。虽其领地鲜明地立足于新媒体与政务的接合部,但对其既往探究中,多在新闻传播视野分析其传播力影响力指数等,在电子政务与行政事业管理视野分析其政务工具价值等,缺乏从多学科交叉视野去审视。结合近二十年与其相关的文件文本、政策公告、媒体文本等,从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视角对其进行概念界定,归纳出公共传播与公共服务是其最显著的特性,梳理其演变进程的五个阶段,然后从实践场景出发,基于公共传播视角重新审视其作为媒体和工作人员作为媒体从业者的媒介身份认同,最后基于公共服务视角对其从定位、组织管理、公共内容生产传播与公共服务提供、考核与评价等四个层面进行媒介实践逻辑重新构建。

媒介身份研究的基本理论架构

媒介身份研究受益于现代哲学的身份认知、系统论和角色-功能理论等丰厚的知识传统,试图面对当代社会的种种变化,把媒介作为具有集体自我意识和反思性的“行动者”,考察身份形成和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此研究方法建立在全景全息视野、规范背景与自组织原则、复杂性思维和以人为本等核心理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当代媒介理解和分析的时空动态架构;其研究范畴可以粗略地分为宏观的媒介状态描述、中观的各类媒介分析和微观的媒介人分析;并尝试结合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同时,如果能够以一种广义“媒介”的视野来深入思考,可以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学研究方法。

比较语境中的媒介身份研究

当代媒介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思路和方向,媒介身份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其核心观点是将媒介视为一个具有"身份"的类生命体,这个身份受制于多种社会因素,在复杂的互动中形成,并决定着媒体的传播行为。同时,此研究非常注重"身份"作为一种研究工具和方法的核心价值。这种构想具有一定的实验色彩和探索性,恰好可以被置于媒介场域研究和媒介生态学的前沿理论语境中,通过比较,确认媒介身份研究的理论位置,见证缺失和优势所在,为媒介研究未来的发展指明方向。

社会转型中媒介身份的迷失与重构

身份意识是在历史文化积淀中形成的一种心理情结,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心理逻辑产生着持续的影响,因此媒介身份问题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学术话题。我国媒介与生俱来具有强烈的政治身份认同,但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媒介属性、媒介结构、媒介经营管理、媒介角色等多个维度均发生巨大的变化,媒介所获得的政治身份认同被逐渐侵蚀,出现了较大程度的身份迷失,媒介组织应该在捋清媒介身份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给定性和建构性的基础之上,在媒介角色扮演和功能实践过程中重新建构媒介身份。

排斥与增权——当下“城镇弱势群体”的媒介身份建构

城镇弱势群体是社会结构转型的现代性后果,近年来的媒介呈现大致经历了媒体无意识、意识初醒以及媒体聚焦三个阶段,但弱势者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语者"与"弱者"身份。为突破该族群媒介身份建构的困境,建议尝试两种增权途径,以期在和谐社会建设的框架中实现媒介与人的双重现代化。

市场大众、后殖民想象的民众和自媒体草根——对普通人媒介身份的历史追寻

电子技术的不断升级,增长了作为普通人的媒介接触,民众化时代已经到来。与此相伴随,自媒体草根也在崛起。本研究追溯了普通人的媒介身份发展历史,研究认为,普通人的身份呈现为三个主要的阶段:报刊时期作为市场的大众、广播电视带来的民众化和自媒体的草根。前两个阶段,普通人的媒介身份本质上未能发生彻底变革,普通人的媒介身份只是从被追逐的市场转化为可以参与生产的市场,人们成为后殖民时代的媒介文化元素。如今的第三个阶段提供了普通人媒介身份彻底变革的可能性,虽然看起来表征为草根化。

综艺节目“去主持人化”趋势下主持传播话语权的转移和媒介身份的转型

“去主持人化”现象在近五年的电视、网络综艺节目主持中尤为突出,它不仅是伴随着我国电视综艺节目阶段性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呈现出来的,同时也是媒介技术变革下主持传播的新样态。本文以综艺节目主持传播现状为例,从主持人概念特征、主持话术、言语身份、言语空间方面研究主持人话语权的转移,并提出综艺节目主持人跨身份和跨媒介转型的思路。

由“扔水瓶”之热议看中国语境下的媒介身份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由于自身特点而成为公共政策存在和发挥效应过程中的一个特殊主体。在民主社会中,媒体的身份、地位非常特殊,它虽然不是制定政策的国家机关,也不像利益集团那样控制着巨大的经济资源。但是,传媒以新闻报道或者评论的形式对政策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反馈已不鲜见,没有人能否认媒体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和公民权利意识逐渐凸显,媒体努力地在舆论导向和新闻之间试图保持着平衡,但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媒体在公众事件和政策制定中的起着怎样的作用,其身份如何?本文在研究过程中,试图结合公共领域理论并分析媒体在民主社会中的作用,解读中国语境下媒体和政治的关系以及在转型社会中媒介充当的努力在舆论与新闻本身之间试图保持平衡的身份。

“新党媒”媒介身份的重塑

历史形塑了我国媒介的政治身份,党性原则的新闻舆论方针决定了党媒必须保持政治身份特质。社会经济和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媒介的政治身份逐渐迷失,“新党媒”的建立,是在重塑媒介的身份。媒体由“宣传者”转向“传播者”,由“独语者”转向“沟通者”,由党和政府的“代言人”转向公众的“委托人”。

物质、形式、制度:博物馆媒介身份的确认

博物馆媒介身份的确认是从媒介维度重新认识博物馆功能的重要途径。博物馆具有媒介的物质性,其藏品和设施是体现其媒介可供性的基础,博物馆作为媒介的物质性而具有嬗变性和技术动量特征。博物馆具有媒介的形式性,通过对信息的操控、转译和再媒介化进行持续自我塑造,将文化信息转化为可经验的模式被受众获取和理解。博物馆具有媒介的制度性,其传播活动由一定的内部结构支撑,也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所构成的博物馆制度系统有效推动其传播活动的形成。通过物质、形式和制度来思考博物馆的媒介身份,有助于深化博物馆媒介属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为未来博物馆的发展提供新思路、注入新动能。

浅析媒介融合及其对受众身份转变的影响

如今,媒介融合已经成为传媒未来发展蓝图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大小传媒纷纷在媒介融合上下足了功夫,望在媒介话语权中寻求一席之地。文章通过研究媒介融合的概念以及种类划分,对媒介融合进行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浅析媒介融合对原本被动接收信息的媒介受众所产生的影响。

公共领域——一个公正媒介的乌托邦维度

与西方社会重建公共领域所遭遇的权力渗透和经济挤压不同,中国媒介公共领域的形成缺乏的是制度性空间。但政治属性和经济属性的双重互动导致的媒介排斥所引发的媒介合法性危机,也在促使媒介在可能的空间里靠近公共领域的精神。其中,面向中产阶级,引领社会责任,也许是一条途径。

家谱作为组织传播媒介的观照——以明清徽州家谱为对象

家谱和国史、方志并列,是中国宝贵的文化遗产,家谱编修活动是极富中国特色的本土传播现象。家谱是一种组织传播媒介,其具有血缘性、仪式化、强制性、孤证性等传播特征,家谱编修者的身份影响到其在家谱编修中的把关标准,家谱具有道德教化、文化维模、社会控制和媒介记忆等传播功能。

成见消融与价值重塑——作为媒介的游戏虚拟空间对受众的影响

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上,电子竞技首次作为表演项目登上亚运会舞台,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游戏作为媒介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认同。事实上,游戏已经深深地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思维方式,游戏的玩家增长也意味着网民从现实生活向虚拟空间的迁移。本文对游戏虚拟空间的传播现象予以致思与评骘,基于游戏媒介价值重塑的视角,重构游戏传播与个人发展的融合框架。

我国公益广告中的国家认同构建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形式和具有社会教育功能的公益广告,在实现国家认同构建并以此来教育国民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本文通过结合我国具体公益广告案例,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我国公益广告中进行国家认同构建的方式方法和特色。

中国电视文艺公共性的困境与展望

文章以"2010年春晚‘广告门’事件"、"2009年电视剧《蜗居》现象"这两大有代表性的电视文艺现象为参照,审视中国电视文艺目前在公共性方面所处的困境;在此基础上指出:公共舆论、伦理与价值观,以及文化认同三个方面的积极建构,应是中国电视文艺从当下困境中突围、进而充分承担起当代"公共影视空间"职能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