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传》杜注孔疏异义辨举隅

杜预注、孔颖达疏是《春秋左传》最重要的注疏,一般认为“疏不破注”,孔疏总是维护杜注。但这只是表象,仔细推敲,注疏之间亦有异义,故撰此短札以作辨析。《春秋》僖公五年:“夏,公孙兹如牟。”杜注:“叔孙戴伯娶于牟。卿非君命不越竟,故奉公命聘于牟,因自为逆。”

论孔颖达的比兴观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从“作文”的角度,认为比和兴是两种表现方法,在具体的疏解中,总结了比和兴的形式特征,使用了“象”和“人事”等概念,并一一指出了“象”和“人事”之间的“大义”。

孔颖达《诗》学观论略

孔颖达主持编纂的《毛诗正义》既是对汉魏六朝《诗》学的总结,也代表了唐代《诗》学的最高成就,对唐以后的《诗经》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孔颖达关于“诗有三训”、“诗是乐歌”以及对于“六义”的深入阐释,是孔氏《诗》学观中最有价值的思想,这些思想体现了唐代《诗》学承前启后、兼容并包的风格特点,预示了有唐一代恢宏开阔文化气象的征兆。另外,作为一个全新时代科举考试的必读教材,《毛诗正义》中的许多思想又吸纳和融入了初唐人的政治和文化观念,对日后的诗歌创作和诗学观念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孔颖达诗学的价值取向——对经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一种探讨

孔颖达的文论体系是在对《诗经》等经典的解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目的是将其作为理论工具,使《诗经》的教义更具客观性、合理性和张力性,重树经学的权威。他标举"诗人救世"的诗学纲领;贯通情志说,矫正汉魏六朝以来的悲情观念;赋予比兴新的内涵,使内蕴的义理外化;借重语境说诗,增加经义的可信度。这种价值取向,赋予有唐一代的文学以严肃、健康的主题,预示着盛唐气象的到来,即便是到了晚唐衰乱之世,诗人仍然不忘孔颖达的"针药"之讽喻,用心唱着挽歌。因其文论带有鲜明的经学特质,故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审美的发展,但他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文论家。

论孔颖达对儒家诗学的演绎

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的儒家诗学观,提出"风雅之诗,缘政而作"、"诗述民志,乐歌民诗"、"畅怀舒愤,塞违从正"等系列命题,倡导"承"、"志"、"持"等新的儒家诗学理念,将诗歌的审美教化功能与审美抒情特性统一了起来。孔氏还提出"诗为乐章"、"诗乐同功"等诗乐一体论,考察了诗、乐之间相互生发而又"辞变声常"的复杂历史现象,揭示了上古之乐教统诗教,春秋期间诗乐两艺分途的文脉历程。他对于音韵声律的重视和强调,推动了初唐诗坛对诗歌声律的自觉追求。孔氏"三体三用"说的提出和发挥,较为合理地阐释了诗之"六义"说的系列悬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审美意象论和意境论走向成熟。

论孔颖达《毛诗正义》的诗学思想

唐初大儒孔颖达编纂《五经正义》,其对于儒家经典的疏解诠释涵括了丰富的诗学思想,尤以《毛诗正义》为著。孔氏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本论,强调诗歌社会功能与抒情功能的统一,形成了系统的诗学体系,奠定了唐代诗学的理论基础,对唐代诗歌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孔颖达的互文修辞观发微

孔颖达主撰《五经正义》,其阐明经注之义、疏通疑义、断定误说等,皆曾借修辞观点加以论析,而“互文”修辞即其常用之方法。本文主要从词、句、章、篇等不同层面时《五经正义》所论“互文”修辞方法作一梳理阐发,以管窥孔颖达作为一名经学大师所展现的弘博的修辞学见解。

论孔颖达对魏晋南北朝《诗经》学的整合

孔颖达通过《毛诗正义》有意识地对两汉以来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诗经》学进行扬弃、规范和整合,融贯群言,剖析精当,既保存了先秦汉儒以来《诗》学研究的优秀传统,又有自身的时代特点。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了关于《诗经》学相关问题的规范和体系,促使《诗经》文本及其诠释正式进入了"大一统时代",并成为学子的教科书,登上国家意识形态的宝座。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论孔颖达对王弼易学的吸收与超越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含有丰富的思想,但系统研究至今仍付阙如。孔颖达易学以王弼《易》注为诠释蓝本。王弼《易》注的突出特色是引老入《易》,扫象阐理,以玄学本无论取代汉人以气论为基础的宇宙学说。中国思想史和易学史的发展至此而一变。孔颖达则吸收汉易及魏晋郭象的思想,对王弼易学予以重大改造,从而在更高层次上兼顾了象数与义理,综合了儒道思想,对宋代义理易学产生重要影响。

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

孔颖达编撰的《周易正义》是唐代易学诠释学的代表作。孔疏从王弼易学基本原则出发 ,吸纳了汉易象数学方法 ,以其取象与取义相结合的鲜明特色 ,对《周易》的体例、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形成 ,对《周易》所蕴涵的原理 ,作出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与解释。孔颖达的易学诠释学深刻影响了唐宋时期易学和哲学的发展 ,成为汉易向宋易过渡的桥梁。

论孔颖达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总结

本文试图比较全面地分析孔颖达《毛诗正义》对《诗经》创作艺术的理论总结,并初步评价其理论意义。重点在于描述他对《诗经》的语言形式艺术诸如:字句、篇章、重章叠唱和声韵之美的理论总结,指出其诗学指向;以及评价其对赋比兴等艺术表现形式所作的理论研究具有的历史意义。同时力求将研究对象置于经学传统、初唐诗学思潮和魏晋六朝诗学等多重坐标中显现其历史价值。

古籍译注树立语境观的重要性——谈孔颖达的“文势”说

孔颖达《毛诗正义》是唐代注释书直接继承汉代注释书毛亨《诗经诂训传》、郑玄《诗经笺》的一部极其重要著作,《毛诗正义》中多次出现“文势”(又写作“势”“文”)的名称,作者也迳直说明是据“文势”解释《诗经》原文的语意,据“文势”分析毛亨“传”和郑玄“笺”的解释.”“文势”的含义是什么,作者没有明确的界说,从其具体运用来看,大致指词义训释、措词造句的凭借以及篇章旨意、时代社会背景对词义的制约等.下面列具体例证来谈:

孔颖达易学诠释学原则及意义

作为唐代著名易学家,孔颖达创立了在易学史上曾产生过深远影响的易学诠释学原则,从而为其建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易 学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本文对其易学诠释学原则的确立及其意义作一阐述。

论孔颖达对《诗经》“六义”问题的贡献

"六义"是《诗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命题。但是对于"六义"与"六诗"的关系,以及"六义"中风雅颂与赋比兴的关系等问题,自汉代以来一直悬而不解。初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主持编撰《毛诗正义》,他广泛吸收了唐前的文学理论,以哲学思辨为方法论,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体三用"说,从根本上解决了有关"六义"的系列悬疑,"体用"说强调"六义"的经学意义,表现了服务现实的政治性,而且为其后《诗经》"六义"问题的研究起了导向的作用。

孔颖达《毛诗正义》对经学与诗学的贡献

孔颖达奉诏主撰的《毛诗正义》是一部为适应唐代治国与科举之需而诞生的《诗经》汉学的集大成之作。在孔子删诗问题及三颂体制差异等方面别有新见。在"三体三用"说、赋比兴释义、"六义"排序、《诗经》章句结构及用韵等诸方面均有创新之处,具有丰富而鲜明的诗学因素。在《诗经》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

《五经正义》的问题意识与思想宗旨——再论孔颖达统一经学的思想史意义

唐代孔颖达等人之所以能够开启经学史上的统一时代,官学地位和知识学的成就固然是最重要的基础,但根本上还是由于孔颖达等人在整理经学遗产的过程中暗自融入了文人士大夫的一段精神命脉,其所表达的民本关怀和士人主体意识自觉构成了《五经正义》最为鲜明的时代内涵,其所澄清的儒学实践性品格乃汉唐经学区别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只有联系古代士人传统,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五经正义》统一经学的原因及其思想史意义。

“孔子删诗”公案发生考

司马迁首倡"删诗"说。从孔子所言"正乐",到司马迁所谓"去其重",再到王充、项岱的"删诗",其内涵不断变化。孔颖达仍持"删诗"说,齐威最有可能提出反命题。《毛诗正义》从《诗经》的编订,从"逸诗"等角度来考察孔子与《诗经》成书的关系,这些都指向孔子"删诗"的反命题。而自六朝以来追求学术创新的思想,古文学派客观求是的精神,孔子地位的相对下降,以及《正义》体例的隐蔽性,则是反命题产生的基本条件。反命题具有重要的文化和学术价值。

《左传》“其无晋乎”补证

《左传·闵公元年》记载,晋献公使太子申生将下军,并为之城曲沃,士遂预言太子将不立,且曰:“不如逃之,无使罪至。为吴大伯,不亦可乎?犹有令名,与其及也。且谚曰:‘心苟无瑕,何恤乎无家。’天若祚大子,其无晋乎?”(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卷一一,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堂刊本)四,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877页)其中“其无晋乎”的释义仍有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