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后人工生殖所育子女利益的法律保护——以国内首例父亲工亡后试管婴儿索赔抚养费案为视角

司法者在处理“父亲工亡后试管婴儿索赔抚养费”这一典型案件时,创新性地将体外胚胎认定为“准胎儿”,确认了死后人工生殖所育子女与死亡配偶之间的亲子关系,对其损害予以充分地救济,体现了司法者对“潜在的人”的最大保护。在法律缺失的背景下作出此判决,为我国死后人工生殖以及体外胚胎的立法提供了裁判指引。为了消除司法者在法律适用过程中以结果为导向,突破现有规则的潜在质疑,必须以合理、正当的法理为基础,对该裁判所涉胎儿利益延伸保护与亲子关系认定两大法律问题进行深入论证。

德国家事诉讼中子女利益保护人制度及其启示

20世纪80年代,德国学术界掀起了子女利益保护研究的热潮,家事案件确保子女最佳利益的理念被社会认同。在相关理论研究的推动下,德国建立了子女程序保护人制度,以保障家事诉讼中子女权益不会陷入危险境地。修改家事诉讼法时将程序保护人名称改为程序辅佐人,并进一步明确了程序辅佐人的法律地位、权限和任务,从立法上强化了子女利益保护人活动的正当性。我国家事诉讼中子女利益的保护明显不足,应借鉴德国的法律经验,完善我国现有的婚姻法立法或司法解释,确保家事诉讼中子女利益不受侵害。

韩国法院离婚案件处理机制中子女利益的保护及其启示

韩国家庭法院在处理离婚案件时确保子女利益最大化。在协议离婚程序中,家庭法院通过离婚指导制度或专家咨询制度促成离婚夫妻达成有利于保护子女利益的离婚协议。在判决离婚程序中,通过子女问题解决会议及父母教育活动,努力促成当事人之间就子女抚养、探望权行使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我国无论登记离婚制度还是诉讼离婚制度,均未真正落实子女利益优先理念,对此,有必要借鉴韩国的立法和司法经验,对我国的离婚制度进行完善。

非常态亲子关系中子女利益保护探究

非常态亲子关系是父母子女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子女利益最难以保护的状态 ,非常态亲子关系中的子女利益的保护具有现实意义和世界意义。但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上还存在很多问题 ,在研究领域也缺乏重视。找出立法和司法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

德国探望权纠纷解决制度中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

德国探望权纠纷解决过程以实现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为原则,对此,立法上规定了不同的制度。为确保子女恰当地表达意见,法律上设置了程序辅助人制度,以使子女的意见获得正确表达。为了防止行使探望权时发生不利于子女福祉发展的情况,立法上建立了探望交流中的第三人制度。如果父母一方拒绝另一方探望子女,法院可以作出剥夺监护权的决定。我国探望权纠纷解决机制缺乏子女利益保护的理念和实务惯例,对此,有必要借鉴德国经验完善我国相关制度。

争夺子女抚养权，子女利益最优先

家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的李女士和丈夫到法院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财产分割和其他方面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就女儿的抚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视角下的惩戒权重构——对中国亲子法中惩戒权问题的思考

"狼爸""虎妈"的出现使得人们对子女惩戒权问题的关注与日俱增。在处理父母对子女的教育问题上,惩戒权问题的厘清对于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规制父母的惩戒权,切实保障未成年子女的权利,无疑是各国亲子立法追求的目标。通过对父母惩戒权及其法律规制的历史和现状研究,中国在以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为视角进行惩戒权的重构时,不仅要有公法高度,也要有私法落实;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时也必须进行本土化的考量。

子女利益最佳原则下的婚生子女否认之诉

婚生子女否认之诉涉及婚姻当事人、未成年子女以及生父的合法权益,在各种利益的冲突与平衡中,应当优先保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不过,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不仅有历史变化,而且也呈现出具体的案件差异。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涉及其血统知悉权、经济上的被抚养权、社会发展权等多个内容。这些不同的内容可能在不同的案件中对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产生不同影响。为此应以具体化分析为基础,厘定婚生子女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诉权行使的限制等。

浅析离婚案件中子女权益保护问题--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角度出发

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问题在社会离婚率节节攀升的背景下越来越突出,以历史分析法研究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历史必然性,以法律解释法来考究我国现行有关制度,以比较研究法来辨析国外相关立法沿革,分析当下离婚案件中的司法实务,我国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权益保护仍存在子女意愿未被充分采纳;抚养费金额不足且给付缺乏保障;探望子女仅为父母的权利而非义务;父母双方有关抚养问题达成的协议缺乏实质性审查等不足。分析其形成原因,对实体法层面保护未成年子女权益的相关立法和司法提出几点建议:(一)在离婚诉讼中为未成年子女指定诉讼代理人;(二)增大抚养费变化弹性以及实施强制支付措施;(三)父母探望权的义务化;(四)以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为出发点加强离婚协议的实质性审查。

离婚后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的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我们的社会观念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人们的思想随之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人们追求意识的自由但反而对家庭的守护观念淡薄了。在现在社会,离婚现象越来越普遍,夫妻离婚的案件也越来越多,但是离婚所带来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离婚后的家庭对孩子的冲击是巨大的,因此我们需要对离婚家庭的未成年子女的利益保护进行研究,进一步减少他们所受的伤害。

变更抚养关系案件中未成年子女利益之保护

在变更抚养关系纠纷案件中存在离婚父母在较短时间内频繁变更孩子抚养权等问题,凸显出目前我国在处理该类案件过程中对未成年子女利益保护之不足:一是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时对子女利益和意愿重视不足;二是对父母之间达成的变更抚养关系协议缺乏相应的评估;三是确定抚养权归属的基础缺乏充分性。对此,应坚持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法官应对父母就变更子女抚养权归属达成的协议进行再评估,引入社会调查制度,夯实抚养权归属三方面来加强对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保护。

论亲子鉴定申请司法审查要件的检视与完善——基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展开

亲子鉴定申请的司法审查与程序启动涉及子女的切身利益,其对于血缘真实主义的价值追求应受到限制,且以子女最佳利益作为首要考量因素。从亲子鉴定申请司法审查要件的适用现状来看,其存在一般性审查要件的适用刚性不足、对于子女利益保护的司法审查缺位、“欠缺合意型”申请的审查要件适用紊乱等问题。为贯彻子女最佳利益原则,有必要明确程序性要件、证明必要性要件在亲子鉴定中的适用内容,并规范法院的审查行为。同时,应将子女最佳利益作为独立的审查要件,明确其评判与确定要素,加强对8周岁以上子女的意见听审,并通过引入程序辅助人制度保障子女的意见表达。对于“欠缺合意型”的亲子鉴定申请,需论证“提供必要证据”作为审查要件的正当性,并将其证明标准合理设定为“存在合理怀疑”。

抚养纠纷案件中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首次明确规定“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这既是《儿童权利公约》“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体现,也是解释和适用儿童相关权益规定的基本指向。但是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场景不明、“长期共同生活”作为衡量因素以及不合理增加“更适合抚养”证明责任标准等问题。究其原因是受传统司法观念影响和相应配套措施不足。为此从儿童自治主体的法律地位入手,明确“最有利于未成年”的当代精神是尊重儿童的真实意思表示,并以此为标准和宗旨,分别确定衡量儿童利益最大化的因素、类型化原则适用情形和衡量因素、提出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的配套措施,以期在司法实践中既能保护儿童的基本权利,也能让儿童参与并决定与自身相关的事项。

离婚监护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最佳利益”原则的检视与完善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民族的未来。然而,近年来我国离婚数量逐年增加,失去家庭庇护的未成年子女越来越多。本文以2020-2022年河北省邯郸市两级法院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权为视角。

论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规定的缺失与修正——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切入点

我国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探望的某些规定,仍体现父母本位的思想,新近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和完善有限。“直接抚养”的规定实际上创设了父母的权利。探望权的主体仅限于父母,这是从父母利益角度出发作出的规定。相关立法应顺应国际上亲子本位的立法趋势,宜确立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将父母离婚后由谁“直接抚养”子女改为父母离婚后子女与谁“共同居住”。为有效落实《民法典》关于“尊重”八周岁以上子女意愿的规定,由家事调查官调查当事人的各方面情况,撰写报告,作为法院裁判的事实依据。将“探望权”修改为“交往权”,未成年子女和不与其共同居住的一方父(母)是交往权的主体。以子女利益为本,构建独立的家事审判机制,推进家事审判的社会化,多部门联动共同破解“执行难”。

离婚协议赠与子女财产条款的撤销研究

离婚协议中的赠与子女财产条款,附随于双方解除婚姻关系这一法律行为,与身份关系交织密切。此类赠与和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紧密相关,蕴含了家庭伦理色彩和情感因素。故必须与发生在普通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赠与相区别,当事人对于离婚协议里此类条款不享有任意撤销权。由于现行法律未有具体的针对性规范否定赠与方的任意撤销权,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发挥民法基本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的作用。赠与方在离婚后、物权变更登记前请求撤销赠与子女财产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不讲诚信,置子女利益不顾,若允许其行使任意撤销权,签订离婚协议原希冀带来的各方利益平衡将被打破,难以起到保护弱势一方的作用。

我国代孕子女监护权确认问题研究

代孕在我国系违法行为,但自代孕子女出生的事实确定那一刻起,其已经属于应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自然人。我国现行立法无法满足代孕子女监护权的保障,且司法实践、现实需求与立法的绝对禁止冲突严重,究其原因是缺乏统一法律规范,且未就理论达成共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相关规定非婚生子女与婚生子女享有同等权利,代孕子女也应类推解释,基于未成年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明晰其监护权判定,并制定配套管理制度,考量核心家庭维护、阶段监护等因素保障其相关权利。

论子女最佳利益原则

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已发展成为各国家庭法在处理父母离婚后子女监护案件时的最高准则。虽然该原则其概念本身含有不确定性 ,具有多种可以不同明确表达的空间 ,但采用该原则的世界各国仍致力于列出若干决定子女最佳利益的具体准则。本文作者主张我国婚姻法应引进“子女最佳利益”原则作为处理子女监护问题时的最高指导原则 。

论完全代孕中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认定——从“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出发

完全代孕是指由受术妻子提供受精卵,由代理孕母孕育分娩子女的过程。完全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应以"子女最佳利益"为指导原则。学界关于代孕所生子女身份归属的认定标准有"分娩说""当事人意愿说""子女最佳利益说"和"血缘说"。四种学说各有利弊,都不足以作为代孕子女身份归属的法律标准。本文在综合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修正的意思表示说,即在国家公权力监管下,基于子女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尊重当事人意思自由的同时对意思自治进行必要限制。

论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价值定位——子女最大利益原则

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问题是我国婚姻法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对于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立法,首先应以婚姻法的价值定位为蓝本确定其基本原则,子女最大利益原则作为非婚生子女法律保护的基本价值定位和最高指导原则,我国立法应依据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完善我国亲子法的立法,实现对非婚生子女更为全面和彻底的法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