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近用权及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在新媒体背景下,政府与一般民众在新媒介近用权和消息来源方面的博弈呈现显著变化,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提出了挑战。通过对代表政府和民间的两大互联网论坛——"强国论坛"和"天涯社区"在"5.12汶川大地震"后开设的"抗震救灾论坛"和"汶川地震"专版的量化分析,指出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对政府调控新媒体的影响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网络时政论坛日益具有公共领域特征,促使新媒介接近使用权发生下移和反转;其二,网络论坛激发网民的主动参与和意义建构,进而带来新媒体和消息来源的变化;其三,网络论坛改变了传统宣传控制模式,由此带来政府调控新媒体的理念和策略变化。作为"民主的沟通"的公共关系,可以在新媒体的源头和管道上,为政府提供新媒体"接近使用权"和"消息来源"的策略性调控理念和对策,从而优化和完善政府的新媒体管理系统。

消解与重构:新媒体对媒介近用权的影响

新媒体的发展给传统媒介生态带来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媒介终端日渐普及的过程中,媒介近用权不断下移,打破了以往政府、媒介和民众之间的传播关系结构。本文以媒介近用权调整为切口,管窥民众在新媒体传播环境下舆论话语权的变化。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媒介近用权:发展的困局与突破

媒体传播形式和传播内容的融合、传播媒体间的基础性融合、传播媒体外延性融合,昭示着媒介融合时代的到来。在媒介融合时代,媒介近用权面临诸多发展的困局,如媒介社会责任感的式微、媒介公共领域的缺失、话语权缺失的群体被再度边缘化,而媒介融合对近用权的颠覆及微时代的媒介服务供给又使媒介近用权的发展得到了一定的突破。

公共性的萌发与消解: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与媒介近用——以N市房产维权事件为例

本文以N市G楼盘的维权事件作为研究案例,运用资源动员和公共性的相关理论分析城市业主维权行动中业主的表现。研究发现,城市业主充分运用法律资源、传统媒介近用和新媒体使用等方面的优势进行资源调动,起到了作为"弱者武器"的独特作用;但媒介只是维权动员与舆论扩散的一种补充形式,而局限于对公民权自我保护目的追求,造成了无法上升为公共性的困境。本文借用"私人公民"的概念来解释城市维权业主团体公共性与自利性的统一。当然,目前这种社区治理的困境是中国房产改革和社会转型大背景下的产物,需要将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权利的保护在总目标上形成一致,以构筑社区共同体。

媒介素养视角下的麻风病康复者群体回归社会路径探究——以湖北省为例

麻风病康复者群体是中国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弱势群体,因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原因,这一群体被长期"污名化"、边缘化,让他们回归社会是一个艰难而缓慢的过程。本文从媒介素养的视角出发,以湖北省为例,在分析麻风病康复者与媒介的接触情况和探讨消解他们在媒介近用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障碍和困难基础上,就麻风病康复者群体通过媒介素养的提高,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回归社会的有效路径提出几点建议。

框架视野下的农村征地拆迁报道——以《人民日报》近10年有关报道为例

本研究采用框架分析和媒介近用权理论,以《人民日报》近10年的农村征地拆迁报道为研究对象,从报道体裁、议题范畴、消息来源、归因框架等方面入手分析了该报在农村征地拆迁议题上的框架选择以及媒介表达状况,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人民日报》优化农村征地拆迁报道的原则理念。

媒介融合对受众权利的影响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和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媒体在发展困境中寻求与新媒体的融合,媒介之间的融合发展必然对受众权利带来相应的改变。受众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和传递信息,媒介融合给予受众更大的舞台,受众在整个社会传播环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由传统媒体下的"消极受众"变成现在的"积极受众",受众权利也随之得到扩大和延伸。

参与传播视野下的城市社区媒介化治理模式创新

参与传播理论鼓励公众参与优化社会权力结构,强调利益相关主体依托媒介近用实现对话沟通和横向交流以推动发展方案的实施。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不断深入,居民借助新兴数字媒体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形成了居民、媒体平台以及行政力量之间的全新互动结构,促进了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的创新。数字媒体时代,城市社区多元主体分工协同治理模式成为未来发展方向。

解放的潜力与迷思:关于传播新科技的辩证思考

科学与技术作为人类社会知识的载体,以理性之光芒驱逐了鬼魅而开启现代社会的步履,但当下传播新科技与资本的强势结盟,导致信息获取的媒介近用权出现严重的数字鸿沟;继而媒介表达权急剧不平等;数字社会网民仍然难以跨越多重权力轴心的障碍而达成理性沟通;传播新科技作为资本积累之工具羽翼,随着基础设施的扩张,对人类的日常生活进行全面侵蚀。本文从以上四个维度展开论述,意在揭示现代人的根本处境:一方面人类凭借知识获得生活的根据,技术赋能为人类带来便捷、效率和解放潜力;但另一方面人类无法脱离传播新科技服膺资本之诉求,理性已经下降为数学原则,以资本增殖的量的规定性为铁律的数字实证主义实际操纵着现代人的生存秩序。

数字媒体环境下参与传播理论及实践价值的在地化探索——基于对清远市“乡村新闻官”制度的考察

参与传播是在发展传播学演进过程中形成的重要理论范式,主张通过媒体近用、赋权和参与确立公众主体性进而促进社区发展。在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范式广受质疑时,参与传播理论获得研究者认同,在实践层面亦得到推广应用。随着互联网技术对传播结构影响的深入,各类新兴数字媒体从技术层面解决了媒体近用的被动性问题,形成了多层次、多面向的网络参与传播景观。清远市"乡村新闻官"制度实施一年来,借助快手、抖音等短视频媒体赋能乡村居民,创新了基层治理路径,助力乡村振兴,以中国实践拓展了参与传播理论的内涵及价值。

城市反噪声网络舆情与公民赋权——以H市快速路建设新浪微博舆情为例

Web2.0时代,微博赋予了公民赋权发声的渠道。基于新浪微博舆情,以H市快速路建设作为研究案例,运用网络民族志和微博舆情分析的方法,研究社会化媒体对公民赋权行动带来的变化。研究发现,公众的公民意识不断提高;微博提供了网络围观的重要阵地,提供重要的社会赋权作用;微博围观者试图借用外部的媒体力量进行赋权努力。可以在该事件中逐步感受到"围观改变中国"的力量,但在缺乏制度性力量的情况下,这种力量依然是微弱的。

建构与赋权:城市主流媒体中的农民工镜像

以农民工流入的代表性城市——东莞为主,考察了当地主流媒体的农民工报道,并分析农民工的社会认同与城市融入的话题;认为政府、政策主导、自上而下是东莞主流媒体的基本叙事逻辑,其中《东莞日报》《东莞时报》中的农民工更多呈现"被代言"的沉默者和"受惠"的弱势者形象;让农民工回归城市主体是大众媒体消除农民工与市民群体之间隔阂进而形成互相认同的关键,还原农民工为城市主体应是大众媒体报道的基本逻辑;农民工的媒介近用是赋权的过程,传播赋权对于农民工个体而言,是个人身份与社会角色之间的调适。

浅析微博世界的视觉伦理

生活在"读图时代"的人们也越来越依赖视像。而微博这样的一个字配图的平台,开拓了人类新的交往空间,视像这种无障碍的"语言"几乎是多人眼球吸引注意力的法宝。然而微博这一新媒体的视像传播工具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现有社会伦理规范无法适应的新冲击。

论“表达自由”新闻实践中的局限

表达自由是公民重要的权利，表达自由中最重要的就是言论自由和新闻出版自由。但是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的过程中却有一定的限制。文章通过将表达自由区分为“积极的表达自由”和“消极的表达自由”，分别论述了在这两种自由概念实践过程中遇到的局限，即媒介近用权问题和观点市场失灵问题，并引入政府规制概念来解决表达自由在新闻实践中遇到的问题。

社会转型与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工人日报》1979-2008年工人议题报道之分析

本研究以新闻架构为分析框架,通过对1979—2008年《工人日报》有关"工人"议题报道的内容分析,探讨我国转型期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状况。研究发现,工人群体的媒介表达状况不容乐观,"工人"议题报道的新闻框架受限于意识形态藩篱。通过转型期前后两个阶段的工人媒介表达状况比较发现,工人议题的报道不仅未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而得到改善,反而有所弱化。本研究因此提示,在推进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须注意把握媒介的公共性方向;须特别重视我国转型期社会的媒介近用权问题和传播权益问题,将之视为十七大所提出的社会改革方案中有关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