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诗类文献与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与否一直是《诗》学史上的一大难题,结合楚简中越来越多的诗类文献,并从古本《诗》的编集流传、孔子时《诗》的形态、主张删《诗》者的论据等角度看,孔子可能并未删《诗》。首先,古本《诗》的编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乐官最初对诗歌进入《诗》文本进行了一定的整理甚至删削,清华简《耆夜》中的《蟋蟀》和《周公之琴舞》等都启示这一点。其次,《诗》传到孔子时,整体框架等与今本《诗》差别应该不是很大。最后,《史记·孔子世家》所言“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的说法有不合事实之处;“诗三百”不是专指孔子所删之《诗》而言,它与《诗》的含义不是对立的,而是大体一致的。总之,孔子并未删《诗》,只是进行了正乐、调整篇次等工作。

由出土诗经类文献论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之说,后世讨论颇多,多本逸诗为说,这是在以传世文献为古人所能见的全部文献这个预设下或者条件下所做的工作。新近出土的郭店简、上博简,特别是清华简和安大简中的有关诗经类材料,为我们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契机。从这些材料来看,诗经类古诗确有很多佚失,选诗、编诗、删诗是存在的,孔子可能利用了鲁国乐工、乐官所用的诗本作为教科书的底本,又进行了一些整理的工作,后人将删诗归为孔子,未尝不可。不过,今存的诗经文本,未必源自孔子所用的教本;论诗根据大小序和谈美刺,也未必符合孔子论诗的方式。

明末大儒黄道周的《诗经》观论析

明末大儒黄道周在《诗经》方面造诣深厚。他以“诚正”来定位《诗经》,认为其蕴有精理奥义、旨趣可绎。同时他对《诗经》中的主要问题进行剖析,如“孔子删诗”“《诗》亡,《春秋》作”“二南之义”“郑声淫”等都提出了独特的认知。黄道周在诠释《诗经》上,汉宋交融、四家兼采,同时注重《诗经》的文学性,体现了晚明《诗经》学发展既综摄又创新的特点。

二重证据视野下的孔子删诗问题

"孔子删诗"是《诗经》学史上的重大公案。传世文献的重新解读和出土文献的利用,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献中的"诗三百"非实指其数,而是极言其多的一个"成语"。《国语》载《商颂》十二篇可证两周之际所存诗篇数目远非今比。一般认为,孔子整理《诗经》在其晚年,然据《孔子世家》,孔子47岁时已开始修订诗书。近年出土文献尤其是"清华简"中《诗经》类文献的公布,促使人们对历史上"逸诗"问题重新考虑。刘向校书时,以"中秘书"三百余篇去重留存今本三十二篇,从方法与数量上皆与孔子删诗相类。

孔子删诗说考辨及新证

"孔子删诗说"是诗经学史上聚讼纷纭的一大公案。纵观历来的争论,主要集中在逸诗的多少、《左传》季札观乐的记载、《论语》所言之"诗三百"、司马迁所言之"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正乐与删诗及孔子有无权力删诗五个问题上。通过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考辨,并结合最近整理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所提供的新证,不难看出否定论者的种种理由都不能成立,"孔子删诗说"不容置疑和否认。

《诗》本变迁与“孔子删诗”新论

"孔子删诗"说为《诗经》学史公案,至今没有定论。判断"孔子删诗"说正确与否,必须对先秦至两汉《诗》本的变迁及彼此间的关系加以梳理。依据口头诗学理论,孔子以前的《诗》本也极可能有"三千余篇",因为孔子论《诗》从乐章义转向了辞章义,故删去重复。秦汉之际,《诗》本散乱,汉儒收拾残简重加编订,但仍以孔子编订《诗》本为祖本,两者之间并无本质区别。

也谈《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问题——兼与谢炳军博士商榷

谢炳军以"王官删诗"否认"孔子删诗",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不是《诗》之"逸诗"为由否认《周公之琴舞》可作"孔子删诗"说的证据,这两个否认理由都不充分。王官删诗与孔子删诗时代不同,编辑思想不同,各有其政治、历史、文献背景,各有其用,二者并不矛盾。对出土文献中"逸诗"或《诗》本的发掘是解决孔子删诗是否将《诗》由"三千"删至"三百"的有效途径。《清华简·周公之琴舞》被认为是《诗》之"逸诗"是有道理的,它具备为孔子删取的可能性。

孔子删《诗》论争平议

古今学者对孔子删诗说的论争,其分歧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孔子删《诗》说的源起与生成,二是最早否定孔子删《诗》说的是何人,三是孔子删《诗》说可信与否的具体辨析。根据现存文献资料,此说的最早提出者是司马迁,最早的否定者是孔颖达。从古诗三千之数、孔子编选取舍的标准、季札观乐等角度考查,孔子删《诗》说可信。

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与《诗三百》的经典化源流

自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从尘封的历史中现身以来,《诗三百》的经学化过程再一次受到关注,《孔子诗论》的出现为我们探寻《诗经》的经典化源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春秋时代的礼崩乐坏推进了《诗三百》的普及,战国诸子的著作中引《诗》、证《诗》比比皆是,《孔子诗论》正是产生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孔子诗论》与先秦的用《诗》风气是密切相关的,而《毛诗序》与之是一脉相承的,所注重的都是《诗》的教化作用;《诗论》释《诗》与汉儒解《诗》的方式、内容、思想内涵又有很多差别,对《诗三百》走向经典《诗经》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孔子“删诗”与季札观乐

目前出版的各种文学史几乎都把《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季札聘鲁观乐之事作为"孔子删诗说"的反证,并据此推定《诗经》编辑的年代。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的是朱东润先生。但迄今为止,朱先生的质疑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有鉴于此,文章拟对朱先生的观点作进一步的补说。主要阐明以下几个观点:季札所见国风的顺序不可信;季札评《诗经》是孔子评《关雎》的翻版;"季札观乐"是杜撰的"史实"。

孔子“删诗”与《诗经》文本的经典化

西周康王时期出现以《雅》《颂》命名的《诗》文本,此后不断出现《诗》文本的编集,季札观乐时已经存在着很成熟的《诗》文本。到了孔子时代,礼崩乐坏的局面造成了《诗》文本的混乱。于是孔子收集各种《诗》文本,重新进行编集,这就是《史记》所言的“删诗”。孔子编集的《诗》文本主要以古本为依据,基本延续了季札观乐时的格局。孔子“删诗”的目的在于复兴礼乐,不过,就其所处时代及自身处境而言,这种愿望很难实现;其编集的《诗》文本主要用于教学,并在很长时间内是作为儒家经典而存在的。经历秦火之后,汉代四家诗不仅沿承孔编《诗》文本的传统,并且逐渐成为国家经典。

对“孔子删《诗》”之争的再检讨

通过一系列的梳理,不难发现在每一方面"孔子删《诗》"的否定论者所作的论述都是不占上风的。可是令人不解的是现在所有的报章杂志、大中专教材及学术专著在谈及"孔子删《诗》"时,竟然大都认为前人有关"孔子删《诗》"的论断已经被颠覆了,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很值得我们深思。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

走出司马迁“孔子删诗说”研究的误区

孔子“删诗”为司马迁所首倡,然而自唐代开始就不断有人提出怀疑。但由一系列考证可以推知:孔子确曾有“删诗”之举。前人提出的三点理由,都不能成立。据钱穆考证,鲁昭公二十年(前522),孔子三十岁,始授徒设教。若此论不差,则《诗经》的固定成书并具有权威当正是在这一时期。司马迁的“孔子删诗说”并没有错,乃是后人误读了《史记》。

《毛诗正义》“孔子删《诗》”观及其成因

"孔子删《诗》"由司马迁提出,《毛诗正义》开始置疑,后世多有论说。《正义》总体赞成此说,但又认为孔子之前已有亡诗、今本《毛诗》部分篇目由太师及国史编定,古诗非皆由孔子删编。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正义》延续前代成说、根据事实立论、反对司马迁等。它在唐代仍能被普遍接受,则是因为这一说法与其时孔子地位下降的社会思潮相吻合。

也说孔子删《诗》

孔子是否删《诗》?这是中国学术界争讼千年的论题。隋朝以前无人否认孔子删《诗》,唐朝孔颖达则疑孔子删《诗》;至当代则有中国科学院《中国文学史》、游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等论著亦持否定孔子删《诗》说。本文依据《论语》、《左传》、《国语》、《墨子》、《庄子》、《尚书孔序》、《史记》、《汉书》、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中舒《左传注》等丰富而有说服力的古今论据,特别是《论语》、《左传》引《诗》、论《诗》的可靠证据,充分论证孔子删《诗》。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孔子删诗”争论之我见

《诗经》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在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成书过程亦是纷繁复杂,有采诗说、献诗说、删诗说等几种说法,其中尤以"孔子删诗"的说法在学术界争论较大。为理清"孔子删诗"的来龙去脉,本文将从文本记载、孔子地位、删诗标准、孔子教学标准、逸诗收集等方面展开论述,旨在进一步阐明孔子可能只是《诗经》的整理和加工者,并未大规模删减过诗歌,真正的编订者应是周王朝的太师和国史。

从《左传》《国语》所载逸诗的属性看“孔子删《诗》”

前人对于"孔子删《诗》"的否定,虽论据众多,但实际上真正较有说服力的仅只一条,即"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的矛盾。然无论是"古诗三千"还是"逸诗"稀少,否定论者的理解都值得商榷。所谓"古诗三千"正如有的学者所说不仅带有夸张色彩,而且也是指各版本累加的总和;所谓"逸诗"也并不是整部《诗经》之逸,而只是部分显贵地区的诗歌之逸,特别是《周颂》和二《雅》之逸。由于《周颂》和二《雅》的政治地位比较高贵,本来被删的几率就不大,因此以经传所载"逸诗"之少而否定"孔子删《诗》",这样的论证也同样是不可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