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诉讼前处理子女抚养纠纷的一种新机制——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评介及其启示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是联合国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所倡导和现代许多国家处理儿童抚养和监护问题所遵循的首要原则。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设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指导和帮助分居后或离婚诉讼前的夫妻妥善处理其子女的照顾、抚养和探视等问题。澳大利亚"家庭关系中心"是处理分居后或离婚诉讼前的夫妻之子女抚养和监护等纠纷的一种新机制。其成功的实践经验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

英国的子女抚养费法律制度及其启示

根据英国法,父母无法在子女抚养费问题上达成一致时,通常应向儿童抚养机构提出申请,仅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两种申请所适用的法律规则在实体与程序上都不相同。多数情况下,子女可以通过儿童抚养机构申请子女抚养费,由儿童抚养机构根据法定的数学公式并考虑其它特定因素以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特殊情况下,子女须通过法院申请子女抚养费,由法院通过制作有关指令以自由裁量的方式确定子女抚养费数额。英国法的有关规定在子女抚养费的权利人和义务人的范围、子女抚养费的计算方式、子女抚养费的支付方式、子女抚养费数额的调整等方面对于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进一步完善具有参考和借鉴作用。

离婚案件中涉及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存在的问题及对策--以南京市六家基层法院四年(2011-2014年)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

通过对南京市六家基层人民法院四年(2011—2014年)的离婚纠纷案件判决书为样本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离婚案件中有关未成年子女抚养权归属的司法解释存在未成年子女年龄段划分不科学、缺乏对发现父母双方均有对未成年子女抚养不利因素时的处理规定和对轮流抚养的前提规定较为抽象的问题;审判实务上存在片面考虑子女现状、未成年人最佳利益原则体现不够和简单拆分多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现象。因此建议重新划分需考量的未成年人的年龄段,明确规定不应当判决抚养权归属给不利方的情形并删除隔代抚养的考量因素,修改轮流抚养的前提条件,倡导多子女抚养权归属一方抚养的审判理念。

离婚案中确定未成年子女抚养费存在的问题及解决途径

对1182件离婚案件子女抚养费金额统计调研,可见司法实践对于离婚时支付未成年子女抚养费问题存在着对抚养费含义理解的分歧、收入系税前还是税后的认定不一、降低高收入者支付的抚养费比例,无法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抚养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7条第3款规定的"无固定收入的,抚育费的数额可依据当年总收入或同行业平均收入,参照上述比例确定"来确定无固定收入者应支付的抚养费等问题,故建议将抚养费定义为生活费、教育费和医疗费的同时,排除住院医疗费和非义务教育的学费、统一收入为实际总收入、调整支付抚养费的比例为15%—30%、规定应支付抚养费最低标准,从而保障夫妻离婚时未成年子女的利益。

婚姻法中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研究

现代化开放型的社会,让人们冲破了传统道德的枷锁,同时,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发生了本质性的转变,因此,深入研究婚姻法中关于离婚后子女抚养问题,分析离婚后子女与父母关系的关系界定,讨论子女抚养费用问题,以子女利益最大化原则、完善子女抚养确认标准、健全子女抚养费用确认标准,确保离婚后子女得到相应的经济保障与良好的照顾,最大程度地保护孩子的自身权益。

争夺子女抚养权，子女利益最优先

家住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的李女士和丈夫到法院离婚，双方均同意离婚，财产分割和其他方面已经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双方就女儿的抚养权问题展开了一场拉锯战。

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实证考察

自《民法典》颁行后,父母离婚的未成年子女抚养费的称谓经历了从“抚育费”到“抚养费”之变。基于对西部地区某基层法院3年多来审判的589份子女抚养费纠纷案件的统计,发现离婚父母之间以及不同法官之间对抚养费含义的理解不同,抚养费数额确定标准适用不佳。虽不排除受到从“抚育费”到“抚养费”之变的影响,但主要原因或是抚养费制度规定较为笼统,抚养费数额确定标准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建议抚养费数额酌定应综合考量多个因素,确保《<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49条的准确适用,以未成年子女为本位实现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原则,并坚持抚养义务公平分担理念,促进当事人双方家庭的和睦。

老龄化负担、子女抚养负担与家庭人力资本投资

本文基于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建立世代交叠模型,纳入利己和利他动机,从理论模型上探究中国老龄化负担、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人力资本的影响,并选取2010-2016年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Tobit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老龄化负担和子女抚养负担均对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挤出作用,子女抚养负担的负向影响更大,且家庭存在子女数量和质量选择;老龄化负担和子女抚养负担对农村家庭的挤出作用更显著,对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家庭的人力资本投资均有负面影响;家庭中存在的性别偏好会挤压家庭对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缩小城乡、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对促进家庭人力资本投资有重要意义。

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以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将子女数量定义为子女抚养负担,采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实证研究子女抚养负担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会显著降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城镇地区、东部省份以及中高收入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的负向影响更大。机制分析表明,由于人口流动效应的存在,在人口净流入的情况下,子女抚养负担的增加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概率和占比的抑制作用有所促进。此外,子女抚养负担的加重会促使家庭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减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占比。

家庭暴力对子女抚养权归属影响探究——以美国相关制度为借鉴

涉及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日益增加,而家庭暴力在我国子女抚养权归属的立法中不具有明确的地位,家庭暴力是否和如何影响子女抚养权归属的问题亟需得到解决。在家庭暴力对子女抚养权归属影响的问题上,美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相对成熟,而且学者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更为深入。通过对美国相关制度和理论的研究和借鉴,可以为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和司法实务的科学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有益的建议。

离婚案件中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现状检视与路径破解

目前,随着我国离婚率的不断攀升,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也日益成为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难题。尽管我国新颁布的《民法典》、其他部门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规范性文件对未成年人子女抚养制定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法律制度,但在司法实践中依然存在抚养权归属争议、未成年意见表达不畅、抚养费数额过低、探望权履行不能等问题。因而有针对性地提出贯彻未成年子女最大利益原则司法理念、完善相关立法、细化抚养费支付标准、提升探望权执行等相关的完善路径。

子女抚养费如何计算

编辑同志:我小弟在三年前离婚,当时约定儿子由女方抚养,我小弟一年给付六千九百元抚养费(其中有九百元保险费)。今年我小弟长了工资,女方要求增加抚养费,还要求把单位每月发的奖金和年底发的奖金全部算到工资收入中,再以全额的40%作为小孩抚养费。请问我小弟该怎样给付抚养费?读者施云施云读者:根据我国婚姻法律的有关规定。

法国子女抚养费制度及启示

在法国,父母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数额在考虑双方的收入情况以及子女的实际需要后确定;负担抚养费的期限不因子女成年而当然停止;双方协议变更抚养费的要经过家事法官的认可,没有达成变更协议的可以向家事法官申请变更。子女在需要的时候可以提起支付生活补助费的诉讼;通过为抚养费设定担保、设置抚养费代收机构的方式来保证抚养费的执行。法国子女抚养费制度中对居所、非婚生子女的考虑以及强制执行方式值得我国借鉴。

论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

近年来,离婚率愈来愈高,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已不容忽视,从法律的角度,就我国目前父母离婚后未成年子女抚养问题的处理进行初步探讨,包括父母离婚后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关系、子女抚养的归属、抚养费的给付以及探视权的规定等。再从外国的立法与我国的立法相对比进行评析,提出作者的一些看法和见解,并对这些看法进行深入讨论,提出法律条文的修改建议。

浅析婚姻法中子女抚养问题的变化

建国后,我国共制定了两部婚姻法,分别是1950年婚姻法和1981年婚姻法.另外,1981年婚姻法于2001年经过修改.1981年婚姻法处理离婚问题比1950年婚姻法有了很大进步,同时2001年婚姻法又对1981年婚姻法作了进一步完善.婚姻法的最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处理子女问题的变化.

关于离婚诉讼中子女抚养的几个问题

为正确地处理离婚诉讼中的子女抚养问题,笔者谈点管见。一、被抚养的子女年龄段的划分被抚养的子女,可粗划为两个年龄段,即哺乳期内的子女和哺乳期后的子女。 (一)哺乳期的划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及医学常识,哺乳期以年为宜。有的地区哺乳时间较长,故哺乳期可适当延长至1年半。

谈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

谈离婚后子女抚养费的负担张迎秀人民法院审理由婚案件，关于子女抚养问题，在确定了女子随谁生活以后，接下来的就是子女抚养费的负担问题。根据我国《婚姻法》第２９条第２款、第３０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子女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１９９３...

关于父母离婚后子女抚养教育和安排情况的调查

为了解决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问题，切实保护青少年的利益，使他们健康成长，最近，我们对本县八四年的离婚案件作了一些调查。

对变更子女抚养关系问题的探讨

在审判实践中,如何正确处理因变更子女抚养关系而产生的纠纷,往往是比较复杂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产生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纠纷的原因较为复杂;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婚姻法》对于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因此,对变更子女抚养关系的问题进行探讨,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有其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