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公益传播:媒体近用与议题建构——以“免费午餐”为观察个案

以"免费午餐"为观察个案,聚焦探讨新媒体环境中公益组织如何通过近用媒体策略的设计成功动员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资源,建构出具有政策影响力的公共议题。研究主要采用个案深描和内容分析的方法 ,并结合相关访谈报道资料呈现"免费午餐"议题建构的方式和路径。

表达自由、媒体近用权与政府规制

表达自由是被视为民主社会中公民第一权利,主要包括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新闻媒体的新闻出版自由。传统的思想市场理论认为,让思想之间进行完全竞争,就可以达成自我实现、发现真理、健全民主和促进变革的价值。大众传媒的发展改变思想市场结构,也导致思想市场的失灵。为保障言论自由的实现,必须赋予公民以接近和使用媒体的权利,以有效制约媒体滥用新闻出版自由。媒体近用权是一项积极权利,需要借助政府对媒体的结构规制和行为规制才能实现。互联网的发展带给表达自由的不全是福音,诸如数字鸿沟、信息过滤等都构成对媒体近用权的挑战。

近用媒体权的合理使用研究

近用媒体权,是20世纪下半叶由美国法学界新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学者们把其构想为: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我国对近用媒体权的研究和合理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在研究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政府、媒体、公众四个层面的保障措施。

行动倡导与近用媒体:青年公益组织的行动模式

青年公益组织的行动模式体现的是当代青年群体与当下社会关系及其互动结果,反映了社会系统中的规则和资源对青年公益组织的制约与促进。对G市3个青年公益组织的研究发现,青年公益组织的行动模式具有"行动倡导"和"近用媒体"的特点。在青年公益组织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公益孵化机构和大众传播媒介的公益报道发挥了明显的扶助作用,青年公益活动的倡导模式来自公益孵化组织的传授和公益传统,体现了青年公益人群的行动特点,而报纸的公益报道则提高了青年公益活动的社会认可程度。

公众使用媒体的权利及限制:近用媒体权研究

近用媒体权,是20世纪下半叶由美国法学界新提出的一项公民权利,学者们把其构想为:一种法律上可强制执行的权利,社会的每一个公民皆应有接近、利用媒介发表意见的自由。我国对近用媒体权的研究和合理使用还处于初级阶段。本文结合我国实际,在研究其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法律、政府、媒体、公众四个层面的保障措施。

新传媒 新素养:媒体素养教育的变与不变

随着传播媒体日新月异的发展,媒体与阅听人二者已不像过去仅仅是"上对下"的产制-接收者关系,而是以一种打破单一产制者或单一接收者的多面向方式存在于当前的媒体环境当中。媒体素养教育面对当前的传播现实,所应持有的"变"自然是发生在媒体近用的方式中;而"不变"的仍是媒体素养所强调的阅听人具有发声能力,以期媒体作为公共领域中实现公民权利的一种方式,并能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新媒体赋能乡村治理的机制、困境及优化策略

为准确把握新媒体在推进乡村治理中的作用,通过梳理新媒体赋能乡村治理的机制,探究新媒体在发挥作用时面临的困境,进而寻找新媒体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策略。研究发现,新媒体以媒体近用作为乡村治理的接入口,通过强化参与机制,重构了乡村治理的议事与决策机制,激活乡村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借助“参与传播”实现“参与治理”。但在实践中,由于媒体素养、媒体生态、媒体功能有待提升,使得乡村治理主体参与治理时存在参与受阻、无序参与、参与形式化等问题。在未来,新媒体要实现持续赋能乡村治理,需要全面提升媒介素养,增强治理主体的参与能力;强化动员和引导,优化乡村治理主体间的联动参与机制;完善和拓宽媒介服务渠道,提升参与有效性。

公共信息权利保护的全球发展趋势分析

近年来,信息权研究中关于个人信息权成为热点话题,而公共信息权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从全球化的视角分析发现,公共信息权日益成为一项基本权利,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宪法保护,在所统计的74个国家中,有41个国家明确承认了该项权利是一项宪法性权利。不过,媒体作为该项权利实现的重要保障,由于违反法律平等原则,在绝大多数国家仍然难以享有超越一般公众的信息近用特权。

灾难新闻再现的媒体素养观点——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震灾的新闻报道为例

从媒体素养的角度出发,透过检视台湾地区主流媒体"电视新闻"对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灾难新闻再现情况,进一步比较"报纸"的民意论坛与"网络"乡民的意见讨论有何差异,呈现台湾主流媒体所再现的灾难新闻与台湾民众所关注的灾难新闻究竟有何不同,据此讨论当代主流媒体在处理灾难新闻时究竟应扮演何种角色的具体建议。研究结果显示,电视媒体对于灾难新闻的再现是所有媒体中较单一,也较会呈现"灾难秀"的媒介;报纸的民意呈现,以对政府期待灾难的处理、关怀社会国家的面向作为意见呈现的主轴;网络的意见讯息则是较为多元、积极性与行动力。本研究认为,电视主流媒介应多参考贴近民意的讯息呈现,才能使灾难新闻发挥对社会帮助的功能。

科技灾难的风险沟通:以台湾媒体对日本3·11地震的民意再现为例

媒体是民意再现的场域,当重大新闻事件发生或重要政策改变之际,媒体不仅扮演报道事件的角色,同时亦提供意见表达与近用的平台,反映大众情绪,呈现大众意志的集体声音。文章针对日本东北3·11地震海啸灾难及其引发的核灾危机,探讨台湾媒体如何再现民意公众对日本海啸与核灾风险的评论与反思。本研究主要选取台湾四家主流平面媒体的读者投书内容,藉由风险社会理论的观点,探讨民意公众对核灾风险冲击的响应,藉此了解媒体再现在地民意的可能面貌,并进一步探讨台湾媒体身处风险社会,面对灾难与风险议题的报道角色与再现能力。

以媒抗争: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研究

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关系是社会运动理论中的一项重要内容,社会运动不仅具有政治和社会影响,也是一种传播现象。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下,二者的关系往往表现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逻辑。媒体是社会运动所能依赖的重要政治资源,在缺少有效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的中国,媒体尤其对社会运动的发展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本文以2009年南京老城南保护运动为案例,通过分析不同行动者的媒体策略揭示大众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互动过程,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媒抗争"的分析概念,丰富既有研究对社会抗争资源动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