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性别与家庭保险市场参与

父母和其所塑造的家庭环境对子女成长有重要作用,子女反过来也对父母和家庭的经济决策产生影响。基于CHFS数据库2019年的数据,通过建立probit和tob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育有男孩较多的家庭持有保险的可能性降低,但保险市场参与程度更深。在调节效应检验中,发现购买新房的计划会加剧子女性别对家庭保险参与的负向作用。因此,应倡导“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正确生育观念,提高家庭保险市场参与。

子女性别与家庭商业保险参与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持续偏高,给家庭经济决策带来一系列影响。探讨我国家庭子女结构与商业保险购买的相关性,对我国保险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运用Probit模型探究子女性别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子女性别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未婚男孩将激励家庭参与商业保险;进一步研究发现:“为儿买房”机制将削弱未婚男孩对家庭商业保险参与的正向影响;在异质性分析中,子女性别影响家庭商业保险参与存在地区、家庭储蓄率水平和保险险种差异。本文根据实证结果对家庭商业保险的发展提出建议,一是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二是深化性别平等的观念;三是创新保险产品,促进保险产品多元化。

独生子女性别会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吗?——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的研究

通过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研究发现,独生子女(第一胎)性别可以影响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独生男孩对父母的二胎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而这种影响对城市居民和父亲更显著。本文通过交互项分析得出收入、父亲抚育子女时间、教育开支和房价是独生子女性别影响居民二胎生育意愿的因素,居民收入和父亲抚育子女时间的提高可以显著促进独生男孩家庭的二胎生育意愿,教育支出和房价则会抑制二胎生育意愿,其中教育支出的抑制效应随着年龄增大而增大,房价只对45岁以上群体才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提高收入、增加育龄人群闲暇时间、稳定房价、减轻育儿成本特别是教育支出有利于二胎政策的全面顺利实施。

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中国农村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

代际转移动机对公共项目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货币转移则是代际转移的重要和常见形式。国内对于子女性别和孩次对代际转移影响的研究处于空白状态。通过采用利他主义和交换假说两种理论模型来定义代际转移动机,从农村地区父母的视角分析子女性别、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转移动机有显著的影响,而子女性别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考虑农村地区子女的孩次对代际货币转移的影响,从而提高公共资源的效用。

地区差异、子女性别偏好与农村家庭金融行为——来自CGSS2013数据的证据

农村家庭中子女性别偏好与地区差异成为家庭财务决策中的重要影响因素,社会习俗对家庭财务决策的影响超越了预算限制或消费冲击的影响,通过Probit模型对CGSS2013的8 596户农户数据进行了分析,采用IV-probit回避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模型比较和控制变量得出稳健性回归。结果表明,农村家庭金融行为表现出"重男轻女"特质,拥有男孩的家庭对未来金融投资活动表现活跃,这种关系导致农村家庭在不同地域的金融活动存在差异,拥有男孩的家庭中金融活动是否发生不存在地区差异,但存在活跃程度高低的差别。

子女性别、住房数量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文章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缩写CHFS)数据,以住房数量作为中间机制,实证检验子女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只有女儿的家庭,有儿子的家庭会更倾向于持有多套住房,故家中抚养儿子更有可能挤出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异质性分析发现,在城镇家庭、大中型城市、人口性别比偏高和中老年群体中挤出效应更为显著.文章结合我国高出生性别比和高房价共存的特征,给予了"有限参与"之谜一个新解释.

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数据,利用工具变量、基于Tobit模型探讨了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每多抚育一个男孩,家庭持有房产套数将显著增加,且家庭房产价值额及持有房产面积同步显著增加。基于家庭男孩比例指标展开的回归结果亦一致、稳健。子女性别对家庭房产配置的影响主要集中在有18~34岁适婚成年子女的家庭和中等收入家庭。动因分析表明,相较于子女教育,男孩越多或男孩比例越高的家庭以子女结婚为目的新购住房的比例显著增大。应警惕由子女性别差异引致的房产增持降低家庭资产多样性,进而引发家庭短期抗风险能力下降。

中国农村家庭储蓄行为研究:基于未婚子女性别结构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2009年农村住户调查的微观截面数据,重点考察农村地区未婚子女性别结构对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0-14岁子女性别结构对家庭储蓄率无显著影响,15-24岁未婚女性占同年龄段子女总数之比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负相关,而15-24岁未婚男性占比与家庭储蓄率呈显著正相关;分收入阶层及分位数回归表明子女婚事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显著大于对高收入家庭的影响;性别比失衡显著提高了有15-24岁未婚儿子的家庭的储蓄率,并显著降低有15-24岁未婚女儿的家庭的储蓄率。文章依此提出降低性别比、改变农村婚娶习俗和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等政策建议。

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低保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子女性别影响分析——以湖北省的实证研究为例

中国步入老龄社会,老年人口,特别是低保老人的晚年生活主观满意度及影响因素成为社会必须关注的话题。基于《完善社会救助制度》课题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比较分析了子女性别组成不同的低保老人生活满意度情况。低保老人感到生活满意者的比例略高于不满意者,有孩子的低保老人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没有孩子的低保老人;在有孩子的低保老人中,儿女双全的低保老人生活满意度最高,仅有儿子的低保老人与仅有女儿的低保老人生活满意度大致相当,不存在显著差距。认为应关注无儿无女低保老人的生活状况,实行低保的分类救助,给予无子女低保老人有效的政策性保护;提高性别平等意识,促进社会性别主流化,保障女性的正当权益;全面推进"六个老有",构建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家庭建设,树立和谐家风。

子女性别、数量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影响的实证分析

在中国农村家庭成员构成中，子女数量普遍偏多，且男女比例很不协调，对家庭消费造成了较大影响。通过对中国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变动与子女性别、数量的数据整理，调查研究两者之间的定性、定量关系，分析两者之间存在联系的原因，揭示了子女数量性别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提出促进中国农村居民消费增加，培育和开拓农村消费市场的措施和办法。

孝道风险感知:子女性别有影响吗?

孝道问题是家庭养老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由子女向父母提供养老支持是人类社会规避养老风险的制度化策略,既有的相关研究侧重于分析子女在孝道支持行为与资源方面的差异,缺乏从父母即接收者的视角来考察孝道的主观风险感知。当代社会的孝道观念及其实践的全民性、普遍性、不可预测性以及不确定性使它具备了现代风险的特征,由此我们可以引入斯洛维奇关于"风险感知"的经典定义分析中国老年父母的孝道风险感知问题。本研究基于CGSS实证数据考察子女性别对老年父母孝道风险感知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养儿防老的逻辑仅在农村样本得到部分验证,即只有儿子的数量对于降低农村父母孝道风险感知具有显著作用;而对于城市父母,女儿在降低孝道风险感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否有女儿以及女儿的数量都能够显著降低城市父母孝道风险感知水平。子女性别对老年父母孝道风险感知影响的研究发现,其与行为领域中发生的孝道支持的子代性别变迁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说明长期的孝道实践变迁在逐渐改变老年人的孝道期望。随着性别平等化以及家庭人口结构的变迁,父母可能会逐渐改变传统"养儿防老"的风险规避策略,转而强化对女儿养老的期望与认同。

子女性别与父母劳动供给——基于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

使用2012、2014以及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简称CLDS)考察了子女性别差异对中国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利用第一孩性别的外生性,发现生养男孩会显著增加父母的劳动时间。具体来说,子女处于幼年成长阶段时,儿子会减少父母的劳动投入;子女处于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分化阶段以及结婚阶段时,儿子会显著增加父母的劳动时间;而当子女家庭趋于稳定之后,子女性别对父母劳动时间的影响不再显著。还通过定量的方法,验证了当子女处于接受义务教育阶段时,社区教育状况对子女性别影响的协同作用;同时还发现了当子女处于结婚阶段时,父母会由于“助儿买房”而增加劳动时间的证据。

母亲男孩偏好和亲子沟通的关系:子女性别的调节作用

以653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母亲为被试,通过问卷法探讨了母亲男孩偏好和母子亲子沟通的关系,并考察子女性别在其中可能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1)子女为非独生、流动儿童;受教育水平较低、家中有2个及以上孩子以及所测查的孩子排名第2及以上孩子的母亲具有较高水平的男孩偏好;(2)子女性别对于母亲男孩偏好和母子亲子沟通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对女生而言,亲子沟通随着母亲男孩偏好的增加而显著下降;对男生而言,母亲男孩偏好并不能显著预测亲子沟通。结果揭示了母亲男孩偏好对于母女亲子沟通的负面影响,提示了在强调男女平等的背景下,男孩偏好依旧值得重视并着力改善,特别是在孩子人格塑造和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作为主要照料者的母亲更应得到关注。

子女性别偏好在世界主要国家的表现及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分析

以世界价值观调查为依据分析全球主要国家的子女性别偏好现象,结果发现亚洲、非洲、部分南高加索地区的国家存在男孩偏好,部分欧美国家则存在女孩偏好。男孩偏好强的国家有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有较差的健康状况和较低的幸福感水平。对子女性别不存在偏见的国家则有更好的社会发展指标。研究认为:通过立法保证人们的经济安全,在基本需要满足后鼓励人们追求幸福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容易形成正确的生育观念;促使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变也能加速生育观念的变革。

子女性别对城镇居民股票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2017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研究子女性别对股票资产配置的影响效果及机制。运用中介变量储蓄率和家庭人均房子数对子女性别影响股票资产配置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结果发现:有男孩的家庭具有较大的购房压力,通常会增加储蓄率去购买需要高投资的住房,从而对股票资产产生挤出效应;在家庭总资产一定的情况下,较高的储蓄率也会对股票资产产生挤出效应;男孩家庭股票资产持有率显著低于女孩家庭。异质性分析发现:家庭总资产越高男孩对股票资产持有抑制作用越强;户主为青年的家庭男孩对股票资产持有抑制作用越强。

子女性别对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基于CMDS2016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使用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数据,运用OLS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子女性别即家有男孩(18岁及以下)对已婚流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家有男孩对父代的劳动供给有激励效应。基准回归模型设定下,OLS回归结果显示,家有男孩的父代周工作时长平均多出0.68~1.0小时,根据Tobit回归结果计算的边际效应显示平均多出0.76~1.14小时。异质性分析发现,家有男孩对乡-城流动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有显著的激励效应,而对城-城流动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影响不显著;家有男孩对四大经济带流入人口的父代劳动供给激励强度存在差异,激励效应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为,京津冀地区〉长三角地区〉其它地区,而珠三角地区效应统计不显著。

子女性别与母体卵巢癌风险关系的研究

目的即使有过一次生育史的女性相对与从未生育的女性而言，也会明显的降低其卵巢癌的发生率，但妊娠究竟如何降低卵巢癌的发生率目前并无定论。本研究认为，由于所孕育子女性别的不同会明显的改变母体激素的环境和水平，这也许与卵巢癌的发生率有关。方法患有卵巢癌的经产妇女（n=511）与正常的经产妇女（n=1136）作为对照组，多元回归的统计方法来评估子女性别与卵巢癌的相关性。结果子女为男性的经产妇相对于子女为女性的经产妇罹患卵巢癌的几率更低。（OR=0．80，95％CI：0．58，1．10），而生育有多个子女的妇女则在罹患卵巢癌方面拥有最强的保护（OR=0．58，95％CI：0．43，0．79）。在那些生育两个子女的妇女，结论在女性生殖系统恶性肿瘤中，卵巢癌所导致的死亡率越来越高。有统计资料表明，在美国被诊断为卵巢癌的女性中5年生存率不到50％，部分原因是由于缺乏有效的预防措施和早期发现的方法。对卵巢癌病因学的深入了解也许会提示更加有效的预防策略。

子女性别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由于子女性别的失衡,通过住房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研究分析子女性别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子女性别为男孩会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参与概率和比重,而女孩则无显著性影响,子女性别对城乡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及参与比例存在异质性。因此,本研究结论对缓解“有限参与”之谜提供了新的参考。

子女性别影响家庭的借贷行为吗?——来自CHFS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研究子女性别对家庭借贷行为的影响,并使用首胎子女性别作为工作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在城市和农村,有男孩的家庭比只有女孩的家庭均持有更高的负债,平均高出31%-38%,且代际关联度与家庭负债水平呈负相关,进一步通过Tobit回归和更换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所得结果与基准回归方向一致。本文不仅有助于了解人口政策和经济转型进程中子女性别对家庭借贷的影响,还为中国家庭借贷差异提供了更丰富的微观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