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遗说的接受及其文化意义

孔子遗说是孔子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儒门后学在接受孔子遗说时前后的原则实际上发生了变化。儒门早期以载录孔子原话作为接受的原则,这显然沿承史官载言职能的传统;孔门再传弟子以降对于孔子遗说的接受兴趣发生转移,即以掌握孔子原意为原则。这种接受虽然依据孔子所发表的言论,但难免加进接受者本人的阐释。因此,在这种阐释风气的影响下,尽管其出发点是力求把握孔子原意,但由于远离史家真实性的载录原则,这就难免会引起孔子遗说形态的转化,甚至会出现一些孔子伪说。整体上来说,这种变化表明儒门后学理论创造热情的进一步提高,也就是说,儒门后学不再满足于载录、保存文献,而是要解释、创制文献,他们希图借助这种行为来总结、完善孔门学说,以便更好地传承孔子遗说和加强学派建设。

《孔子家语》与新时代“论语学”的建构

《孔子家语》《论语》皆为孔门后学整理“孔子遗说”后的材料。《论语》是“孔子遗说”中“正实而切事”者,是孔子“遗言”的选编;《孔子家语》是其余材料的汇编,二者属于同根同源关系。《孔子家语》流传过程中,孔安国的整理和王肃的注解至关重要,为后世保存了一批珍贵的“孔子遗说”。有人怀疑《孔子家语》的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奉了唐代学者颜师古“非今所有《家语》”的说法。随着新出文献的不断面世,《孔子家语》成为人们心目中“孔子研究第一书”,在新时代“论语学”体系建构过程中理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