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国继承制度看嫡长制的形成

(一) 关于我国古代的继承制度,历来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礼记》认为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传子与传弟并行的制度,即所谓“大人世及以为礼”。而《孟子》则认为三代均实行传子制,即所谓“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万章上》)汉代学者们在两说之间搞了个折衷,认为殷礼“传弟”,而周礼“传子”。清末学者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进一步论证了汉儒们的主张。其功绩在于他第一次认真地研究了商代的继承制度。

制度之困嫡长继承制度的窘境及突破

制度有盛衰,陷困境亦不罕见。以中国古代嫡长传承制度言,自创设到运行,历陷困境。千年行制,宁修补不更易。其显示的是以古为圣,以古为鉴,以古为证的制度行为特色。这种以传统为资源的创制、行制、改制,虽有借鉴、获取资源之便,但也时陷制度于困。清雍正突破传统面向现实,废旧制创新制,一招解困,其行为为走出制度之困提供了有益启示。

中国君主专制政体下的皇位嫡长子继承制新论

嫡长制继承制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它对于减少政治继承中的冲突、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有序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符合儒家思想的家族本位观念和最低政治目标，因而被视为专制时代皇位继承制度基本的和理想的形式，并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获得了政治文化方面的“卡里斯玛”合法性。然而，这种非智能型选择方式又会直接导致君主的权力与实际政治能力之间的脱节与矛盾，从而对于中国君主专制政体内部自我调节机制的发育成长以及专制政体的内部矛盾运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嫡长之制与我国古代王权的合法性建构

从制度之礼的层面来探讨礼与王权合法性的建构,主要从名分制度与嫡长制度两个方面着手。从名分制度来说,它强调礼制秩序中的每个人各负其责,各安其分,时刻意识到个人永远是生活在制度、社会中的人,使个体对于整体礼制秩序形成一种制度性的惯性依赖,这为整个王权秩序的存在奠定了基础。不仅如此,名分制度还渗入到民众的生活层面,成为"日用之常",从符号到意义全面指引人的内心与行为,从而激发民众对最高权力支配地位这一既成现实的内心认可,奠定统治的合法性的心理基础。从嫡长制度来说,其要旨就是以制度的形式来对继位之君的合法性提供了程序规范,以血缘的先天决定性来确保最高权力能在一个家族内和平传承。在一个王朝的守成时期,最能证明嗣位之君合法性的是他们独一无二、卓而不群的家族血脉和谱系。在儒家观念中,嫡为贵,长为尊,嫡长子被认为血统最为纯正,地位最高,身份最尊,因此,嫡长继承制度是从程序规范的层面来构建王权的合法性。

也谈清代秘建储君制度

清代的秘密立储之制，由于必须突破嫡长制下储君基本固定于某人的局限，才有“秘密”可言，实现其以秘密方式立储的目的，因而同时又废除嫡长制，不拘嫡长选立皇储。它扩大了太子的选择面，可以择优而立，雍正以后实行秘建储君制度，也确实把择优做为立储的重要因素。乾隆就是被优选而立的储君，对以后乾隆治世的形成也起过重要作用。这种做法也避免了嫡长德才有缺者继位所造成的消极影响。这一做法，是对中国古代以嫡长原则立储制度的重要改革，是值得肯定的制度。研究清代秘建储君制度。

周代继承制的再辨析

嫡长子继承制是在商末周初确立的,它是传子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商朝前期虽兄终弟及仍常见,但主流仍是传子。不能因为有的诸侯国有传弟现象而认为周代的继承制是一继一及制。

试论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上)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嫡长制,弟及与子继是嫡长制下的两种基本传位方式。嫡长制的根本原则是嫡长子具有绝对优先继承权。殷周在王位继承制度上的共同点是嫡长子具有绝对优先继承权,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殷礼,太子死,先立太子之弟;周礼,太子死,先立太子之子。商代常态传位时期,王位更替的基本原则如下:若即位嫡长子有可传位的嫡长子,则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若即位嫡长子之太子早死,则太子之弟按年齿顺序即位,由即位末弟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若即位嫡长子嫡嗣年幼甚或无子,则即位嫡长子之弟按年齿顺序即位,由即位末弟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商代自成汤至太戊时期遵行嫡长制,从中丁至阳甲时期,废止嫡长制,争乱局面绵延数世,从盘庚至帝辛时期又回归到嫡长制。

楚国的宗法继承制与世系排列方式

东周宗法继承制以嫡长制为主,世系排列方式以直系传递、直旁系转换传递为主。但除此之外,是不是还有别的方式?有人说,鲁国的继承制是“一继一及制”,即子、弟交替继承制,楚国的继承制是“少子制”等等。本文暂不涉及鲁国,只专论楚国宗法继承制及世系排列方式的特征。

周代昭穆制度辨

昭穆制度是周代血缘关系上的一项十分独特的制度,是周代礼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春秋以来,历代治礼学者及经籍的训诂家们对昭穆制度的有关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现代历史学者及人类学者对此亦感到极大的兴趣.如李玄伯在40年代(1)、李亚农和凌纯声在50年代(2)、张光直在60年代(3),都先后对周代的昭穆制度做过研究,提出了一些见解.这些研究都有助于人们尽快揭开昭穆制度的奥秘.但是我们尚未看到这方面的最后结论,因为我们今天来看过去所做出的某些解释,不能不感到仍有不少扦格难通之处.本文试图对历代有争议的昭穆制度的含义加以探讨,祈专家及同仁指正.

试论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下)

商代的王位继承制度是嫡长制,弟及与子继是嫡长制下的两种基本传位方式。嫡长制的根本原则是嫡长子具有绝对优先继承权。殷周在王位继承制度上的共同点是嫡长子具有绝对优先继承权,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殷礼,太子死,先立太子之弟;周礼,太子死,先立太子之子。商代常态传位时期,王位更替的基本原则如下:若即位嫡长子有可传位的嫡长子,则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若即位嫡长子之太子早死,则太子之弟按年齿顺序即位,由即位末弟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若即位嫡长子嫡嗣年幼甚或无子,则即位嫡长子之弟按年齿顺序即位,由即位末弟直接传位于其嫡长子。商代自成汤至太戊时期遵行嫡长制,从中丁至阳甲时期,废止嫡长制,争乱局面绵延数世,从盘庚至帝辛时期又回归到嫡长制。

吴国继承制度剖析

关于三代的继承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孟子》主张三代传子说,而《礼记》则主张三代“大人世及以为礼”即实行父死子继与兄死弟及并举的世及制.汉儒对两说加以调和,提出殷礼传弟两周礼传子的主张.[清]万斯大宗信孟子的主张,提出父死子继为常,兄终弟及为变之说,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则进一步论证汉儒们的主张,都具有相当的影响.三说中唯独《礼记》之说似乎无人信从.主要是由于传统看法认为西周实行嫡长制,这与《礼记》的主张是有矛盾的.其实,西周是否实行嫡长制还是一个很大疑问.笔者十年前发表过一篇小文,认为西周也是实行世及制的.

重论西周一继一及继承制——王国维《殷周制度论》商榷

先周时代周人实行兄终弟及制,因此,周公据武王"乃今我兄弟相后"的意愿,即位为王。据兄终弟及制,周公理应再传位于管叔、蔡叔等其他的兄弟。但周公却力图改革,推行一继一及制,即传一次子,传一次弟,再传一次子,再传一次弟,依次类推。从而使管蔡即位为君的希望成为泡影。管蔡联合武庚叛乱,周公予以镇压,捍卫了新生的一继一及制。根据一继一及制,周公本可以传位于其子伯禽,但却传位于武王之子成王,以表明改制创新的公而无私。一继一及制在西周时期盛行了二百余年,"厉始革典",周厉王改革旧制,不再传弟而传子。此后周王朝基本上确立了"子继之法"。早在上世纪20年代末,中外学者虽然相继发现了一继一及制,但却囿于王国维西周实行"立子立嫡"即嫡长制的成见,不能对一继一及制做出正确的判断。上世纪80年代以来,更兴起了对一继一及制的否定抹杀之风。有必要通过讨论,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藩王时代,从马和到郑和

被皇帝赐姓在封建时代是一种”殊荣”,而赐给一个宦官更少见。朱棣给侍立在侧的三保特书一“郑”字赐姓,根本原因是郑和随燕王出入战阵,“多立奇功”。

周代“别子为祖”三问题考辨

别子为祖本意为别子另立门户,成为新族始祖。周代别子为祖分为两个阶段,西周实行一继一及制,别子可以是包括嫡长子在内的所有没有继承权的儿子。春秋战国之际,嫡长制趋于确立,嫡长子成为唯一合法继承人,不能再别子为祖、另建宗统,别子群体中不再包含嫡长子。杀首子习俗与长子别子为祖具有前后的关联性。宗法是宗族之法,以嫡长制存在与否或有无嫡庶之辨判断是否实行宗法制度是不正确的。与别子为祖的两个阶段相对应,周代宗法制也呈现出两种不同的形态,西周幼子是大宗的实际继承人,长子别子为祖成为小宗,兄卑而弟尊;春秋战国后,嫡长子成为大宗继承人,兄尊而弟卑。

试论秦国稳定君储的措施

和同时代东方各大国相较,秦国君储的稳定是一重大政治特征。本文通过史料排比、分析,归纳总结出秦人稳定君储的七大措施。

嘉庆嗣位考述

清嘉庆帝颙琰,在乾隆17子中排行第十五,且出自庶妃,若按汉族封建王朝所沿用的嫡长建储法,其嗣位希望几近于零.但清王朝在皇位继承上有其自身特点,且变化很大,而颙琰众多兄长之不同境遇,也给颙琰得嗣大位造成了种种机遇;加上他自身的努力,特别是在“勤”、“俭”、“仁”、“慎”四个方面涵养甚深,终于脱颖而出,被乾隆确立为储君而承继大统.通过对嘉庆嗣位的考释,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清代建储制度发展演变以及嘉庆为人为政的认识.

先秦继承制为选择继承说

谈到先秦继承制度,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到“殷尚质,兄死传弟;周尚文,父死传子”,这是风靡史坛的传统说法。近年来,史学界异军突起,部分学者又提出了种种新说。笔者旧时笃信旧说,但在对继承制度的起源和流变进行一番探研之后,发现包括传统说法在内的诸说虽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却又无不失之偏颇。故不揣谫陋,兹提出先秦继承制为选择继承新说,讹误之处,恳请读者与海内方家教正是幸。

宗法制研究综述

关于宗法制度的研究是我国古代史,特别是先秦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由于宗法制对我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思想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不少史学论著都有对它的阐述。建国以后。

辽朝皇位继承史事考

辽朝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传统世选制影响由强转弱和嫡长继承观念由弱变强的过程,两者是一退一进、此消彼长的关系。本文通过耙梳史料、钩沉史事,对辽代皇位继承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分析了传统世选制的残留遗迹和嫡长继承制的确立过程,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契丹人汉化的一个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