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

子思原书各篇可分为三类,一是子思所记孔子言论,二是子思本人著作,三是弟子所记子思言论。除了原本《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外,郭店简《穷达以时》亦属第一类;属于第二类的除了见于今本《中庸》的《天命》和并见于郭店简、马王堆帛书的《五行》外,还有今本《大学》,而《淮南子·缪称训》主体部分正是子思书佚篇《累德》,亦属此类。属于第三类的有郭店简《鲁穆公问子思》以及典籍中的若干佚文。早期文献中对子思书的不同称谓,意味着不同的文献来源,称《子思》者引自《汉志》所著录的二十三篇本,称《子思子》者引自《隋志》和《唐志》所著录的七卷本。七卷本具有很高的价值,非后来子思书辑本所能相比。

孟子哲学是对子思子哲学的深化与发展——兼论子思子哲学及“慎独”与孔子的关系

子思子哲学是先秦儒家哲学的重要阶段。竹书《五行》以成德为主题,并在德之行的基础上子思子区分了“五行和”与“四行和”的两种道德境界,指明“为一”“慎独”是君子“为德”“为善”的工夫。孟子反省、深化和发展了《五行》思想,他所提出的人性善观念为四行成德提供了内在之“善”的本源。孟子又区分了君子和圣人的两种人格,并强调了四行为善说的重要性。在性善说和新四行说的基础上,孟子将子思子的忧思之心转变为四端之心,并以“尽心”为根本工夫。孟子对于《中庸》思想有所取舍,他放弃了慎独说和中和说,而选取了中庸说和诚身说。从宋明儒学来看,《中庸》的思想价值集中在中和说和诚身说上。从《缁衣》等篇的书写体例来看,子思子构造了一个二帝三王相承继及孔子传之的新王道说。孟子的王道论是先秦儒家王道论的高峰。此外,根据安大简《仲尼曰》,“慎独”本是孔子之学,其本义很可能同于《五行》的“慎独”观念;曾子和子思子不过传述和推阐了孔子的“慎独”说。

郭店楚简子思学派作品考

郭店楚简中的儒简是孔子至孟子之间的作品,其中有多篇与子思学派相关,通过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对比考证,《缁衣》《五行》《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性自命出》《成之闻之》《六德》《语丛二》八篇当归于子思学派。郭店楚简中子思学派的作品对认识先秦儒学有着重要的价值。

《子思》辑本考

子思学派是战国时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可惜的是它的代表作《子思》并未传世。本文主要做了以下三点工作:第一,对《子思》流传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其在流传过程中曾先后出现三个名字,即《中庸》《子思》《子思子》,且篇卷数不同,有个逐步亡佚的过程;第二,对《子思》现存的七个辑本逐一作了考订,并比较了各本的优劣;第三,认为现存《子思》辑本皆非善本,有重辑的必要,并提出了重辑《子思》几点建议。

试论公仪休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

子思学派是战国时介于孔孟之间的重要儒家派别,但除了子思和子上二人外,学界对子思学派成员的构成尚难达成共识。对相关史料的钩稽,公仪休极可能是子思学派之成员。公仪休的为官之道及不与民争利的思想,在现在看来仍具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郭店《缁衣》的形式和思维中的子思思想之特质

20世纪末年郭店楚简等新出土文献问世后,新的知识与见解也随之而来。笔者基于此新知见,对孟子性善论的形成过程有一系列论考。本文即其中探讨《子思子》,特别是《中庸》的古层(即被称为"中庸古本"的部分)与《缁衣》部分的内容。相对于《论语》追求"不言实行","中庸古本"与《缁衣》则追求"有言实行",将"言"与"行"对称起来论述。《中庸》的"言顾行,行顾言"和《缁衣》的"可言不可行,君子弗言。可行不可言,君子弗行"就是典型代表,都是以"名"所附随的"合宜性"为行为标准来进行思考的产物。这种思考是子思思想的初期特征,其间对人之内在的关心比较稀薄,显示了与《中庸》新层(即被称为"中庸新本"的部分)所叙述的"诚"的思想之间的差距。

《孔丛子》与子思生年问题

《孔丛子》载有大量孔子和于思的对话,但是,学界普遍认为于思在孔子去世时年龄太小,无法亲受孔子之道,从而怀疑《孔丛子》的史料价值。《史记·孔子世家》等几种子思生年的说法均不能成立。伯鱼比颜回早卒,颜回的卒年是考察子思生年的下限时间。颜回卒于公元前491年(鲁哀公四年),子思生年不会晚于此年。

子思五行说的来源

子思创建的五行说,为儒家的修身、教化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持。子思五行说的主要来源有三:首先,原始的自然五行说在春秋战国时代的广泛流行,为子思五行说的形成提供了思维范式的借鉴;其次,孔子对《洪范》意义的阐释,从天道思想中寻求礼的支持的思路,开启了子思五行说的理论基础;最后,曾子的五行说把五种孝行与身体结合起来,直接促进了子思五行说的出现。梳理子思五行说的来源,有利于进一步彰显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早期儒家传承谱系。

儒家心性工夫论之建立——曾子与子思的工夫论

曾子作为孔门后劲,通过三省的工夫将儒家心性工夫论予以了基本确立,而"慎独""诚意"等工夫论都可溯源于他。子思则通过"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模式为儒家心性工夫论确立了基础,因而儒家的心性工夫就在于如何"率性"。为此,子思特别重视"诚"的观念,天道是诚的,因而人道也应当是诚的。人道之诚,就是通过"慎独""诚意""节欲"等工夫使自己"喜怒哀乐之未发"的中之心"发而皆中节"达到和。

子思作《孝经》说新论

《缁衣》、《中庸》、《坊记》、《表记》出自《子思子》，已由郭店楚简的发现得到证明。 《李经》与《缁衣》等四篇好在“子曰”之后引《诗》《书》，风格相同，当属同一时代，同一作者的作品。 《论语》中孔子多言《诗》《礼》而罕言《书》，与《子思子》判然有别。用《诗》《书》发挥孔子思想，应是 子思的创造。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退而与万幸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继承了子思学 派的传统。《孟子》原有《说孝经》等“外书四篇”，《史记》等都曾引用。《说孝经》当是《孝经》成书于 孟子之前、孟子论述其师门所传《孝经》的证据。郭店楚简内多处论孝，与《孝经》相表里，表明孝是 子思学派论讨的热点之一。

试论子思遗说

子思将西周政治理论的"天命论"转释为人性根源,并标举"中和说"以将"情感"与"德目"相联系,儒家学说遂能推极于自然而归本于人事。"五行论"则以《礼记·表记》为坐标,知子思以水火土比附于父母,但尚未有严格之"五行即五常"的思想。"仁义内外之说"可藉《中庸》以窥子思"成、诚"尽性的学说,确立人性美善并得自然扩充、内外一贯、本末终始的体系,铺陈出严密的、动态的、内外相拓复相制约的人性论,为孟子性善之说,奠立了重要基础。20世纪初,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近世学术界治古文字学及古文献学的学者,藉此方法获得不少新结论。然而,研究简帛佚籍之中的思想史问题时,因涉及抽象观念的分析、思想体系的比较,以及思想流派的发展等三方面的问题,并非简单标举"以地下之新材料补正纸上之旧材料"一语即可,"二重证据法"能有多少效用就值得怀疑。若先就传世文献及思想史发展之大势考察子思的遗说,再一一检视出土简帛文献的内容,将可以更为慎重、精准地重新勾勒先秦儒家思想谱系。

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辨析——以《中庸》、《五行》篇为中心

郭店楚简中有大量儒家简,其中的"仁内义外"之说引起了理解分歧。本文结合《中庸》及郭店《五行》篇的相关内容,阐述了子思学派仁义内外说的独特内涵与哲学意义,认为仁义从根源上说是天命于人的内在本性,为人性之内涵与本质;但从人伦的角度讲,仁义则是"教"之内容,是表现于外的道德行为与规范。

子思学派新探

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子思的生卒年代及子思学派的组成等相关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证。在子思生年的问题上，我们认为无论孔子逝世时子思是几岁还是十几岁，都不能把这一条件看成确定子思从学于孔子或是其他孔子弟子的标准。子思之学应该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形成的，但其中孔子和曾子无疑起到了主导作用。另外，子思学派的组成也是比较复杂的，世子应是子思学派中的一员，在思孟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礼记·坊记》连续四篇与子思、《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

《礼记·坊记》与《中庸》《表记》《缁衣》次序相承,体例相近,刘向之《别录》将其归属"通论"类。《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语,指称汉初由于典章简略,故诸儒摭拾遗简与礼事相关者加以编帙,其中,《中庸》《表记》《坊记》《缁衣》,皆取《子思子》。揆诸《坊记》等四篇所论之宗旨,乃申论礼之大本及其致用之道,而《坊记》与《大戴礼记·礼察》之内容也有重出之现象,故而《礼记·坊记》等连续四篇与子思以及《大戴礼记》礼治思想之关系如何,值得一探究竟。由于唐代编纂"五经正义"之时,《礼记》已名列其中,相关研究资料保存最多,因而讨论遂以《礼记》资料为本,再整合子思以及《大戴礼记》有关礼治思想之内容,试图勾勒彼此之思想联系状况。

子思门人弟子考释

据《史记》记载子思生有子上,子上是子思之后孔门重要的学术传承者;七十子后学中公孙尼子和世子可能是子思弟子,而主张法家思想的尸子当与子思学派无关。

子思的孝道思想及其文化意蕴——以出土文献为参照

综合考索《郭店楚墓竹简》与《孟子》《韩非子》《孔丛子》等文献得知,子思在继承孔子、曾子等孝道思想的基础上,指出孝道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品质,为个人情感的自然流露,呼吁时人"为父绝君";尝试将孝与忠系连以解决二者的矛盾,从而使孝与忠、家与国有效结合;主张选才不唯孝,而要注重贤德并举,提出"尊贤以崇德,举善以劝民"的论断。这与战国初期尊贤崇士的时代风气密不可分。作为圣人嫡传后裔,子思具有传承孔门思想文化的重任与自信。他踵武前贤,将先哲的孝道思想在系统总结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提升,孝与忠系连的尝试对后世的孟子等人产生较大的影响。

子思派《诗》学及其道德化倾向

子思、孟子、荀子代表着战国儒家中的三派,孟子代表的是王道派,荀子代表的是制度派,而子思则代表道德派。子思一派的《诗经》传本与今本《诗经》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是战国众多传本中的一种。此派于《诗》没有多少解读性的话语,而全部指向了人伦道德的兴喻与确立。《诗》在这里已不再是"礼"的说明书,而变成了修养心性、完善人格的精神法典,体现出一种新的道德理想与价值观念。

《孝经》为子思撰新考

魏文侯作《孝经传》 ,说明《孝经》至迟于战国初年魏文侯时已成书 ,在魏文侯时及以前 ,对孔子称“仲尼”者仅为《孝经》和《中庸》 ,《缁衣》《坊记》《表记》《中庸》取自《子思子》 ,为子思所作 ,已由郭店楚简的出土得到证明 ,四篇中对孝的论述与《孝经》相近似 ,而且此四篇与《孝经》在“子曰”之后引《诗》《书》 ,体例相同。郭店楚简《缁衣》的出土为这一体例的存在提供了有力的佐证。因此 ,《孝经》是战国初期魏文侯时子思将其祖孔子、其师曾子论孝的对话编撰整理而成的。

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缁衣》、《中庸》、《表记》、《坊记》、《五行》这五篇作品出自子思学派,是目前学术界分歧最小的看法,而频繁引《诗》、解《诗》、论《诗》,又是这几篇文献的共同特点。本文发现大毛公《诗故训传》已经称引子思学派的作品,由此进一步可以证明几篇备受争议的子思学派的作品均出自先秦。本文也申述了子思学派之《诗》学可以成立的理由,认为子思学派是七十子之后儒家《诗》学的集中代表。本文同时梳理了子思学派引《诗》之范围和原诗的主题,并初步归纳了子思学派引《诗》的体例,以便深入讨论子思学派之《诗》学。

《易传》与《子思子》

《周易》在中国经籍中最富有哲学意义,影响深远。相传孔子老而喜《易》,作《易传》,近人多怀疑其说,然而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周易》经传竟能证明孔子与《易传》确有密切关系。孔子嫡孙子思所著《子思子》已佚,尚有四篇存在《礼记》书内,其思想及所载孔子论《易》语,均可与《易传》印证。荀子也以《易》学著称,其学来自年辈和子思相若的馯臂子弓。《荀子·天论》的思想本于《易传》的《繋辞》,在《大略》中还直接引用《彖传》、《说卦》和《序卦》。继荀子之后,汉初的陆贾、穆生等都精于《易》学,他们或久居楚地,或本来就是楚人。这为流传在楚地的帛书《周易》经传提供了历史背景。帛书的发现和下面两篇文章的论述说明,《易传》绝不是晚出的作品,研究孔子及先秦儒家不可离开《易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