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国嫡庶之分与宗法制度形成--基于王国维《殷周制度论》的哲学反思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指出,立子立嫡之制是周人对殷商“兄终弟及”王位继承制度的突破和创新。天子在众多公子中选拔接班人,难免任意性、随机性,容易导致祸乱事变。周政的特点是让政治道德化,让道德政治化,使血亲社会化,使社会宗法化。血缘关系是生来如此而并非后天人力所为。把血缘关系上升到一种天定法则的高度予以确认,等于在为“亲亲”之制建构可靠根基。以嫡系长房、长孙为大宗,血缘正统可靠,是“百世不迁之宗”,秉承先祖恩德最隆最多;而以庶子系统、旁支所出为小宗,是先祖余泽播撒。“五世而迁之宗”要求小宗超过五世则剔出丧服范围。“大宗维翰”而具有核心地位,“宗子维城”则能够起到拱卫、守护作用。对别子小宗和别子大宗强调尊过去的祖,无疑是变相要求他们尊现在的王。依据亲亲尊尊法则所建构出的宗法社会,以一种向内挖掘亲和力而不是向外诉诸神力的形上方式,来实现一种具有儒家鲜明特色的王道普遍性。

“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从双峰学与北山学的比较管窥“后勉斋时代”朱子学的演进

宋理宗“朱某嫡传是黄某,黄某嫡传为谁”之问传达出对勉斋之后朱子学发展方向的重要关切。作为勉斋亲传的双峰学与北山学是“后勉斋时代”朱子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两个学派。二者对朱子皆持继承与批评兼备之态度,然双峰被视为立异以为高的妄议者,北山学则自居为修补朱学的忠臣和世嫡。双峰治学以穷理精密鸣,北山以考据精详著。双峰倡理主气辅,提出尊德性为主,北山则以理一分殊和主敬为授受符节。双峰独对朱注而欲成一家之言,北山则专主师门欲成一派之统。双峰身后寂寞,北山则在婺州学人制造下被戴上“朱学世嫡”桂冠。然就接续朱子治学精神及对后世朱子四书学影响而论,双峰实大于北山学。后勉斋时代南方各地朱子学在互动、分化与竞争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化朱子学:双峰学的不排陆学、思想自立,北山学的朱吕兼综、谱系构建,建阳、新安朱子学的地域传承、经学诠释,显示出师承、地域、思想、政治在构建朱子学派正统地位中的作用。透过宋元“朱学嫡传”之争,既有助于总体上把握宋元朱子学的分派、演变及其特色,也为审视地域文化、师承建构、思想创新及话语权力之关系提供了有益思考。

制度之困嫡长继承制度的窘境及突破

制度有盛衰,陷困境亦不罕见。以中国古代嫡长传承制度言,自创设到运行,历陷困境。千年行制,宁修补不更易。其显示的是以古为圣,以古为鉴,以古为证的制度行为特色。这种以传统为资源的创制、行制、改制,虽有借鉴、获取资源之便,但也时陷制度于困。清雍正突破传统面向现实,废旧制创新制,一招解困,其行为为走出制度之困提供了有益启示。

从赵盾“还嫡”之举看“嫡长子”继承制的局限性

在中国古代社会,采用哪种继承制来确定继承人是关系到家族(国家)的兴乱安危的大事。“嫡长子”继承制因其便于操作等优点而被各代王朝视为正统的传承制。但是“嫡长子”继承制存在着无法保证继承人素质的缺点,在斗争形势严峻的背景下,有可能导致家族(国家)的灭亡。本文试从春秋时期的晋国卿族赵衰、赵盾挑选继承人的对比分析来讨论“嫡长子”继承制的局限性的。

试论北魏孝文帝太和末年的夺嫡之争

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年,太子元恂出逃被废,皇次子元恪取而代之。夺嫡事件与元恂顽固守旧并无直接关联,后宫冯氏才是始作俑者。冯氏试图延续"子贵母死"的传统,控制储君,操纵朝政,这就与孝文帝的皇权主义发生矛盾。于是,冯氏编织罗网,捏造事实,迫害元恂,终酿成历史冤案。夺嫡之争归根结底是北魏皇权与后权的矛盾,对洛阳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

嫡长制继承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对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思想的家族本位观念和最低政治目标，因而被视为专制时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的和理想的形式，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卡里斯玛”合法性。然而，这种非智能型选择方式又会直接导致君主的权力与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发育成长以及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电视剧《步步惊心》对历史上“九子夺嫡”的改编

电视剧《步步惊心》主要围绕"九子夺嫡"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在尊重主要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虚构。剧作在演绎历史事件之余,设置女主角以旁观者的视角看待事情的经过,能增加接受者的代入感,引起女性观众的共鸣,取得较好的接受效果。

嫡长之制与我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从制度之礼的层面来探讨礼与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主要从名分制度与嫡长制度两个方面着手。从名分制度来说,它强调礼制秩序中的每个人各负其责,各安其分,时刻意识到个人永远是生活在制度、社会中的人,使个体对于整体礼制秩序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惯性依赖,这为整个王权秩序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名分制度还渗入到民众的生活层面,成为"日用之常",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从而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奠定统治的合法性的心理基础。从嫡长制度来说,其要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来对继位之君的合法性提供了程序规范,以血缘的先天决定性来确保最高权力能在一个家族内和平传承。在一个王朝的守成时期,最能证明嗣位之君合法性的是他们独一无二、卓而不群的家族血脉和谱系。在儒家观念中,嫡为贵,长为尊,嫡长子被认为血统最为纯正,地位最高,身份最尊,因此,嫡长继承制度是从程序规范的层面来构建王权的合法性。

唐代婚姻中的并嫡现象探析

唐代开放风气弥漫整个社会,婚姻生活中存在的并嫡现象能有力的证明这一点。唐代的并嫡现象出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时代背景、唐代婚姻的宽松环境、传统的“广继嗣”观念的影响等因素,但其出现只是暂时的,唐以后渐趋减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

祁寯藻嫡裔事迹述考

山西寿阳人祁寯藻(1793-1866),人称寿阳相国,为晋人有清一代居京师为官最高最久者。累官至内阁大学士,领班军机大臣,又为道咸同三朝帝师。寯藻逝后,其子祁世长以翰林院编修累迁至工部尚书,兼管顺天府府尹事务,若加上祁寯藻父祁韵士、弟祁宿藻,可谓是三世显达。然自祁世长逝后,特别是辛亥以后,其直系后裔却星散各处,与寿阳族人,似已断了联系,身故之人,再也未能归葬故里。因此,自祁世长之后始,参照相关公私资料,梳理祁氏正支主要后裔史迹,可以反映出一个词显宦家后人的各个方面。

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读长篇历史小说《雍正皇帝·九王夺嫡》

历史小说,尤其是描写帝王行止的小说,容易让人联想到官闱秘闻,联想到“传奇”、“演义”之类,何况这部小说是以章回体面目出现,何况作品写的是雍正登基这个千古难解之谜。作者无疑给喜欢猎奇的读者增加了几分诱惑,给所谓沙龙里的阳春白雪一个不屑的借口,然而,当我撩开这道沉重的历史帏幕,呈现在眼前的。

王祖嫡年谱

王祖嫡,字胤昌,号师竹。先世山东德州人。先祖汝锡,明太祖时从徐魏公开国有功,授大宁中卫百户长。永乐年间,从明成祖靖难,战死于夹河子,改授其子悦(字伯和)千户长。宣德六年,调信阳卫,始居信阳。 高祖悦有四子,长子端从大司马王恕转战荆襄有功,进世爵,拜明威将军,署指挥佥事。 曾祖端有三子而独存一子曰瑀。赠广威将军。娶西平耿氏。瑀生诏,字朝宣,号竹里,是为祖嫡。进昭勇将军。母袁氏,同里袁鎔(光録寺丞)之女。弟祖裔,贡生。 祖嫡有子三:长曰延世,字思延,号乔峰。京营左参,封镇国将军。次延申,字瞻虚,贡生。次延祜,字思笃,庠生。 祖嫡有《师竹堂集》三十七卷行于世。 明世宗嘉靖十年辛卯(1531)一岁。 五月十日生于卫署,左右仿佛有异香。 是年其父 “为仇家构陷大狱,坐粮一千二百石,桎梏系狴奸责偿。家人逃散,岁值大歉,亲戚交游无一顾者。”(《与张阳和书》) 嘉靖十一年壬辰(1532)二岁。

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

(一) 关于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礼记》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传子与传弟并行的制度,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而《孟子》则认为三代均实行传子制,即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汉代学者们在两说之间搞了个折衷,认为殷礼“传弟”,而周礼“传子”。清末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一步论证了汉儒们的主张。其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商代的继承制度。

杨广夺嫡过程中的“江淮情结”

隋炀帝杨广是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 ,他为晋王时对于江淮人士的态度和政策不仅有政治、经济上的原因 ,也有心理上的原因。这种对于江淮地区、江淮人士的“江淮情结” 。

论《红楼梦》描写的争权夺嫡斗争

《红楼梦》描写争权夺嫡的斗争,历来很少受到注意。在特殊的历史年代里,曾有些红学家为抬高《红搂梦》的“政治”价值,想方设法地寻找有关“雍正夺嫡”之类的东西,甚至一个“四”字、“臭男人”三字上找到了“骂雍正”“骂皇帝”的证据:并认定全书在写宝玉、黛玉、晴雯等为一方对贾政、王夫人、袭人为一方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虽言之凿凿,揆诸作品实际,难以令人苟同。

李靖支持李世民夺嫡吗?

赵文润先生的《关于李勣评价的几个问题》(载《陕西师大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一文,对李勣论得精当?韵壬道罹赣肜顒抟谎С痔诙岬?我以为理由是不足凭的。赵先生的第一个根据是,《旧唐书·建成传》中有李靖等请为太宗“申犬马之力”的记载。此记载是难以凭信的。因为《旧唐书》基本取材于唐初国史、实录,而这是经过太宗授意修改了的,对建成问题记载是不真实的,这点已有人指出。又查新、旧《唐书》的有关部分都无此类记载;相反,刘(食束)《隋唐嘉话》与《通鉴》却有李靖不支持夺嫡的明确记载,故《旧唐书·建成传》的记载是一不可靠的孤证。为何出现这个记载呢?

东周王室“匹嫡”现象探析——以春秋时期为中心

西周实行的嫡长子继承制,使王位大致能依序继承,但周王室东迁后,却发生了多次王位危机。究其根源,与以嫡长子继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无法顺利执行有重大关系。剖析王室中四次嫡庶争位事件,皆因幼庶受宠而出现的"匹嫡"现象所致。其引爆的烈度一次比一次严重,致使嫡长子继承制无法顺利进行,严重背离宗法制度的"亲亲尊尊"精神,导致王室日趋衰微。故而,"匹嫡"现象是东周王室衰亡的重要根源。

春秋战国以庶代嫡诸侯王形象分析——以《史记》为视角

春秋战国是我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特殊历史时期,这一时期血缘宗法制瓦解,礼制崩坏,社会用人价值观从"任人唯亲"向"任人唯贤"转变,不论是国君还是臣子都不再严格遵守嫡长子继承制,庶子们得以突破嫡长子继承制的束缚,通过嫡死庶代、恃宠夺嫡、弑君夺位等方式成为了诸侯王。同样是以庶子身份继位的诸侯王们,在执政期间却对人民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中刻画了不同类型的以庶代嫡诸侯王形象,体现了司马迁的批判精神和民本思想。

“巫蛊之祸”性质再论——以西汉太初元年至后元二年夺嫡斗争为中心

"巫蛊之祸"是汉武帝晚年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自太初元年(前104年)到后元二年(前87年)共18年间,以戾太子为首的卫氏集团、以李广利和刘屈氂为首的李氏集团以及宦官扶持起来的赵氏集团展开了夺嫡斗争。外戚势力是在皇权与宗室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受"择权在君"思想的影响,武帝立嫡不坚,更加剧了夺嫡斗争的惨烈性。"巫蛊之祸"的实质是李氏集团利用江充与刘屈氂里应外合灭太子,以实现夺嫡,抢占权力制高点。

“天朝”与“蕃国”之间:齐梁品位结构与政治体制中的嫡皇孙

南朝齐梁时期,面对政治体制困局所导致的宗王对皇位继承秩序的威胁,朝廷开始重视嫡皇孙的地位。其集中表现,便是在爵位、仪仗、车驾、朝位、个人任职资格、国官僚属任职资格等品位结构中的各类位阶上加崇嫡皇孙。与此相对应,萧齐时期还在观念中完成了对嫡皇孙的身份塑造,使嫡皇孙兼具了“天朝”与“蕃国”两种身份。一方面,“天朝”与“蕃国”之间的身份地位,同时确认了嫡皇孙的皇位继承权和宗室参政权,与品位结构层面的加崇相互配合,体现了品级、等级与观念的一致性,凸显了嫡皇孙的嫡嗣身份,提高了嫡皇孙与皇太子的地位,形成了一套用于稳定皇位继承秩序的制度、观念机制。另一方面,在具体施行过程中,受政治局势的影响,上述制度、观念机制也经历了选择与调整,最终在梁后期得到完全行用。对嫡皇孙加崇现象的考察,有助于我们理解南朝政治体制的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