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分析“孔子行教像”的流变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上的孔子像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孔子图像,且似与成体系的“孔子行教像”有密切的联系。但这类图像的起源与发展脉络模糊不清,其内部的分类和衍化也错综复杂。孔子衣镜的出土为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的材料,或许能够帮助相关研究者厘清相关图像的发展脉络,也有助于研究者从祭祀、“亚圣”之争等诸多角度丰富关于儒家美术的研究。

从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镜”看汉代儒家思想与信仰

南昌海昏侯刘贺墓中出土的"孔子衣镜",由于绘有迄今最早的孔子画像,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被誉为国宝级文物,学术价值不容估量。通过对衣镜图文内容的深入剖析,可见总体蕴涵着儒学深意,包括:以上(南)为尊、以左(东)为尊和以中为尊的方位信仰;对赤色、黄色、黑色和"五色"的信仰;以及尊师重教、男尊女卑、重人轻神与阴阳和谐等思想。故而,"孔子衣镜"毋庸置疑地展示了武、昭、宣之世"尊孔崇儒"的社会思潮。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见孔门弟子问题初探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提出“三十行教”,可以证明,最迟在汉代人看来,孔子三十岁为设帐授徒的时间。由于十七、三十等年岁在孔子生平中具有特别的意义和关联度,在引述、整齐故事之时,撰作者在颇为留意特定年龄段的意义时,疏于将这一时间点与其他相关材料相参验,从而造成了误判。依据衣镜文,“七十七”应为孔门“七十子”的准确数字,它与《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传世文献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应来自于同源权威文本,并可纠正对《史记》文本的误读。此外,“七十子”的问学,与对孔子的圣化颇有关系。衣镜文在圣化思维下的政治化眼光投射中,透现出汉代经学话语系统的气息。为我们展现了战国至秦汉以来,人们心目中,孔子与弟子们师、弟授受的一种图景。

孔子评价与文本生成——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之比较研究

南昌海昏侯墓出土的"孔子衣镜"文中,对于孔子评价的文字,来自于《史记·孔子世家》"太史公曰"部分。《孔子世家》应该是在刘贺为帝时所获得,而衣镜文的撰作,则在他获封海昏之初。比较两段文字,在"太史公曰"的文本生成中,有着重要的文化关怀。太史公的"作"建立在"述"之上,其中最为关键的"作",就是"至圣"的提出。孔子地位由此高于帝王,从而在政治文化上剥夺了汉皇帝原有的至尊地位。作为反政治主潮的做法,它为刘贺所继承,但刘贺在引述"太史公曰"部分时,有些地方有所改动。除了文字习惯的问题,最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改动与承袭中,作孔子像,称其为"至圣",隐然有着对霍光型"周公像"的否定,和对宣帝成为"至圣"的抗议,在昭、宣政治的刺激下,其间充满了感怀伤世的"《春秋》笔法"。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姓氏问题再探

按照先秦规范,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姓孔,子氏”的表达,具有“错误”的一面,但在汉代语境下,它是符合意识形态的习惯用法,并以建构在经学之上的国家典章作为依据。其中,“姓孔”这样的称谓有两种溯源路径,在“得之于祖”与“得之于天”中,从历史和神学的两个基点上,为“姓孔”的成立提供了正当性的支撑。而“子氏”的表述,除了经学话语的支撑之外,还很可能与刘贺所处的政治环境、知识背景及心路历程有关。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所见“四科十哲”问题探论

在南昌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在介绍孔子的文字中,"颜回、子赣之徒"的理念,由"四科十哲"中抽绎而出的,是汉代对于"七十子"的称谓通则,属于《论语》文本的原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等文献中的先"政事"后"言语"的序列与之不同,但它们主要不是由于《论语》文本的使用之异,而是因行文上的考量和习惯所致。而《衣镜赋》中的"□□之徒颜回、卜商","□□"应为"七十"二字,并以合文形式出现,它也与"四科十哲"及"七十子"关系密切。此外,衣镜中与孔子相配的五大弟子,应该也深受"四科"思维的影响。他们虽有五人,但应该是在"四科"系统上的一种调整,这符合汉代的文化习惯,并反映着撰作者的内在旨趣。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的弟子选配旨趣及相关问题蠡测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的孔门弟子选配,采取的是五加二的模式。笔者揣测,这可能是一种有意的安排。这种安排,一方面因孔子毕竟不是天子,故而用“世家”规格,以贴近事实;另一方面,总数为七,又不用七人直接相配,既是对其“王者”的认可,同时又是对于“素王”之“素”的一种体认。在早期儒家的弟子排序中,子张、曾子、澹台灭明作为直追“十哲”者,比之其他弟子,应该有着不一样的分量。这三位弟子的进入与编排,有着内在的寓意。这些安排,很可能都与刘贺过去的遭遇有着内在的关联,传达了撰作者的“《春秋》笔法”,与刘贺的际遇和心境相结合,能窥见某些内在的“微言大义”。

浅析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

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孔子衣镜”备受关注。从其制作时间上看,“孔子衣镜”制作时间是刘贺被封海昏侯之后。因为只有这个时间,才满足“读过《史记》”、“有漆树”、“有专业手工者”、“有足够的时间”四个条件。当刘贺“身患痿疾”被封海昏侯后,面临着南方“卑湿”,“丈夫早夭”的威胁,以及汉宣帝的监视。而“孔子衣镜”正面的西王母、东王公等纹饰则指向刘贺对长寿长生的渴望。背面的儒家内容正是利用汉宣帝重法而轻儒的性格,假装崇儒而无抱负,以减少汉宣帝对自己猜忌,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海昏侯墓“孔子衣鏡”與西漢西王母信仰

借助海昏侯墓'孔子衣鏡'上的西王母和東王公圖像,可知墓主人劉賀所處的西漢武、昭、宣時期才是西王母信仰發展的關鍵階段,具有承前啓後的特徵。既繼承了西漢早期對西王母作爲擁有不死之藥的仙人身份的定位,又開啓了西漢晚期西王母信仰興盛的局面。這種顯著發展於西漢中期的西王母信仰,突出表現在:專門祭祀場所及祭祀活動的出現;西王母發展爲神界主神;發展出與西王母相對偶之神東王公等。二位仙人圖像在衣鏡邊框的出現,就是這種階段特徵的實物憑證,體現了當時人普遍存在的'長生不死'的精神追求和'好生惡死'的生命意識。又由於西王母信仰與陰陽理論、神仙觀念密不可分,故而衣鏡邊框所繪圖案便是道家思想的體現。整個衣鏡展示的則是一種'儒主道輔'的思想格局,是西漢中期社會整體面貌的一個縮影。

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新识

近年来,关于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衣镜”的研究多围绕儒家思想展开。然而,该物件对于探讨汉代社会生死观念的转变,及这一转变在墓葬实践中的表现亦具有重要意义。“孔子衣镜”不仅是刘贺用于自我激励的生前用品,更体现着汉代时期墓穴成为死后生活场所的延续,象征着时人对灵魂安宁和福祉的追求。通过对其物质本质、摆放位置和外观细节的分析,可揭示它在辟邪与慰灵方面发挥的作用,并帮助理解汉代人如何在现实困境中寻求心理安慰和精神寄托。

海昏侯墓衣镜画传“野居而生孔子”考

海昏侯墓衣镜画传载孔子由其父母"野居而生",与《史记·孔子世家》所载"野合而生"有一字之差。墓主刘贺所处时代与《史记》成书年代相近,出土"孔子衣镜"所载是当时社会对孔子生平的认知。史料记载孔父叔梁纥与孔母颜氏"祷于尼丘得孔子",是为"野居而生",即居于野(郊)而非居于邑(城)而生。这是《史记》"野合"的本义。东汉以后传世典籍错误地解释为孔子父母未经婚嫁而"野外交合",或男子"婚过六十四"而不合礼法。历代儒家对此多有辩诬。对孔子出生的恶评,或由此次考古发现得以校正。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中颜渊、子赣、子路的“君子”组合和排序

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纹饰的七位孔子弟子,总体上遵循着“前三后四”的结构。所谓的“前三”,直接与孔子认为的理想人格“君子”有关。也就是,纹饰中颜渊、子赣、子路这三位弟子是与孔子作为固定的师徒组合出现的。他们排列的先后顺序所反映出的地位高低,是海昏侯刘贺所生活的武、昭、宣时期的一种普遍意识,而这样将三人组合并排序的依据,便是孔子提出的“君子道者三”的理论,反映在纹饰中便是他们分别为“仁者”“智者”“勇者”的形象。因此,三人依次为武、昭、宣时期汉代人眼中孔门最为重要的三大弟子,是他们学习的“君子”典范。

海昏侯墓所見《公羊傳》文句補論

海昏侯墓出土孔子衣鏡和《春秋》簡上有不少内容與《公羊傳》有關。通過文字辨析和文獻對讀,文章對目前存疑的一些文句作討論,包括“臣詑君子□必四面起矣”“立於門北”“五月壬□會□侯□子玄子明于□□□□”“師也曷附子曰”等。這些文句可以與《公羊傳》等傳世文獻互相證明。

“周室烕”与《公羊学》问题:南昌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发微

在海昏侯墓"孔子衣镜"文中,"周室烕"作为"孔子作《春秋》"的基本动因被加以提出。作为《公羊》家遗说,它存于何休之前的《公羊传》官学文本之中,为"获麟绝笔"故事的一部分。它自战国以来进入《公羊传》文本,依托于后续的解释,既为《公羊》学拓展了理论空间,也使得解经之中出现了历史性的错位。由此,"周室烕"及与之相关的"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等,带有强烈的时代印记,它们的出现,溢出了春秋时代的历史边界,却反映着战国至汉初的思想动态及时代精神,并在文本上直接溯源于《诗经》,在《春秋》作"新王"及"受命"等问题上,发展出"三统"等论断。

论海昏侯墓“孔子衣镜”图像的构图方位及空间问题

孔子衣镜图像在构图过程中,遵循着空间主体处于正位的原则。以其为主体来指向或标示左、右等方位时,虽与观察者所见的正相反,但它并非某种例外,而是规范的方位构图。这种构图由二维平面而扩展至三维的"六合"空间。在这一系统中,凤凰不属于"四灵"范畴,它的位置在上,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南。隐而不显的南北方位,成为刘贺的礼位所在。

不戴胜的西王母: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的图像表达、意义指向及相关问题

在先秦两汉时代,西王母形象的描绘有两个系统,一是以《山海经》为依托的,展现"诡形"的神性西王母,其中最重要的标识就是,作为神性符号的"戴胜".但"戴胜"问题非常多,为了回应和自洽,必须对西王母图文进行改造或重新释义.另一个则是与《穆天子传》以及《竹书纪年》相合的,以儒籍为核心的西王母,表现出常人的面貌.衣镜图像属于后一系统,并遵循着"考信于六艺"的理性精神.由此西王母形象中不仅没有任何的异相,与"豹尾虎齿"相关联的"戴胜"也被省略.

“野合”还是“野居”?——孔子出生问题再探

历来对于孔子“野合而生”有两种解释系统:一是指野外的结合;二是指违反礼数的结合。“孔子衣镜”的出现可以证明,后一种解释是不成立的。《史记》的材料来源应该是谶纬文本。其中“野合”是一种感天而生的神性书写,与为人所鄙夷的世俗之淫,即所谓“生于淫”不同。衣镜文将“野合”改为“野居”,不仅是对“野”的神圣性及文化意义的认同,也是当时经学思维下的正常取向。因为在汉代的历史书写中,“野”的场域所在不是尼丘山,而是与“获麟绝笔”高度关联的大野泽。这样一来,既与“生于淫”进行切割,以免产生歧义;同时或许也与刘贺的生长环境所带来的内在共鸣有关。

海昏侯墓出土文字材料刍议

海昏侯墓出土了简牍、孔子衣镜等语言文字材料,它们数量巨大,内容丰富,学术价值极大。《海昏简牍初论》一书刊发了部分材料和研究成果。在文字学方面,这批材料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掌握汉代的用语习惯和用字习惯,联系、推阐许多已有研究成果,发现、探究新的学术问题。文章对这批文字材料中的部分假借字、讹误字、异体字进行探讨,认为:1.许多假借字可与《说文解字》相互印证,这彰显了《说文解字》的重要性与可靠性;2.一些讹误字能同学者总结的“某与某讹误例”的校勘成果构成互证关系;3.部分异体字虽然不见于《说文解字》,但对于研究汉字形体结构改造过程有参考价值。文章还探讨了其他的相关问题,诸如“■”“■”“■”的同源等。

海昏侯墓画像中的孔子形象及相关问题探论

在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画像中,衣冠、仪态等为展现孔子形象的重要载体。画像在儒冠问题上不采用当时的流行样式,而应该是以“章甫”或古制为蓝本。在刘贺心目中,这应该更为接近孔子穿戴的“真实”面貌,是“真正”的“儒衣冠”。在衣冠确定后,在图像设计中,以“磬折”之礼来表现穿戴“儒衣冠”的孔子形象,既契合孔子的身份,又展现了衣镜的思想主题。此外,画像中的弟子们的解剑而侍,就礼制而言,展示了一种尊崇的态度。与孔门师徒皆不脱鞋的状况相结合,反映着他们立于堂,上的情形。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孔子镜屏”复原研究

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有一件(套)与孔子相关的珍贵文物,其上绘写了孔子与弟子的图像、传记。出土时因该文物的漆木结构近屏风,故暂名为“孔子屏风”;后考虑到随出青铜大方镜及铭文《衣镜赋》,又更名为“孔子衣镜”[1]。为描述方便,本文称其为“孔子镜屏”。该文物情况复杂、意义重大,本文依据考古资料、文物保护数据等绘制摹本,对其形制进行复原,并对其性质再做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