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最早法语全译本《论语导读》研究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是“四书”中《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语译本,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之作,与欧洲“中国热”及启蒙思想密切相关。该译本出版后,很快被转译为西方多国文字,其中最早出现的全译本是贝尼耶的法译本《论语导读》。由于所处背景不同,两部作品的译者基于不同的翻译目的,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耶稣会士的拉丁语译本基于传教经历和需要,试图从哲学与宗教角度解读孔子思想,以在“礼仪之争”中为其采取的“适应政策”进行辩护。贝尼耶的法译本则援儒入政,意在从政治角度对孔子思想进行阐释,以培养欧洲君王的政治美德与智慧。

试从《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看“宋明新儒家”概念之渊源

在1687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中,入华耶稣会士柏应理率先使用“新诠释者”和“无神论政客”概念来指称程朱理学家,并将程朱理学认定为有别于先秦儒学的“新哲学”。由此衍生出西方的“宋明新儒家(学)[Neo-Confucian(ism)]”概念。从概念的意义和范围来看,早期“宋明新儒家(学)”概念是耶稣会士为批判程朱理学而创造的一个消极概念,旨在说明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明新儒学对先秦经典的新诠释及其无神论倾向与原始儒学不一致,强调儒学发展中的变异,并将宋明新儒学视为可与天主教共存的世俗教化思想。其后随着中西“礼仪之争”矛盾的激化和西方对中国思想认识的深化,耶稣会士转而强调儒学发展中的继承,将宋明新儒学视为一种与先秦儒学一脉相承的宗教意识形态体系。西方对宋明新儒学从“无神论”到“有神论”的诠释变化,一方面反映了耶稣会士对宋明新儒学的态度已经从排斥转向同化,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教策略从求同存异的跨文化立场转向西方中心主义的立场。《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孤岛”历史电影的真实限度——《孔夫子》的创作策略与表达话语

在“孤岛”的特殊环境中,历史电影借取历史互动现实的策略也较为独特。以《孔夫子》为例,电影在呈现历史时采取了真实加虚构的折中策略,是为了回应民族危机的时代命题;其融合个人化、诗意化与类型化、娱乐化的电影风格,又体现出“孤岛”电影在商业语境中的创作策略;费穆还采取了多义和隐喻的策略,以谈论自我的方式勾连历史与现实,表达了抗敌救国的话语。历史电影为“孤岛”时期的民族国家意识提供了表达空间,“孤岛”历史电影的真实性也正在于人们阐释历史过程中凸显出的民族自我。

网络旧书平台的交易费用分析——以孔夫子旧书网和多抓鱼为例

从交易费用理论视角出发,指出旧书交易组织方式的演变受交易费用最小化经济规律的支配。旧书交易涉及3种主要交易费用:互相寻找的信息费用,鉴别质量的信息费用及监督合约履行的交易费用,其中鉴别质量的信息费用,进一步细分为鉴别外观质量、版本质量及知识内容质量的费用,且主要由鉴别知识内容质量的费用所决定。比较分析孔夫子旧书网和多抓鱼各自相关交易费用的相对变化,指出孔夫子旧书网通过一系列规则与中介保护制度,整体上降低了交易费用,为未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而多抓鱼的定价费用偏高,如何降低定价费用,是多抓鱼未来发展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如何以欧洲笔法刻画中国风貌

1644年,清入主中原并在全境推行新历。此书“依西洋新法”编成,起稿于明末,经耶稣会士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2—1666)修订后上呈清廷,定名《时宪历》。《书》曰:“惟天聪明,惟圣时宪。”清廷改历的同时,也把“释天之权”托付外邦,冲击了本土学术“沟通天人”的文化理想。22年后,“康熙历狱”爆发,多位旅华传教士因之遣居广州。

世界的孔夫子

钱穆先生曾言,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孔子儒家思想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中国的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理想,即“天下大同”;二是人生理想,即“君子之道”。武斌教授的新作《孔子的世界:儒家文化的世界价值》向广大读者展现了孔子是如何创建这种文化理想,这种文化理想又是如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主要代表的。在此基础上,此书进一步以丰富的史料,从全球的视角上阐述了儒家思想在亚洲、欧洲的广泛传播和深刻影响,从而呈现了一个宏大而又精彩的孔子世界。

耶稣会士眼中的“儒家”——评《中国哲学家孔夫子》

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领域,汉语学界基于本身的问题意识及语言等方面的限制,对于“西学东渐”的研究要远远多于对“中学西传”的研究。近期,由梅谦立及张西平教授主编,罗莹、汪聂才、齐飞智、郝晓霞、连杰、吴嘉豪等一批青年学者翻译,《中国哲学家孔夫子》(Confucius Sinarum Philosophus)这部反映“中学西传”的重要著作从拉丁文译成了中文,并由一贯支持汉学译著的大象出版社出版,洋洋四卷,呈现在对中西文化交流史感兴趣的读者面前。

《诗经》西传先行者——汉学家孙璋及其《孔夫子的诗经》考述

法国耶稣会士孙璋是一位会通文理中西的汉学家,他在中国40年间观天文、理财务、助外交、编字典、译经著书,为中西方跨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他的拉丁文《诗经》译本《孔夫子的诗经》是西方第一部《诗经》全译本,在《诗经》西传史上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此书结构完备,分类清晰,翻译准确,阐释独到,是值得深入探究的《诗经》译本。

当代文学史料学研究的“一孔之见”--由孔夫子旧书网现象引发的思考

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理论滞后与学术主体建设的缺失,限制了实践的进一步发展。近年来,孔夫子旧书网等交易平台成为当代文学史料新的发掘与使用之所,从侧面印证当代文学史料建设起步较晚的事实。这并不仅是一个史料来源渠道拓展、多元格局开放的问题,本文借此探讨大众影响、媒介革命与史料的辩证关系中,史料的能动性与解放意义;从研究主体与史料关系的演变脉络中,分析“历史化”及其“历史主义”方法价值之得失,并提出用“当代性”来重新激活。技术革命为当代文学史料研究的更多可能性提供了机遇与挑战,相较之下,研究主体的解放则更为任重道远。

孔子智慧的现代意蕴（专题讨论）——生活儒学对“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

杨海文认为，生活儒学预示了当代儒学发展的一种趋向，在今天，“回到孔夫子”应当是回到生活意义上的孔夫子。从“儒家全球伦理”的宏大视野看，道德金规则、和合思维、大同理想则是我们在当今这个复杂的时代中期望“回到孔夫子”的三大德性措施，更是生活儒学对于“回到孔夫子”的人文承诺。李翔海认为，21世纪是一个大变革的时代，既应以“圣之时者”的智性风貌来直面时代课题，又要注重通过“因革损益”的思想方法在综合中创新，在创新中综合，这或许是我们今天从“回到孔夫子”这个话题中得到的基本启示。王振铎认为，孔子通过编辑“六经”，将华夏旧藏典籍复活，并缔造成坚实定型的经典图书结构，形成了中华民族绵延至今的传统文化之根。作为开启华夏文化传播、促进百家文化大繁荣的宗师，孔子继往开来发展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精神，值得我们发扬光大。

MOOCs视角的未来学校及治理——孔夫子办学模式的回归

本研究是一次把中国传统教育与教育现代化最前沿的MOOCs相结合的尝试。我们研究发现,孔夫子式的独立教师模式非常适合利用MOOCs来改造今天的学校。今天的微课程本质上与MOOCs无关,但可以以MOOCs在基础教育发展的名义来获得社会的热烈响应。这次技术和创新驱动的教育变革,碰巧是从MOOCs开始,人们开始用技术和创新来重新审视教育的各个方面。互联网的出现必然导致主流教育市场出现课程市场,大规模地蚕食现有学校课程供给的地位和能力。可汗学院的微课程创新提供了中国先知先觉者又一个撬动体制对课程市场封闭的武器。微课程是一个可以打入目前教育体制这个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行者。未来千千万万的微课程可以组合成成千上百门完全的网络课程,即基础教育的MOOCs。未来,教师运用MOOCs教书,不是讲课而是成为学生的学习"保姆",提供学习过程指导,对学生学习监督,对信息资源进行组织和应用指导。教师、家长经常"见面",讨论学生成长。这就是现代孔夫子。于是,今天意义上的学校没有了,孔夫子又回来了。每个学生都有一个学习导师,或者叫"学习保姆"。这个"学习保姆"陪伴学生参加各种学习活动。学生所修学科类课程都是MOOCs。国家实行"现代孔夫子"认证制度。"现代孔夫子"首先必须按照国家的利益要求来筛选,在办学过程中还要常规性地接受国家的检查监督。未来的学校教育活动都分散在"学习保姆"即"现代孔夫子"和学生们、家庭教育"董事会"以及各种社会化的教育服务机构的活动中。这些人员和机构都可称为微观的教育当事人。这些当事人在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的约束下活动,经常性的活动也受当地政府的教育行政管理。这个格局就是未来的教育治理。"校中校"提供了从现代学校模式走向未来学校模式的便捷通道。这是目前就可以实验的。随着中国越来越富裕,教育私人产品本性日益爆发,人民会更多地要求教育的选择权。从MOOCs视角来看,未来学校完全可以做到极大地满足个人对教育的充分选择,国家也可以通过依法治教和依法教育行政来保证教育公共效用的极大化。国家将依法治教,法律规定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的作用是:制定课程和各年级学生的学习标准;规定若干意识形态上的规范;保证没有一个学生被抛在达标的教育过程之外;制定课程结构方面的规定;认证"现代孔夫子"。如果中国在教育开放上顺应教育技术的发展和人民富裕对教育日益提高的要求,那么中国教育培育的人将是:有独立思想,有创新精神,有多样化知识和训练。这样的人会帮助实现中国梦,把中国推向世界的创新中心。

《孔夫子吃饭》与新文学作家1930年代的孔子书写

《孔夫子吃饭》是郭沫若后期历史小说创作的开篇之作,是他在1935年的语境下,对《吕氏春秋》记载的"故"事进行的"新"编,其用意,除了解释史料外,更重要的是为了讽刺新生活运动的荒谬以及领袖意识旺盛的蒋介石。将《孔夫子吃饭》置于1930年代的孔子书写中可以发现,在历史小说创作系列中,该文与其他小说均做出了"还原"孔子的努力,并力图对现实进行讽喻,而其对孔子重新估量的态度,接续了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时期由陈独秀、胡适等开创的"打孔家店"的思想潮流。而在杂文创作系列中,《孔夫子吃饭》也是与此期各相关杂文的写作密切相关的一篇小说。可以说,郭沫若的《孔夫子吃饭》,隶属于1930年代新文学作家的思想与言说系列。

打倒孔家店 救出孔夫子——张申府的儒学观

面对20世纪初叶学界出现的批儒和尊孔思潮,张申府认为,对于这两股思潮应当"重新估价",即应该区分"孔家店"与"孔夫子",即区分儒教糟粕与孔子精神。在他看来,对作为儒教糟粕的"孔家店"应该打倒,而对作为孔子精神的"孔夫子"应该继承。但是,要实现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仅仅继承和弘扬这些传统并不具足,还应该针对现实问题,对儒学进行"哲学地"研究,以为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提供价值之源。即儒学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总之,"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乃张申府之完整的儒学观。

孔夫子信仰在海外华侨华人中的传播

孔夫子信仰在中国形成以后,随着华侨出国也传播到海外,并且在华侨华人社会产生很大影响,在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菲律宾、朝鲜、韩国甚至美洲、欧洲及大洋洲等地都建有奉祀孔夫子的庙宇;在印尼华侨华人社会传播过程中,曾有孔教会与三教会出现,为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对“马克思”与“孔夫子”和平共处的再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大陆,＂马克思＂充当了新意识形态最无可争议的符号,在此期间,孔子重新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和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名片。在大陆,马克思与孔夫子的和平共处或＂相互合作＂,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思想文化现象。它表明＂现代＂与＂传统＂、＂激进＂与＂保守＂等长期呈现为二元对立的关系,已经产生根本性的和解。但目前大陆的有关思想资源并未得到充分的整合和重构,甚至许多重要、合理的思想资源,仍然为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所拒斥,而许多早就被证伪的或似是而非的理论,却受着特殊保护并被反复宣传,继续困扰着国人的思想和实践。所以,本文认为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不仅需要＂马克思加孔夫子＂,更需要中、西、马三方的良性互动。本文先就马克思和孔夫子所代表的两种主张与学说及其各自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给予论述,以便为上述任务的实现做出必要的清理和铺垫。

论毛泽东笔下的孔夫子

儒家学说的创立者孔子，被中国封建统治者推崇为“至圣”的圣人，而毛泽东则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其进行了客观、公正地评价，使其恢复为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身份。孔子《论语》的思想体系是唯心主义的，但毛泽东却指出其中具有“民主性精华”。我们应该学习和继承。

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

研究一下洪秀全与皇上帝、孔夫子的关系,看一看他所创立的拜上帝教,其基本内核是属于以皇上帝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还是以孔夫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了解洪秀全以拜上帝教发动太平天国革命,到底是要在中国推行所谓“神权政治”,还是要反抗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