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室孔雀明王经法及其在东瀛的赓续

唐代龙王祈雨信仰盛行,唐朝皇室特别推重与龙王祈雨息息相关的孔雀明王经法,将《孔雀明王经》置于极高的位置。孔雀明王经法修持到一定程度会与广大龙王及龙族结下殊胜善缘,并得其强大的助力。《孔雀明王经》中有龙王名号190个之多,既有降雨功能又有止雨功能,此外还有护国的功能,这些都合乎唐朝统治者的需要,至唐代经由高僧义净、不空的反复重译,影响巨大,得到唐朝统治者敬信。由于这种密法仅在唐皇室推行,故而文献记载很少。会昌灭法后,孔雀明王经法隐退,走向民间。在会昌灭法前后,这种密法经由入唐求法僧携归东瀛日本,同样在日本皇室秘传,相关文献记载甚多,除唐代文献记载的祈雨功能外,又多出了息灾、驱邪祛病、安产等功能。借由日本文献,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推唐朝的孔雀明王经法之状况。

《孔雀明王经》文本的形成与密教化

佛教经典文本不仅是佛教义理、思想的载体,还包含着佛教发展历史的信息和线索,应引起佛教史研究者的更多关注。将新疆库车佛塔出土鲍威尔写本中《孔雀明王经》的文本与现存《孔雀明王经》各文本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可以看出,《孔雀明王经》现存文本的来源是由一个较小的核心文本发展而来。这个核心文本最初是由佛教两个本生故事,即比丘被蛇咬故事和孔雀王故事结合而成。写成于4世纪的鲍威尔写本中保留了这个最早的核心文本。随后《孔雀明王经》从较小的核心文本逐渐扩展成为内容丰富繁杂、仪轨详备的《佛母大金曜孔雀明王经》。这一文本扩展过程从细节上生动地再现了密教的形成发展及其在中国的传播。

《孔雀明王经》汉译本所依底本考实

《孔雀明王经》汉译本现存六部,其中号为鸠摩罗什之译本实出中土伪经,僧伽婆罗译本、义净译本及不空译本为同本异译,而失译《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与失译《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则另属不同底本。《孔雀明王经》汉译本之间的内容有同有异,将之与孔雀王本生故事互参,知帛尸梨蜜多罗译《大金色孔雀王咒经》《佛说大金色孔雀王咒经》实出两个不同底本。除去罗什本外,《孔雀明王经》之五部现存汉译本应属于三个不同来源。此经之所以会有如此多的汉译本,当与“陀罗尼”译本精准度的提升及密教在中土的发展息息相关。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来源及时代考述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一部三卷,经文保存完整,雕刻娴熟精美,众多彩绘佛经插图精致庄严,璀璨夺目,极具特色。为获知其历史渊源与具体刊印时间,经查证相关历史文献,是经为前河南博物馆建馆初期为筹备展品由省会公安局移送的开封相国寺之物,1927年至1930年间入藏前河南博物馆。经考证,其刊印时间上限应不早于明洪武十七年(1384),下限为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述略

河南博物院藏《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分上中下三卷,经折装,开本高42.3cm,宽14.7cm。此经为雕版印刷,用料上乘。经卷之中共有220幅大小不同的彩色手绘插图,色彩鲜艳,饱满,用色丰富,图中使用蓝底描金注。此《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具有明代经卷特征。

《佛说大孔雀明王经》中的唐代北方方言韵母系统

本文以义净翻译的《佛说大孔雀明王经》中的梵汉对音材料为研究对象,讨论唐代北方方言的韵母系统。我们认为,相较于《切韵》音系,唐代中期北方东部方言发生了若干语音变化,如支脂之无别,入声产生喉塞音韵尾,三四等合并有[-i]介音,个别重纽字仍保留卷舌介音,残存一等覃谈重韵等等。唐代北方东部方言与西北、中原等音系在阳声韵尾、四等介音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区别。

《夷坚志》与南宋江南密宗信仰

密宗作大乘佛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 ,经过一个相当复杂的发展过程 ,在唐代开元年间鼎盛一时 ,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青睐。许多学者认为 :由于密宗与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冲突 ,它在开元之后不久 ,很快就夭折了。其实 ,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密宗并没有因为武宗灭佛而消亡 ,它在民间依然拥有大量的信徒 ,时至宋代依然如此 ,特别是在江南则更为兴盛 ,洪迈《夷坚志》

《鲍威尔写本》文献考述

新疆库车出土的梵文桦树皮写本《鲍威尔写本》,开启了中亚考古学的现代模式。其形制是“梵夹装”,是我国书籍装帧形式的发展历程中的一个标本,其书体对于鉴别同时代的梵文文本有一定参考价值。《鲍威尔写本》医学文书是现存年代最古老的印度梵文医典,对于印度医学史流派传承研究和佛教医学史发展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鲍威尔写本》记载的最古老的骰子占卜辞,为研究探讨印度与我国新疆、西藏地区骰子占卜之间的历史互动关系提供了参考资料。《鲍威尔写本》提供了最早的《孔雀明王经》梵文文本,为研究此经典的起源提供了实证材料,对于研究佛教早期密教化发展过程以及早期密教对中华文明影响都有着重要意义。