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对父母自评幸福度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观念的改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我国的代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深入研究子女数量、子女质量与父母的福祉之关系,对于厘清处于不同生命阶段的代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使用2015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考察子女数量和子女质量(以子女的年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来测量)对中年和老年父母自评幸福度(以生活满意度和抑郁度来测量)的影响,其结果发现:子女数量越多,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抑郁度越高,多子未必多福;子女的收入水平越高,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高,抑郁度越低;子女的受教育程度越高,中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度越低,但是老年父母的抑郁度越低;父母个体和家庭的资源优势可以抵消子女数量的影响,但是不能抵消子女质量的影响,子女质量对父母幸福度的影响更稳健。基于此,相关方面应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发展能力,创造更多更公平的教育机会,对子女处于受教育阶段的家庭给予更多的支持,对弱势家庭给予教育倾斜政策。

育龄收入、子女人力资本与代际经济支持——基于子女“数量—质量替代”视角

中国家庭中子女数量下降伴随着子女人力资本提升,即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效应,为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提供了新契机。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结合中介效应模型和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研究以子女“数量—质量替代”为机制,老年父母的育龄收入对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影响。研究发现:(1)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有利于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提高;(2)增加父母育龄收入有利于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转换,从而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3)对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子女数量较少和来自城市的家庭,在子女“数量—质量替代”机制的作用下,育龄收入的增加提高子女经济支持数额的效应更强。因此,畅通并促进子女数量向质量的转换机制是改善家庭养老经济支持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途径;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对完善家庭养老功能、促进中国养老事业可持续发展和提升老年人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子女数量、质量与老年人福利

研究家庭结构与老年人福利的关系对老龄人口的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运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以子女特征为视角,探讨与检验了子女数量与质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影响差异及其原因。研究发现:子女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明显改善老年人主观福利状况,而子女质量的提高,即子女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位等级的上升则能显著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且高质量子女的数量对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边际递减。进一步研究表明,高质量的儿子比女儿更容易使老年父母的生活满意。子女教育程度和职位等级的提高对城镇老年人主观福利的正向影响更大,而子女收入的增加则对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子女数量未能改善老年人主观福利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子女数量与质量间存在替代关系,二是子女数量增加将导致父母更大的抚育压力。研究结论为提高老年人福利水平以及理解当前生育政策效果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我国家庭子女结构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分析

作为养老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养老在我国当前的养老服务事业中仍占据重要地位。文章利用我国的相关调查数据,从家庭子女结构的角度,研究其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关系。根据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logistic回归和ordered logistic回归方法,检验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和数量对家庭养老功能的影响。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变量的条件下,家庭中在世男孩数量和女孩数量在老年人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上均有显著正向作用,在健康状况上有负向作用。同时,男孩和女孩在对老年人经济供养上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异。此外,研究发现家庭子女性别结构可以调节子女数与老年人生活质量间的关系﹐具体表现为儿女双全老年人的子女比非儿女双全老年人的子女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边际效用低。

异地中考、人口流动与子女教育

在我国不断推进的城镇化进程中一直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由此导致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愈发突出和严峻。异地中考不仅有效地缓解了处于成长关键期的流动人口子女的升学压力,而且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了从义务教育到高中教育的连续受教育保障。考察异地中考改革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对进一步提高城镇化质量和实现教育强国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使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考察了异地中考改革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的影响,并探究了该影响在有无流动身份和不同迁移类型的群体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以及“为教育而改变”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论是在教育机会上还是在教育质量上,异地中考改革力度越大的地区,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优势越明显。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还发现,异地中考改革力度大的地区会通过吸引更多流动人口的流入、增加子女随迁的可能、降低回迁意愿及扩大流入地教育资源供给等途径增加流动人口子女获得应有的教育机会并提高其受教育质量。

子女数量与质量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本文主要围绕"‘多子多福’是否成立"以及"‘多子多福’如何成立"这两个主要问题进行探讨。在前人关于多子多福、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代际支持的理论与实证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生育决策理论、代际支持理论和生育文化理论,运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证明子女数量、质量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正向相关关系,且这种相关关系存在性别倾向性;在深受儒家传统孝文化影响的生育观念中,"多子多福""养儿防老"代表着生育作为一种投资行为,将会影响老年人生活质量和主观幸福感,生育子女的数量越多,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就更加有保障,主观幸福感也就越高。同时子女数量、质量又通过代际支持间接影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未来应适度地将子女数量和质量最大化,将生育政策朝着向未来家庭养老有利的方向发展,重男轻女的生育思想应当有所转变,未来家庭养老仍是养老的主要方式之一,人们应该适当考虑自身的经济状况,为自身的老年生活提前做好经济安排。

“数量—质量”权衡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家庭中子女数量向质量转变的现象十分普遍,而这种转变对老年人居住安排具有重要影响。本文使用2015年CHARLS数据并结合二元Logit模型和多元Logit模型分析家庭中子女"数量一质量"转变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结果发现:子女数量增加不仅使得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增大,同时也会缩短居住距离;而子女质量的提高则会降低同住的可能性,对居住距离的影响随老年人年龄的增长而先增加后减小,当老年人到达一定年龄后,与子女居住在同一社区或同一县/市/区的概率增加。由此可见,"数量一质量"转变将显著降低老年人与子女同住的可能性,但并不必然造成居住距离的增大。进一步分析表明,老年人与子女居住距离的缩短主要源于向下代际照顾的需要。

同胞结构对学生认知能力影响的研究——基于CEPS数据的实证研究

根据贝克尔的"子女数量—质量权衡"理论,同胞结构是影响学生认知能力的重要因素。全面二胎政策的实施,使得我国家庭内部子女构成发生转变。在此背景下,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数据(CEPS),对全样本和子样本分别进行稳健的OLS回归,发现:(1)同胞数量越多,学生认知能力发展水平越低,其中三个孩子及以上同胞构成对学生认知能力发展的负向影响最大;(2)排行中间对学生的认知能力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3)兄弟姐妹数量对学生的认知能力都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与男生相比,女生受到的影响更大。其中女生认知能力受异性同胞数量的负向影响更大,而男生认知能力受年长同胞数量的负向影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