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东江军镇将领降(后)金及其影响——以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为中心

明朝末年,朝政腐朽不堪。在关外战场上,对后金(清)军作战鲜有胜绩,十数年间,大批明军将领降(后)金,其中出自东江军镇的将领群体地位较为独特,他们未引起人们过多关注,然而对于明清鼎革之际历史的走向,他们的影响不容低估。本文试图通过对其代表人物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人投降因由及后果的阐释和分析,来透视东江将领们在历史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从而进一步认清明清易代的历史必然性。

年轻干部赢得单位一把手信赖的要点

在承平时代,年轻干部与单位一把手的相处与战争年代（乱世）、创业时期、转折时期相比往往要更加困难,因为承平时期年轻干部的业绩考核变得不具有刚性标准,年轻干部与一把手就难以单纯凭借业绩来同舟共济,并且缔结深厚的友谊。

清王朝的缔建与红衣大炮的轰鸣

本文着重探討自努爾哈赤崛起於我國東北,以迄清初順治朝,即從16世紀末到17世紀60年代初葉,在此六十餘年間,清朝(及其前身後金國和清國),如何從使用傳統的弓矢劍戟、腰刀刺槍等冷兵器,發展為擁有較大數量的配置有相應的鉛丸和炮彈,採用硫磺炸藥以推動射擊和引爆,具有較大殺傷力的火炮和槍支,亦即一般被稱為熱兵器的裝備。

《永历实录》显误举例

《永历实录》显误,远不止百端。对全书进行一次较彻底的纠谬刊误、探微发潜,非专著莫办。这里仅举数例,以见一斑。为省篇幅,对于毋须多加考证的史实,文中一般不注出处。(一)《大行皇帝纪》显误举例《永历实录》是纪传体史书,它由一卷永历帝本纪(即《大行皇帝纪》)和二十五卷(今存二十四卷)臣僚列传组成。“纪以包举大端”,《大行皇帝纪》(以下简称“纪”)为“卷一”,是全书之纲。从其开卷的第一句话“大行皇帝讳由桹”起,错误便连续不断。

与后金合作的汉将

在研究满洲王朝征服全国的进程时,不能忽略曾与后金国及后来的清朝合作的汉人的活动。在那些著名的汉人中,孔有德(?—1652)、耿仲明(?～1649)和尚可喜(1604～1676)于1633至1634年间(天聪7至8年)相继屈从于后金国。当李自成围攻北京时,吴三桂也投降了清朝,并在清军进攻全国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从1649年(顺治6年)起,这四位将军分别占据了广西、福建、广东和云南,并巩固了清朝对整个南中国统治的基础。他们逐步在占据的地域上,建起了半独立状态的藩国。

清代宫廷抱见礼漫谈

在入关前的清朝官方文献档案和实录中,常可看到有关抱见礼的记载。抱见礼,似乎早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前,就已流行于女真上层贵族中间。据《满文老档》记载:丁巳年,……正月,闻蒙古科尔沁明安贝勒来见,初十日,于富尔简岗,与明安马上抱见。丁巳年,即万历四十五年,这可能是迄今为止最早关于抱见礼的官方记载之一。从文献材料看,努尔哈赤、皇太及时期,抱见礼的使用最为频繁。例如:天命九年,三月乙卯,初,上命族弟王善,副将达朱户。

论张献忠大西政权的革命性

在我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农民革命政权,史学界争论颇大。有的认为,根本不存在农民革命政权;有的则认为,农民革命政权的存在,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

试论皇太极四打北京

十二世纪以来,北京地区已经成为商贾辐凑、贤能云集、兵家必争之地。它是中国的心脏、中华民族的象征。要占据中原统一中国,首先要入据北京。十七世纪中期,满洲部族首领皇太极采取“伐树”之策,四次出兵攻打北京,为夺取明朝中央政权奋斗终生,诚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龙友诗歌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关贤柱的《杨文聪诗文三种校注》,包括杨龙友著作《山水移集》、《八大家诗选·杨龙友卷》、《洵美堂诗集》三种,是当前较为完整的一部杨龙友诗文集,收入了杨龙友诗歌900多首,为研究杨龙友诗歌创作的艺术成就提供了宝贵资料,更为探索其爱国思想与民族气节提供了重要依据。

王夫之《永历实录》述评

一《永历实录》是王夫之著作中有关史学方面的一种,共二十六卷,其中第十六卷已佚,实存二十五卷。它纪载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在肇庆即位至在昆明遇害,首尾共十六年(1647—1662)的史实。书名实录,但与封建时代官修的所谓某朝实录不同,它仍采用传统的纪传体,属于私家修史一类。然而也不同于一般野史。那些野史只是零星片断,东鳞西爪。王夫之的《永历实录》

孙可望占据滇黔始末

贵州和云南曾被明末农民起义军首领张献忠的继承者孙可望占据,长达十余年,其中驻居贵阳达八年之久。孙可望反抗明朝统治,杀了不少明朝官吏,被统治阶级视为“流寇”;孙占据滇黔后。

试论吴三桂的降清

吴三桂是明清之际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有的历史学家多把李自成的败亡和清廷的入主中原完全算在他的头上。于是,他成了十恶不赦的“卖国贼”,“一个引狼入室的罪人,一个为虎作伥的刽子手”。并俨然成为定论。笔者对此定论实在不敢苟同,并把理由说明如次,请教于史学界同仁。尚望赐教,以求共同探讨。

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羲——为纪念这位历史人物的四百周年誕辰而作

湯若望本人是一名傳教士,但他在明清鼎革这一特殊歷史背景下具有多重的角色意義。他因擅長天算推步和掌握制造火炮的技術而见重於中國最高當局。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和清初的順治都与他建立了極密切的關係。特别在顺治親政時期他穫得了一名西士在中國所能獲得的最高榮寵。他是明清鼎革的歷史见証人,同時也是顺治崩逝以後清朝上層權力攘奪的犧牲品。作為一個歷史角色,湯若望本身的角色意義常常為衍生出來的外在角色擔當所掩蓋,在角色与角色期望之間充滿了矛盾。 湯若望整整四十年的曲折豐富的在华經歷為研究者留下不可窮儘的課题。論者有的訿議他在華的工作不夠理想,甚至责難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方便條件促使崇禎和顺治兩位帝皇皈依上帝,这種看法恰好是未能理解湯若望的本身角色和角色期望之間的矛盾。如果說他没有成功,那不是他的过錯,而應該從中西不同的信仰原則中去尋找原因。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中國人的宗教觀念一直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能不能叫没有宗教,尚待商榷,但認為中國文化的人文特點並不以確立終極信仰為條件,則是無可争辯的事實。也可以說我們重視崇拜,不重視信仰。不敬祖宗的罪过比褻凟神明要嚴重得多。從根本上說,中國缺少有利於宗教發展的合适的土壤。佛教所以能夠在中國立足,那是因為佛教經过了漫長的中国化的过程。佛教的本義是使未覺悟者獲得覺悟,基督教則可以說是覺悟後的信仰。佛教是自性假定,从自我出發;基督教是他性假定,从上帝出發。佛教追尋的是果,基督教追尋的是因。比较起來佛教更接近中國人的傳統思維特性。正因為如此,我們寧願撇開困擾明清之際各派傳教士之間的“禮儀之争”,而對利瑪竇開其端、湯若望继其後的探索基督教与中國固有文化相融合的嘗試,給予高度評价,並充分肯定湯若望在這探索的路上所扮演的多重角色的意義。

民族英雄瞿式耜

瞿式耜(1590年—1650年),字起田,常熟人,是明代末年抗清的民族英雄。 瞿式耜在万历年间考中进士,担任永丰知县。天启年间,太监魏忠贤专权,政治黑暗,瞿式耜不畏权势,立誓“魏忠贤当权,决不做官”,遂离职家居。魏忠贤倒台后,瞿式耜被任为户科给事中,上任七个月,他接连上书抨击权贵,被降级调用。后又受诬告,被投入北京监狱,直到宰相温体仁罢职才获释放。

汗青留取姓名香——纪念民族英雄瞿式耜诞辰400周年

十六世纪末,在江苏省常熟县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坚持抗清,苦守桂林,誓死不屈,慷慨就义的瞿式耜。今年是这位民族英雄诞辰400周年,为了纪念他,《瞿式耜集》、《瞿式耜年谱》等书籍相继出版,本文就他的主要生平事迹作以简要述评,以表缅怀之忱。

在历史交叉点上失去平衡的典型形象

历史长篇小说《巾帼藩王》的作者在“意在塑造孔四贞”创作思想的支配下,用大量的篇幅写了孔四贞,给了读者比较深的印象。但是,从艺术形象的独创性和深刻性来看,笔者认为,孔四贞的形象与李定国的形象相比,李定国的形象是比较成功的艺术典型。虽然到清王朝康熙统治时期,在政策上,调整了一系列措施,使农业。

《巾帼藩王》的语言特色

有个定义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文学家是语言艺术家。这说明了语言对文学创作的重要性。音乐用音响,美术用图形;文学则用语言作为表达的手段。文学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所渲染的典型环境,所塑造的人物形象,所构想的故事情节,以及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色彩、美学观点等等,都是靠语言表达出来的。文学作品语言的好坏,决定其艺术水准的高低。

登州兵变 培养出东亚第一炮兵,却最终为人作嫁衣

1632年1月,山东登州城东春生门下,正在发生一场惨烈的攻城战。只见在春生门城楼和北侧的曲折城墙上不时有炮火射出,每次发射城下围攻的士兵便会大片倒地毙命。当攻城部队冒着密集射下的枪炮弹雨好不容易冲到城门前时,从城头飞下数个冒着火星的黑色铁锅,随即在天崩地裂的爆炸声中,涌向城门的攻城队伍尸横遍野。在春生门城楼上,一面红边白底蓝色图案的战旗迎风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