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学之间:论唐代孔庙碑的时空结构

唐代州县官学皆立孔庙,庙宇大成之时多立碑以述营造、纪功德,在独特庙学制度下产生的孔庙碑成为了展示地域与时代思想的重要文化景观。唐代孔庙碑借助物质与文本两种形态,在孔庙的自然空间、概念空间与社会空间中分别发挥影响,营构了圣俗混成的多元空间秩序,士子与百姓基于自身经验对此进行迥异解读,却殊途同归地达成了孔庙教化功用,推进了地方社会文教发展。而孔庙碑在安史之乱与唐宋之际的两次文体转向,映衬着文教领域依学设庙、重庙轻学、就庙兴学的观念变动,勾勒出儒学焦点转移的时代线索,为观察唐宋思想文化变革提供了细致、切实而生动的例证。

元代静江路孔庙诰封碑刊立人事考略

广西桂林市元代静江路学孔庙保存一通元文宗至顺二年(1331年)加封孔门的八道连体制文诰封碑实物。经考证,碑刻为元至元元年(1335年)由静江路总管府、路学和广西肃政廉访使司集体共同刊立,碑文由总管府推官吕侁书丹,碑阴记由路学前教授李震孙撰写,其中序文右读,颂词具有元曲韵调,题名为左读排列。这一发现纠正了过去相关文献的释读错误,新研究成果为元代碑刻研究提供了新的史学材料,也增强了静江路孔庙诰封碑的学术研究价值和文献保存价值。

以“孔庙三碑”为例谈东汉晚期的崇孔尚儒

东汉时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庙碑林的乙瑛、礼器、史晨三碑,就是记录东汉时期尊孔活动的重要历史佐证。笔者认为,"孔庙三碑"反映着东汉晚期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对此加以分析,有助于帮助我们认识当时尊孔活动的本质,也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去看待和认识孔子及儒家思想。本文拟从这一角度,就乙瑛等三碑作试探性的论述。

曲阜“孔庙三碑”艺术价值研究

我国古代碑刻具有悠久的历史,散布在全国各地,地理位置的不同、各地地域文化的差异,导致各地的碑刻风格有了独特的地域特征。文章以位于孔子故里曲阜的"孔庙三碑"为主要考察目标,分析了"孔庙三碑"的文化和艺术价值,主要介绍了东汉时期鲁地的历史背景概况,并分别从碑刻的形制、内容以及书法艺术这三个方面分析研究了"孔庙三碑"的文化艺术价值,总结了"孔庙三碑"对后世儒家思想以及书法艺术的影响。

汉隶巅峰之“孔庙三碑”

我国的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底蕴雄浑,但汉隶的产生无论从文字应用或者书法艺术角度去看,都是中华文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从秦朝后期开始的"隶变"再到汉隶逐步走向成熟,隶书的演变过程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乙瑛碑》《礼器碑》《史晨碑》三座被称之为"孔庙三碑",将中国的碑刻隶书推上了隶书的顶峰,也是"八分书"成熟的标志。"孔庙三碑"的出现也是古代文字书法的一大变革,对后世书家研究隶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是中国书法文化史上耀眼璀璨的明珠。

帝德儒风,永宣金石——唐代孔庙的层级结构与政治功能

京城、曲阜、地方孔庙构成了唐代孔庙自上至下的三级体系。京城孔庙依凭皇权最受重视,在国家政治中地位最高;曲阜孔庙是儒学"道统"的代表,但处在皇权的笼罩之下;地方孔庙是京城和曲阜的综合体,表面上是体现儒学道统,但其背后是唐帝国的皇权政统,"帝德"潜在隐藏,以"儒风"的形式展现。地方孔庙传达这种皇权下的儒学意识,是通过孔庙的选址、新建、修葺、仪式、营造环境等方式潜移默化地传播。作为孔庙重要部分的庙碑,在写作主旨上保持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一致性,和孔庙从京城、曲阜到地方形制的一致共同构成了唐帝国文化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