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嬗代史事探微

魏晋嬗代一直是学界关注的重点,讨论颇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魏晋嬗代过程中一些关键事件和人物的考订,分析了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的原因和依靠的主要力量。对司马师在魏晋嬗代中的作用和功业进行了考证和阐释,并对齐王攸地位的形成过程提出了新的解释。

论神圣言说与公共言说的嬗代——“言”“语”概念与古代文论

先秦时代的文学思想受言说方式的影响明显。中国早期文论的言说方式经历了微妙而深刻的变迁,从最早的神圣言说演化成公共与世俗的言说,彰显出先秦文学观念从神祇崇拜到人文兴起的过程。孔子开创的言说方式对商周时代的言说方式进行了改良,开启了后世文论的言说方式。孟子、庄子、刘勰、钟嵘前后接续,将神圣言说敷衍成一种公共话语体系,同时又传承了其中的神圣价值,从而使中国文论形成了不同于其他国度文论的特质。

汉魏皇权嬗代与士人心态

汉魏皇权嬗代是一较长的历史过程,从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建立霸府直到公元220年曹丕登上皇位,达24年之久。汉魏皇权嬗代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动乱不安的时期,同时也是士人活跃的时期,士人在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对于汉魏皇权嬗代这一重大政治变动,士人表现出了支持、反对、由不适应转向适应的三种心态。在汉魏皇权嬗代的不同阶段,士人的心态也在发生变化。士人心态的不同,除自身因素外,与汉末的政治形势和思想领域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士人对于皇权嬗代的心态不同,影响到他们的政治行为,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政治命运。

从“大一统”到“正统”：《史记》《汉书》民族传比较视野中“华夷观”的历史衍变与嬗代整合

《史记》与《汉书》中的民族列传以汉族为主体视角记录下西汉一代“中原—边疆”的“华夷”关系,但历经两汉政权嬗代中“大一统”到“正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转型,史家所持“华夷观”亦呈现出从“同源共祖”到“种别域殊”的衍变,而通过编撰体例、战和态度、民族地位间的比较也不难看出《史记》在“大一统”环境中讲究以族群调和为主要内容的华、夷共处意识以及《汉书》在“正统”论下强调治夷、变夷为策略的“抑夷”态度。

魏晋嬗代原因再探

曹氏三祖时期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策,思想界儒学回归的趋势,以及以极端理想主义的道德对抗权力的倾向,都促使正在形成的门阀士族中的士大夫群体向司马氏集团靠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魏晋嬗代过程中的选择。

立晋社稷与魏晋嬗代

本文主要论述司马昭时期立晋社稷与魏晋嬗代的关系,通过这一历史事件的背景了解到司马昭立社稷的政治时机。进而通过史料推演出立晋社稷的政治意义,以及禅让前曹魏官员晋官化,军队的晋军化的问题。

辽东之役与明清嬗代--辽镇由“盛”转衰探源

明清辽东之役,自万历四十六年(1618)后金起兵至崇祯十五年(1642)明军惨败松锦,凡二十余年。明朝国力耗尽,并陷入国内外两线作战而亡。辽东设镇为明初扩张之需要,因远处海隅,故皆为军事编制。洪永两朝全面推行卫所屯田,源于国家军事化,由于军队落后本质,实未能自给自足,转成社会负担。辽东军屯兴于永乐,坏亦在永乐。既因征战而改变守屯比例,亦因将官奴役隐占,致使士卒贫困逃亡,田亩流失,额粮锐减,其走向衰败乃势所必然。

从侨土嬗代到吴会之争:孙吴文学本土化与世族文学兴起

根据历史进程和文学发展,将现在可以考知的49名孙吴文人分为前、中、后三期,能够鲜明地发现侨土嬗代的演进趋势以及孙吴文学从侨土融合到全面本土化的进程。在江东文学的崛起过程中,出现了吴会之争,吴郡文人后来居上,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世族文学群体。不同于汉代世族的经学传家,吴郡世族的文史成就斐然,尤以文学名世,开启了东晋以降门阀士族的尚文之风。

褚渊:从宋明帝的顾命大臣到齐高帝的佐命功臣

刘宋时期出身高门士族的褚渊,父子两代联姻皇室,深受宋明帝的信任,被委以托孤之重任。但他却投靠权臣萧道成,辅佐萧道成灭宋建齐,由宋明帝的顾命大臣转变为齐高帝的佐命功臣。其客观原因是刘宋晚期政治腐败、积重难返,其主观原因则是当时门阀士族普遍而浓厚的家族利益高于国家利益的观念以及褚氏家族利益至上的传统。褚渊在萧道成建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褚氏家族赢得了荣华富贵。但褚渊的行为与传统儒家忠君思想背道而驰,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讥讽。

《求才令》释证

曹操在建安后期发布的三道求才令,都是有实际内容的用人教令。建安二十二年令列举了五类人才,其中四类都是曹操实际选拔叙用的对象。建安后期选举拔用人才,是经常性的和制度化的,也是在求才令的指导下进行的。求才令与曹操谋划禅代的活动的关联,只能从宽泛的意义上言之。

东西对峙视野下的周初战略部署诸问题

以“夷夏东西说”解读商周时期历史进程,可视为以殷商为代表的东部势力与以周族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对峙态势。商周嬗代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一次重大胜利。周公东征延续了西部势力的胜利,并使东部势力彻底臣服于西部势力。周公分封诸多重臣于东土、营建洛邑调整周王朝上层权力结构等政治手段,大抵可视为周公应对东部势力的战略举措。周初政治军事格局变化与发展的根本动因在于东西对峙因素的发酵与影响。“夷夏东西说”亦反映出中国古代军事战略与政权嬗递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裴炎与武则天冲突的原因、性质及影响

唐周嬗代是中国中古历史由贵族中心走向寒族中心、由武人政治走向文治的重要事件,对唐代社会影响深远。裴炎作为拥唐势力和关陇贵族残余的代表人物,与对武则天的斗争恰是社会转型时期相权与皇权、贵族与寒族矛盾冲突的集中体现。裴炎被杀成为唐周嬗代的转折点,从而进一步稳固了武则天执政的大局。

清人词体发生诸说检讨

清人根据各自对词体特性的认识展开对词体发生问题的探究与解说。从“学”而言,清人大体上将词体发生时间定在盛唐至五代,并认为词体由诗与乐府衍变而来。关于词体生成方式,清人主要有“文体代嬗”与“音律递变”两种观点,其中以“音律递变论”为主流观点。从“术”而言,清人探究词体发生问题的着眼点主要在文体和音乐两个向度。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上,清人注重文献实证,同时又能对不同视角的观点博观约取、汲异补正,显示出崇尚实证的学术路径与包容通变的学术思想。

论陈郡袁氏在魏晋时的政治选择

魏晋时期,政局经历了两次变革,其一是魏亡晋兴,其二是晋室南渡。袁氏在建安时入曹仕宦,在曹马之争中经历了犹豫徘徊转而支持司马氏,促成了亡魏成晋的历史进程。永嘉之乱后,朝局为门阀士族所掌控,袁氏积极与其配合以确保门第不坠。袁氏在魏晋时的政治选择在当时的士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丰富对士族政治的认识。

班固阴阳五行思想论析

在东汉儒家经典谶纬化解说的大背景下,班固粉饰新朝与西汉的血脉接续关系,运用的理论就是已经完全成熟的阴阳五行学说。班固运用阴阳五行学说要解决三个问题:论证刘氏政权是上承尧后和正统嫡系之运,借阴阳五行的灾异感应现象以警示东汉政治施行王道,借齐诗的阴阳五行注经方法评论汉朝后宫干政引发外戚夺权的乱象。其目的是为了宣扬汉德、匡正汉主和挽救时弊。

论司马氏对曹髦之死的应对——兼论葬仪之议中的刘贺记忆

曹髦的军事冒险打乱了司马氏夺权的计划,而如何应对由此引发的政治危机成为当务之急。司马氏对于曹髦的历史定位经历了从"民"到"公"的转变,而这种转变与司马氏对曹魏政权中其他势力的安抚有关。为营造出为曹髦"法外开恩"的氛围,司马氏集团将曹髦与西汉海昏侯刘贺相比较。

民族伦理文化变迁史观的检视

民族伦理文化是不断变迁的,但变迁并非全是革新、优化,也包括某种脱化与退化。代嬗史观、进化史观、进步史观等理论范式对民族伦理文化变迁的解释存在解释力不足的问题。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解释便是立足于社会民众、统治阶级以及思想家本人的"现实生活过程"。

旧将焉在:晋末宋初北府的权力重组

东晋末期,以刘牢之自缢为标志,旧有北府最终走向解体。直到刘裕京口举义,击败桓玄,北府方得以重建。从刘牢之到刘裕,北府内部不仅权力主体发生变动,其权力结构也与昔日迥然有别。在刘牢之统领时,北府尚未形成严格的统属关系。刘牢之虽名为北府领袖,实则并无权力节制所有兵力,最终亦因此为桓玄所败。刘牢之死后,北府旧将或被桓玄收编,或流亡至十六国北族政权,依违于南北之间。刘裕逐灭桓玄后,以刘敬宣、司马休之为代表的流亡北府将领得以重返故土,凭借其在北府兵中的号召力,被刘裕授予显职,但终究实权有限。而旧有北府松散的权力架构,也被刘毅、孟昶等京口新贵继承。北府存在的权力分化倾向,始终与刘裕重树皇权的集权需要相冲突。义熙年间,通过讨伐刘毅、诸葛长民、司马休之等人,刘裕将北府军权集中于一身,同时在地缘层面将北府统治扩大到长江上游。北府中的旧将与新贵,最终被整合进以刘裕为主导的集权体制内,而北府的集权化转型,也为刘宋皇权专制与中央集权提供了军事基础。

商周铜器“一首双身纹”拾遗

一首双身纹是商周铜器上常见的主题纹饰,学界以往对此缺乏系统梳理与专题讨论。而对于这一纹饰的研究,有助于从长时段考察商周青铜文化的阶段性演进,并深入理解殷周贵族共同的神祇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